名人故居由于在法律上很难界定，一直处在“被拆迁”的危机之中。近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国家文物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批评了当前消失的不可移动文物一半毁于建设，同时建议将修改现行文物保护法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艳阳高照，知了声声，在八月初秋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漫步在北总布胡同里，寻找据说已被拆除的梁林故居，心情竟然出乎意料地激动，对想象中的梁林故居充满好奇。在一位八旬老先生的热心带领下，终于找到了一片狼藉的梁林故居，不禁有些失落：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后，梁林故居大部分已被拆下来的破旧砖瓦代替，剩下的，就只有3个孤零零的门头架在那里，显得很单薄。而在这仅存的门头前用钢管支起的架子却让记者摸不着头脑，不知是用来修复重建，还是面临“维修性拆除”的命运。
当工作人员看到记者在拍照时，急忙跑过来强调不可以拍照；而当被记者问到“这是在修缮还是在拆除”时，则在场的工作人员一致以一问三不知带过。然而幸运的是，在这位八旬老先生的带领下，记者还意外收获了同样身为建筑学家朱启钤的故居。朱启钤与梁思成曾同为民间学术研究机构中国营造社的同事，但朱启钤的故居却被幸运地作为不可移动文化遗产保留了下来。如今，院子里已经住满了五湖四海的住户，大门口挂起了“朱启钤故居”的牌子。据老先生反映：“附近大部分名人故居都已经被拆得差不多了，保留下来的已经所剩无几，很可惜。”
城市化高速发展加剧与不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矛盾
名人故居不同于其他老旧建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在采访国家文物局时了解到，名人故居集建筑、人文和文物价值于一身，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寄托我们对名人的缅怀与敬仰之情、进行观瞻与凭吊活动的主要载体与场所。名人故居不仅是各地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是一笔极其难得的精神财富，在继承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提高民族素养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吕舟教授告诉记者，近些年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太快，人口暴增，没有可以去调整的缓冲时间，因此城市建设与不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会显得比较强烈。
为了能够更好地保护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国家文物局负责人建议：一是深入研究近现代名人故居的认定标准等问题，准确掌握名人故居的真实价值。二是加大依法保护的力度。各地应抓紧制定出台一批对重要名人故居进行保护的专项法规，特别要针对城市建设、新农村建设、基本建设中面临拆迁、毁灭危险，而又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名人故居，应将具有重要意义的名人故居及时公布为相应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避免重要名人故居及其周边环境风貌遭受建设性破坏。三是理顺管理体制，明确保护职责。各地应结合本地实际，明确管理使用单位的职责和义务，加强与各级政府的沟通，充分听取媒体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共同做好名人故居保护工作。
文物保护法为何挡不住强制拆迁的铁骑
据2011年底国家文物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结果显示，全国登记的77万件不可移动文物当中，新发现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为536001处，约有4.4万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北京地区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3840处，其中969处已经消失。统计表明，北京近1/3名人故居已被拆除。在说到大量名人故居被拆的原因时，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全国的城镇化率已经在50%以上，文物保护与建设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名人故居的保护问题就是这一矛盾的集中体现之一。特别是在城市建设中，文物保护面临着巨大压力。主要表现在一些城市在“旧城改造”中，实施“推平头”式拆迁，使众多的传统街区、文物古迹和历史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小城镇盲目模仿大中城市，原有区域和地方文化特色消退；一些文物景点游客超载，人满为患，使文化遗产不堪重负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历史文化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名人故居面临着被拆除的命运。
1982年颁布实施的《文物保护法》，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遭遇中国千年不遇的城市化大变局：一边是巨大利益驱动下的造城运动，一边是势单力薄的文物部门及文化人守望文明的抗争，结果可想而知。文物法本来可以作为保护文明的利器，但因自身一些原因尚无法阻挡一些地方强制拆迁的铁骑。
此前同济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教授卢永毅还表示，历史建筑是否有保护价值，从申报到专家开会讨论审核，完成一整套的程序需要很长时间。可能等到确定其价值时，建筑已经遭到破坏。
2011年底，国家文物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公布，北总布胡同“梁林故居”被列入新发现文物名单，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委也将其确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然而即使获得了“不可移动文物”的身份，依然无法逃脱被拆迁的命运，不过被叫做“维修性拆除”。国家文物局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专家们都一致表示，所谓“维修性拆除”、“保护性拆除”等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违背了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使不少名人故居及其历史环境遭受严重破坏，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对于已列入文保对象的名人故居还会被拆除问题，国家文物局负责人告诉记者，我国文物保护法对文物的保护和修缮等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凡涉及不可移动文物的各类建设性活动和保护维修项目等，都必须严格遵循文物工作方针，依法报批，并由取得文物保护工程资质的相关单位承担。对于违法损毁或拆除不可移动文物和文物保护单位的行为，必须依法处理。一些地方文物屡遭破坏，与违法违规的成本过低有关。根据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等行为并造成文物破坏等严重后果的，只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这样的处罚力度，在当今条件下显然难以起到惩戒作用。
梁林故居被拆事件的当事人仅处以罚款了事,这在无形中助长了毁坏文物的不良行为。
此外，吕舟认为，对名人故居价值的认识是保护的核心问题，保护的基础是产权所有者、使用者对其作为名人故居历史的珍视和尊重，是文化的自觉。否则仅从法律的角度是难以真正解决名人故居的保护问题的。
名人故居保护不仅需法律继续完善，更需民众关注
专家们普遍认为，在名人故居问题上，名人故居的保护、管理情况较为复杂，涉及建设、规划、文物等多个部门。很多名人故居因历史原因，产权复杂，管理体制混乱，居民众多，难以协调，保护难度很大；有的经过多次翻建、改造，改变过大，文物原状已不复存在。从实际情况来看，除了少数被辟为博物馆、纪念馆或者实施挂牌明示外，大多数名人故居淹没在杂乱无章的建筑之中，亟待保护。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对名人及其故居的研究还很不足，对名人故居的评价和判断还不全面。吕舟认为，对名人故居的界定与保护，不应以古代与近代作区分，需要根据价值、历史文化信息的丰富程度确定保护等级。因此对名人故居的调查、研究、评估并确定保护等级是名人故居保护的基础。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发起人何戍中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名人故居现状是：已被发现的名人故居还很少；已被发现的名人故居基本都是以正面人物为主的名人的故居；以正面人物为主的名人故居中被受到保护的又很少。有些已经被改建得面目全非，失去生活气息。吕舟也认为名人故居应尽量保持其原来面目，不应为了某些经济利益而将建筑妄加修改。同时，何戍中认为，被列为名人故居后，被展示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张爱玲故居前放置一个标志物的办法就不错。
吕舟告诉记者，其实《文物法》中都有相关规定：保护为主，抢修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保护和使用是不矛盾的，但是有一个前提，我们对它的使用必须是基于对它的理解，使用时反映名人故居价值的特征要素必须得到完整的保护，而不应因为利益需要而随便改建，造成破坏。
其实保护最终是个社会的问题，如果社会问题不解决，那么谈保护就很勉强。因此不光需要专家，更需要全社会去关注名人故居。房子拥有者自己意识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后，记者来到被保留下来的位于米市胡同的康有为故居，其周围的大部分老房子已经都被拆了，而“幸免于难”的康有为故居，除了那较为显眼的标识牌外，整个故居在一片瓦砾中，和几百米开外的林总大厦相比，是显得格格不入：故居的门楼顶上杂草丛生，从门口的5、6个电表判断，又小又破的四合院里大概住着5、6户人家，而从进进出出的住户来看，基本都是外来务工的农民工，可想而知这里内部的条件也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我们是不是像吕舟说的那样，在实现保护后，在抢修、合理利用和管理上也不能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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