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指，原名郭路生，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人，1948年生，60年代开始诗歌写作，他的诗，特别是早期作品广泛传诵于知青及城市青年中，但直到90年代，其创作成就才得到公认，是一位成绩巨大却差点被埋没的天才诗人。
提起当代诗歌，人们都知道北岛，但大部分人却不知道对北岛的诗歌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一个人–食指。食指本名郭路生，生于1948年,山东鱼台人。当时父母正行军于河北，娩后抱其行走数里,到达当地唯一医院才剪断脐带,故名“路生”。自幼聪明好学，五岁能文。极负正义感，“文革”中因救出被围打的教师而遭受迫害。1967年，19岁的郭路生拜访了当时的“走资派”、“黑帮分子”何其芳。自此，郭路生经常向何其芳请教。在此期间，郭路生还写下了被一代人广为传诵的诗歌——《海洋三部曲》、《鱼儿三部曲》等。郭路生还和一群年轻人聚会，一起聊天、唱歌、听音乐、讲故事，必不可少的节目是朗诵诗歌。此后，郭路生被加上“裴多菲俱乐部”的罪名，多次被抓受审，在学校里被划为“右派学生”，郭路生在痛苦中写下了《相信未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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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岁的食指 |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０日，赴山西插队的食指（右）在北京站。是日，他创作《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 福利院中的食指 |
郭路生1970年进厂当工人，1971年在山东济南入伍,1972年年底，其弟郭新生去部队看望，已发现他每天精神抑郁，以烟为食。1973年复员，曾在北京光电技术研究所工作。因在部队中遭受强烈刺激，导致精神分裂，住在精神病院。1990年4月住进北京福利院。一度被愚昧之人侮辱，嘲弄和背后指责，故笔名为食指。即使在精神病院里也未停止创作。
关于其精神分裂的原因，有多种说法：一说“文革”的极左思潮影响到部队，他内心的理想与现实发生了极大的冲突,诗人诗性的敏感和良知在与残酷的现实的尖锐冲突中不胜重荷；二说因入党外调学校档案里有“文革”初期他因写诗被审查的材料；三说诗人恋爱受挫。许多评论家认为，郭路生是开辟一代诗风的先驱者，其诗歌成就比北岛、顾城诸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因种种原因，郭路生长期被埋没。也有人认为，郭路生是朦胧诗人中最善始善终的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他的善终很可能将在精神病院里。
“好的声望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命运》）这种哲学悖论般的诗句对北岛影响很大。我们可以在北岛的《回答》等诗中找到风格类似的句子。
食指早期的诗歌有一种对待生活“不抱幻想，也不绝望”的存在主义的精神（虽然他那时未必知道这个名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那首《疯狗》，可以说是汉语诗歌中绝无仅有的作品。那种对生存本体反思的哲学深度，足以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某些作品相提并论。不可否认，他也写了一些平庸之作，但只要我们想一想那是个一句玩笑话就可能坐牢的年代，也就应当给予理解甚至敬意。
但历史是公正的，食指那些真正的好诗，就像珍珠，越来越闪烁出灿烂的光芒。《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热爱生命》《海洋三部曲》……这些写于六、七十年代动荡时期的诗篇，至今读来，还是那么完美，那么让人激动。在诗中，食指以一名反抗者和思想者的姿态站在大风中高歌、呼喊。他是一位时代良知和民间正直渴望的发言人，他以一个歌者的身份让自己的诗歌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春雷一般轰轰滚过,几乎可以说是感动和温暖了一代人。
食指生活年历
1948年：出生于山东朝城，母亲在行军途中分娩，起名路生。
1955年：七岁的郭路生入学，三年级时写下第一首诗：“鸟儿飞上了树梢，三八节就要来到。在这愉快的节日里，问一声老师阿姨您好。”
1964年：初中升高中的失利，让他初尝人生磨难，知道未被录取，第二天头上突然长了许多白发。
1967年：去农大附中途经农田，见到一条沟不叫沟、河不像河的水流，两岸已冻了冰，只有中间一条瘦瘦的河水，联想到见不到阳光的冰层之下，鱼儿（包括自己）在怎样的生活。写出《鱼儿三部曲》第一部。
1968年：创作黄金年，代表作《相信未来》《海洋三部曲》《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1969年：与21名北京知青落户杏花村插队。有意锻炼自己，当时十分工值一元一角，那年他挣到了二百元。
1971年：在济宁入伍，创作大量反映部队生活的诗。
1973年：2月退伍，抑郁寡欢，北医三院确诊其为精神分裂。
1975年：病愈，与李雅兰（李立三之女）结婚，七年后离异。
1976年：“文革”结束，创作《写在朋友结婚的时候》，又名《有这样的婚礼》，陈凯歌报考电影学院时曾以此诗为面试时的朗诵作品。
1978年：再次焕发诗人创造力，并首次使用笔名食指，意为别人背后的指点绝损伤不了一个人格健全的诗人。
1990年：进入北京第三福利院。每天擦楼道，洗餐具，保持最低的生活费，抽低价的烟。
1992年：获荷兰诗歌节和英国一所大学邀请，因身体原因未成行。
1993年：加入北京市作家协会，五月出版《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
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华人文化世界》以《一代诗魂郭路生》为题发表了林莽、何京颉、李恒久等五人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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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相信的未来：食指印象
● 缅怀理想与浪漫之时代
● 到精神病院送奖
● 去看诗人食指
● 感动中国的作家——食指
● 食指：将痛苦变成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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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相信的未来：食指印象
作者： 朴素
文革期间几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空白期，然而民间的创作却顽强地生长着，诗人食指无疑是其中杰出的一位民间写作者。就在16-19岁的青春时期，食指便以一代人灵魂的历程写出了《海洋三部曲》、《鱼儿三部曲》、《相信未来》等30余首为时代立言的好作品，这些诗歌不胫而走，在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中广为传颂。
近日买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食指的诗》，人民文学版《食指的诗》是迄今为止收录作者作品最多、反映作者创作状况最全面的一本诗集，所收作品既包括了食指的最新创作，也包括了他从未发表过的作品，其中不少作品在题材和风格上都和人们熟知的、由他那些著名的诗篇所代表的诗风有所不同。
《食指的诗》一书的责编王清平认为，60年代中后期，食指诗歌的出现代表了真正意义上现代诗歌在当代中国的第一次复兴，他的诗直接影响和推动了稍后出现的北岛、舒婷、多多、顾城、江河、芒克等为代表的、后来被笼统称为“朦胧诗”的现代诗歌创作潮流。食指的《相信未来》、《鱼儿三部曲》等名篇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卓越的诗歌。而他在70年代至90年代的创作也仍然保持了相当的水准。其创作成就、诗歌地位和综合影响力在当代中国诗坛十分醒目。
食指原名郭路生。1948年11月出生于河北，自幼爱好文学，深受马雅可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人诗歌的影响。长诗《海洋三部曲》第一节写于1964年，那一年，食指16岁。1967年红卫兵运动落潮，在一代人的迷惘与失望中，诗人以深情的歌唱写下了《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和《给朋友》这首诗的后两节，那是一组催人泪下之作。紧接着，在那年的冬天他又写下了那首有关冰层下求索阳光与真理的鱼的长诗《鱼儿三部曲》。可以说食指的创作为一代诗人的崛起奠定了定向的基石。他被人们称为“新诗第一人”。无疑食指是一位填补了历史空白的优秀诗人。
食指《相信未来》在那个阴云密布的时代，在人们心灵上投下了一道希望之光。尽管“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尽管“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悲哀”，人们依然用“美丽的雪花”，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现在重读依然让人动心。
食指显然不是那种摆弄智力的写作者，他的诗出自心灵的感悟与生命的歌唱。食指诗歌的独特性，在于这是几十年来中国出现的第一首在现代社会中不依赖传播媒介，而只依靠人心流传的诗歌。同时，这是当代诗第一次把情感定位转向自己、转向内心的失落状态、转向真实经验的诗歌，从而使一代人通过食指的诗，得到了经验与情感的自我认定。
食指的诗太真实了，太英雄化了。自我、世界与语言三者密不可分，诗歌方式就是他的内心与行动的方式，因此最后他必然要被撕裂，走向了“精神崩溃”的境地。正如诗人多多所说：“食指是朱湘自杀以来所有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70年以来为新诗歌运动伏在地上的第一人。
南京诗人韩东说过“诗到语言为止”，但食指的诗却不仅仅为语言所存在着，它更指向一种心灵深处的感悟与呐喊。就在食指精神分裂后，他依然充满了对人类的爱，对这个世界一往情深。食指后期的诗歌如《生涯的午后》、《在精神病福利院的八年》虽然抒写一种极端的寂寞，但骨子里依然对生活有着光明的向往。
许多评论家认为，食指是开创一代诗风的先驱者，其诗歌成就比北岛、顾城诸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因种种原因，食指长期被埋没。也有人认为，他是朦胧诗人中最善始善终的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他的善终很可能在精神病院里。
有人说诗歌已经消亡，其实诗歌远没有到它消亡的时候。诗歌的存在将与童话相似，呈示着对现实世界既定秩序的反抗。食指的诗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阅读与对照的角度，他的影响是永久的。
记住一位诗人远比遗忘一位诗人更为艰难。在这种角度上可以说：未来无法让我们相信。
缅怀理想与浪漫之时代
金晋京
最新一届人民文学奖诗歌奖颁给了两位特殊的人物：一个是1989年在山海关卧轨自杀的海子，一个是近十多年来一直生活在精神病院的食指。他们的获奖作品分别是《海子的诗》和《食指的诗》。据悉，这个奖项已经多年空缺了。
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奖颁给这两个特殊的人物呢？
食指的诗歌代表现代诗歌在当代中国的第一次复兴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食指的诗》和《海子的诗》两部书的责任编辑王清平日前向记者介绍了食指、海子获奖的相关情况。
王清平告诉记者，人民文学版《食指的诗》是迄今为止收录作者作品最多、反映作者创作状况最全面的一本诗集，所收作品既包括了食指的最新创作，也包括了他从未发表过的作品，其中不少作品在题材和风格上都和人们熟知的、由他那些著名的诗篇所代表的诗风有所不同。
王清平认为，60年代中后期，食指诗歌的出现代表了真正意义上现代诗歌在当代中国的第一次复兴，他的诗直接影响和推动了稍后出现的北岛、舒婷、多多、顾城、江河、芒克等为代表的、后来被笼统称为“朦胧诗”的现代诗歌创作潮流。食指的《相信未来》、《鱼儿三部曲》等名篇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卓越的诗歌。而他在70年代至90年代的创作也仍然保持了相当的水准。其创作成就、诗歌地位和综合影响力在当代中国诗坛十分醒目。
据悉，《食指的诗》一书刚一出版就获得了各方面的关注和好评。广大读者和众多媒体均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很高的热情。该书自今年1月问世以来，初印的一万册已基本销光。
食指：这是对坐冷板凳的鼓励
食指在北京第三福利院生活了多年。因为是“五一”，他回到北京城，除了与家人团聚外，还准备拔牙。
记者请他谈谈获奖的感受。食指说，在当前物欲横流的时代，现代人缺乏人文精神，不肯吃苦读书，不愿‘坐冷板凳’……他的诗写得并不好，奖励的不是他的诗，而是一种精神。食指还告诉记者，他现在好久没有写诗了，主要是睡眠不好，白天只能跟别人聊天，没有时间来读书。现在的脑子不像以前那么冷静，比较乱。
“相信未来”的食指可能善终在精神病院事实上，在这之前，食指还获得了一个民间性质的奖———1998年度的文友文学奖。食指还获得了一万元奖金。获奖理由是：“他在他的时代里，独立承担了一位大诗人所应承担的。”1998年8月14日下午，在北京第三福利院，食指接受了这一荣誉，没有举行颁奖仪式，《文友》副主编伊沙和一群诗友到场祝贺。
许多评论家认为，食指是开创一代诗风的先驱者，其诗歌成就比北岛、顾城诸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因种种原因，食指长期被埋没。也有人认为，他是朦胧诗人中最善始善终的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他的善终很可能在精神病院里。
海子是80年代中后期非常独特而又诗艺出众的诗歌个案
据王清平介绍，《海子的诗》是海子抒情短诗最全面的结集，编选非常精致，基本反映了海子短诗创作的全貌。
海子的抒情短诗是继“朦胧诗”之后80年代中后期非常独特而又诗艺出众的诗歌，兼具抒情性、可诵性和先锋性的风格，在当时极为罕见。然而，当时未得到与其成就相称的重视。在海子去世之后的90年代初，他的诗歌获得了广泛好评，甚至一度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海子诗歌热潮，其中包括大量的仿作和为数不多的海子抒情朗诵会。
《海子的诗》出版后一直热销，自1995年至今，累计已销售了5．5万册。
为何当今诗人中自杀的少了
1989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他的遗言是：“我的自杀与人无关。”
从此，3月26日成为一个特殊的日子，不仅仅是因为早逝的诗人海子，更是为了诗歌本身的魅力。自1999年开始，这一天成为北大未名诗歌节开幕的日子。除了开诗会纪念海子，北大戏剧社和北大五四文学社还联手推出了根据海子长诗《太阳·七部书》之《太阳·弑》改编的诗剧《太阳》。
诗人陈嘉映说，喜欢诗歌的人都知道海子是谁。海子高蹈他的理想走了，留下我们在歌舞升平中消费一切，挥霍无度。80年代是诗人、思想家和爱国青年的时代，是海子的时代，是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时代。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那个时代离开我们已经很久了。
十多年时间过去了，诗人与作家的自杀，给人恍如隔世之感，甚至让人感到莫名其妙。著名作家蒋子龙认为：“现在的文人为什么自杀和发疯的少了呢？波斯特这样解释：‘现代社会里，文人艺术家们精神不健康者明显减少，原因是他们都变得很现实，不再像19世纪或20世纪上半叶的同行们那样为理想而奋斗，因此就少了许多苦闷和烦恼。’又岂止是文人，政治家、科学家、思想家也同样变得很实际了，难得再有发神经病的。他们现在比较普遍的病是因养尊处优而过于肥胖。”
人民文学奖诗歌奖颁给了一个自杀者和一个精神病人，多多少少是对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呼唤。
《江南时报》(2001年05月09日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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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精神病院送奖
伊沙
第一次飞行的感觉不错，第一次飞行是身怀使命的，我的使命是到北京精神病院去代表《文友》杂志为诗人食指送奖。8月13日下午，从飘着零星小雨的咸阳机场起飞，一个半小时后抵达毒阳高照的首都机场，在云层里我甚至没有来得及把作家版《诗探索金库，食指卷》中所附诗人生平年表再细读一遍……
我的老友诗人中岛在出口处等我。诗人张小波的司机把我们拉入张小波的热情轨道，与这位早年的”城市诗人”、《中国可以说不》的策划人和主要作者、享誉京都文化圈的豪侠之士的结识是我此次北京之行的又一收获。在小波名曰”宁海潮”的店里，酒桌之上见到我早已引为”诗兄”的莽汉首领李亚伟、同样来自四川的著名的，‘二宋”之一宋炜以及我的老友、北京新锐诗人侯马……
在新老朋友酒一样热情的笼罩下，我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得暇与食指的父亲郭云轩先生联系，由于我在离开西安的前夜曾打过一个电话给他，所以对方并未感到突兀。我们在电话中商量着为这天送奖的事做了具体安排。我的考虑是必须有食指的亲人在场，后来证实这样的考虑是对的。午饭以前，我代表《文友》邀请的两位客人（也是《文友》的朋友）——北京独立撰稿人徐林正和天津青年诗人徐江相继到了，大伙儿在位于北太平庄中央新影的中岛的小不点文化发展公司集中，在新影门口的东北莱馆吃午饭，午饭时候马和他的车也到了。
食指的家在百万庄，那天我们找它费了很多事。我们不断用手机给郭先生打电话，在他指挥下我们接近了一座青灰色的旧楼，是50年代修建的苏联式的建筑。郭老先生和食指的继母站在楼前等我们。下了车我们马上迎上去，一一握手寒暄之后，郭老先生招呼我们进屋。满头银发的郭老先生堪称精神矍烁，他操一口浓重的山东腔（我从食指年表上得知，郭家是山东鱼台人）。
他们的家在一层，落座之后我注意到屋内的朴素与零乱。郭老先生开了一个西瓜，不断劝我们多吃。接着我接受了两位老人的提议：不要把我随身带来的1万元现金带到精神病院去，由他们先存起来，然后把存革带给食指过目。我觉得他们的考虑比我周全。是徐江陪伯母到隔壁的银行存钱去的。他们走后，我和侯马不约而同地和郭老先生提出了同一问题：食指是在这儿长大的吗？郭老先生回答说：他们搬过家。
在从马甸桥往东去沙河的路上，我与同车的郭老先生谈起了食指的病，郭老先生说到病因与食指年表上相近：一、文革的极”左”思潮影响到部队，他内心的理想与现实发生了极大的冲突。二、入党外调，学校档案里文革初期他因写诗而被审查的材料，后被说成”5·16″嫌疑；三、诗人恋爱受挫。我谈到疾病使食指失去了很多，像荷兰著名的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和英国某所大学的邀请，他都因身体原因而未能成行。郭老先生说以后再有这样的邀请就让他去了，让人陪着他去。说起食指作为”一代先驱”近些年来所获得越来越多的公正，郭老先生列出了一串”好人”的名字：谢冕、唐晓渡……他更多地提到了林莽多年来无私地为食指所做的一切以及黑大春。公正已然建立，但忽略仍在继续，同车的朋友说起各种文坛评奖为什么都没有食指的份儿，有人举出”刘丽安诗歌奖”，是由一海外富婆出资，每年拿出10万元人民币奖励10位中国诗人（据说是国内奖金额最高的诗歌奖），目前已颁发了三届，获奖者已达30人，但就是没有食指。照其首届颁奖时公布的评选标准看是带有”扶贫”成分的：参评者得是自由职业或个人生活有困难者。依照这样一个特殊的标准，长年居住在精神病院的食指不是更有理由获奖吗？从”刘丽安诗歌奖”前后30人的获奖名单看，多少没情况的阿猫阿狗都上去了，说起来还不是诸评委给自己的小哥们儿送人情的奖项。我说《文友》为食指颁奖就是为了制止这种有意无意间所造成的忽略，制止忽略是为了寻求更大的公正。我说1998年度”文友文学奖”是在该年已编发的70余首诗、10余篇小说、20余篇散文中评出的，这1万元奖金既是奖给食指名作《相信未来》（刊于《文友》1998 年1月1号），也是奖给他的总体成就。我也谈及杂志社领导对此次颁奖所给予的关怀，王维钧社长在延安的工作会议上亲手批示，周德东主编为创设此奖付出了很多心力。郭老先生让我转达他和食指对王社长、周主编的谢忱与敬意。后来郭老先生还谈到了食指的”个人问题”，食指与李立三之女李雅兰有过七年婚史，郭老先生希望儿子能够再婚，找一位志同道合的伴侣，回到正常的家庭生活中来，这对他的病会有好处，精神病院毕竟不该成为他最终的归宿。郭老先生还讲起一位女大款因目的不纯而遭食指拒绝的事，希望大家都来关心食指的”个人问题”。
去沙河的路并不显得远，也许是我们一直在说话的缘故，过了一座桥似乎就到了，北京第三精神病福利院座落在一片新建小区的后面，汽车从正在施工的工地旁开出，在一处幽闭的小院中停下来。回想起来，食指一定是在某扇窗玻璃的后面等我们，他的父亲通知他下午我们要来。他很快地从一座小楼侧面的门走出来，和我们一一握手。诗人刚理过的光头已长了浅浅的黑发，穿一件老头衫，满面笑容。徐江后来对我说，他在与食指握手的瞬间有些激动，毕竟这是在与一位真大师握手啊！徐江的话让我长久地感动。当时食指把我们领进那座小楼，领进了由他协助管理的”职工之家”，屋子很大，有一个乒乓球台和几张桌子，我们把两张桌子并在一起，避开从窗子照进来的阳光，然后坐下来。点上烟，我正式向他说明来意，并把获奖证书交给他，郭老先生和伯母也把1万元奖金的存单拿给他看，我注意到他的目光只匆匆扫了一下存单，便更长久地落在打开的获奖证书上，里面有《文友》的授奖辞：
他在他的时代里，独力承担了一位大诗人所应承担的。
－－谨以1998年度文友文学奖授予《相信未来》的作者、中国现代诗的一代先驱食指先生。
女友杂志社《文友》编辑部
后来，诗人猛然站起，急匆匆去了他的房间。他取来了自己上半年所完成的三首新作，用充满激情的声音字正腔圆地为我们朗读起来：
冬日的太阳已缓缓西沉
但温暖如旧，更加宜人
有生涯午后成就的辉煌
谁去想半生的勤奋和郁闷
冬日的斜阳还那么斯斯文文
天边已渐渐涌上厚厚的阴云
注定又有一场冷酷的暴风雪
在我命运不远的前方降临
别了，洒满阳光的童年
别了，阴暗的暴风雨的青春
如今已到了在灯红酒绿中
死死地坚守住清贫的年份
自甘淡泊，耐得住寂寞
苦苦不懈地纸笔耕耘
收获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后
荒野上留下个诗人的孤坟
但现在这颗心还没有死
也不是我的最后的呻吟
这不就是生涯的午后吗？
还远远不到日落的时辰！
在场的人以片刻的沉寂和长久的掌声回报了诗人的这首《生涯的午后》。我为诗人点烟，说起1989年我在北京读书时曾在北医听过他朗诵的事，后来我把它写成了一篇文章《遭遇食指》，发表1992年1月号的《当代青年》杂志上，我没有跟他说起这篇文章。诗人抽完烟，再吃上一块西瓜，又为我们朗诵了另外两首：《在精神病福利院的八年》和《世纪末的中国诗人》。
侯马提议，大家每人朗诵一首食指名作，于是便有了一场自发在精神病院的下午的朗诵会——此次送奖，我不想有任何仪式，为此我甚至没有惊动食指在北京的任何一位诗友，如果为了显得庄重一定要有仪式的话，我把这场自然降临的诗歌朗诵视为仪式一一侯马在朗诵《鱼儿三部曲》时突然哽咽泪流满面的情景，说明在这个平常的下午，在食指诗歌的导引下，每一位在场者的心灵已涉过千山万水。
两轮朗诵过后，我们开始聊诗。食指说起拙作《饿死诗人》，如果不是他在5月29日写给我的信中已经谈起过，我一定会非常惊讶，他说我的诗和他们儿个（指朦胧诗诸将）在有一点上是相通的，那就是先想明白方才写出，而不是滥写感觉，他说滥写感觉的诗人应该饿死。他在三个月前的信中是这么跟我说的：”你的诗文均在《诗探索》上早先见到，我觉得要‘脏’的话，索性‘脏’到底，像马雅可夫斯基《穿裤子的云》，因为中国几千年帝王才子佳人的脏脂粉水深深地浸透了我们脚下的黄土地，不翻它几丈几尺，见不到民族的真气魄，真精神，所以我觉得‘饿死狗日的诗人’骂得还应该更狠一些，骂得那些少爷小姐们不再敢轻易地动笔伤感，让土生土长的娃子们敢直面人生，大悲大喜，这样文界诗坛就‘大彻大悟’了。”
对中岛说他”历史地位不可替代”，徐江称他”大师”。”老师傅”，食指当即表现出了极度夸张看起来近乎神经质的反感。我以为这绝不是在作态，对于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他来说，”谦虚谨慎”是一种真诚的自律，属于个人道德情操的范畴，他说不能说他是北岛他们的老师，只是北岛、芒克们读了他的诗后，感到自己也可以这样写，而且可以写得更好。
”秋天慢慢地来到我的脸上／我成熟了！””我所有的感情和思想／都在太阳下翻晒过。”食指非常喜爱芒克的这两节诗，在谈话中多次引用。同时他也指出，芒克的散句写得好，但若是他会把它们捏合成一个整体后再拿出来。他也十分欣赏多多，他说多多的诗比西方人还写得洋，他反复品赏着《春之舞》的开头”雪锹铲平了冬天的额头”这样典型的多多式句子。他说黑大春也有好诗，他提到大春的一句诗，大意是：当原野上吹来一声嘹亮的口哨，所有低头吃草的牛唰地抬起了它们的头。关于牛的诗，我说吕贵品的一句诗也写得极好，大意是：公牛们，跟我走，到西班牙去！说到芒克的时候，我说我最喜欢芒克的一句诗是：”生活多么美好／睡觉！”——事后侯马跟我说起他不喜欢这种聊诗的方式，好像诗人们在比拼句子似的。我倒是比较习惯，我以为这只是聊诗形式中的一种而已。
谈到北岛，与众人的看法迥异，食指最喜欢他的《日子》，说此诗最能体现北岛”老木头疙瘩”的个性。
说起严力，他说严力和他们几个不一样。
食指主动表示他不喜欢海子和戈麦，认为他们二人属于”滥写感觉”的那种。
中岛提起西川，他说西川非常讲究语言的声韵，他们见面时还一起探讨过。
徐江提起阿坚，食指说他没有读过。
我提起于坚和韩东——那已是在去福利院门外的小餐馆吃饭的路上——他说他赞成用口语写诗，但口语诗自身也面临着进一步提纯的问题。
来北京之前，《女友》主编周德东叮嘱过我送完奖不要忘了请诗人吃顿饭，他一定想不到这顿饭是在一个怎样简陋的散发着农家气息的小餐馆里进行的。菜尽量点得丰富些，菜的味道不错，很有家常感。我在事先读到的一篇文字中得知食指先生最喜欢的一道菜是古老肉，问他为什么不点，伯母说他怕胖正在减肥已经不吃肥肉了。食指主动要求喝酒，他说他可以喝一瓶啤酒，最终喝了一瓶半。
吃饭时仍是聊诗。在聊诗时食指完全像个正常人，比谁都正常，甚至是超常的。谈起普希金和波德莱尔，我对他1968年就读过波德莱尔感到惊讶和羡慕。他说闻一多的诗在丑中取美的原则上比波德莱尔还做得好——我和徐江表示不同意，但没有当即表示。食指在对诗的看法上也接近于闻一多的”镣铐学说”，只是表述有所不同，他说诗要讲形式，诗要是诗，”窗含西岭千秋雪”，那个窗子是必要的，取景得要一个镜头.他称何其芳为”我的老师”，早年他通过结识何其芳的女儿何京颉拜访过何其芳并请教和讨论过有关诗歌的问题。他说到贺敬之时也使用了赞叹的语气，说贺敬之的诗有气势，还脱口而出地吟诵了《雷锋之歌》中的几句——这多少让人诧异，本来我们以为既然是他结束了贺敬之、郭小川的诗歌时代就必然会有某种针对性，看来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正如某位西方汉学家发问的：”为什么食指的诗中有新的尖锐的声音，也有郭沫若、何其芳的声音？”也许正是时代的烙印才为我们铸造了一个更加丰富也更加复杂的食指，要接受他就必须接受他的局限性，我想这应该是我们面对一位前辈诗人时的成熟态度。
据说有好事者在当年曾把到处传抄的《相信未来》呈给江青。江青的评价是：相信未来就是否定现在－－一个灰诗人。我感觉江青的评语像是一句挺好的授奖辞，把这种感觉说给众人听时，大伙儿全乐了。
席间，也包括整个下午，食指最让我感动的时刻是当我问及他年轻时曾走过的许多地方，北至新疆，南至广东，他嘿嘿一乐说：”不就是为了多写几首诗呗！”是啊！他在那时就是自觉的。为什么社会损坏了他的精神，上帝站出来保全了他写诗的那根筋？我深知其中的答案。
饭后，在夕阳的余辉中我们把食指送回去。离开饭桌时，他坚持要把剩菜打包，说要带回去给病友吃。在夕光中他手里拎着那些”包”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他最后的话还是说创作，他说：”不比你们，在外边感受多，所以我得悠着写。”他真是太清醒了！在写诗这档事里。后来他笑微微地望着我说：”伊沙不像个写《饿死诗人》的人，不像！”
他高举双手向我们告别，他的脸是红的，不知是因为酒后还是因为夕阳的光……
汽车向着北京城急驰，食指和精神病院留在了身后。使命已经完成，我轻舒了一口气，可并未感到轻松。我想起我向郭老先生证实过的一个猜想：如果他和伯母都不在场，我把奖金直接给了食指会怎样？他说会分给病友。我听了此话有疼痛感，因为我猜着了。
回去的车上，中岛说明年《文友》的奖该颁给一位小说家了吧？徐江说连发三年诗人再发给一位小说家。明年？我无法预知明年的事。但我敢说，1万元，28行诗，”文友文学奖”哪怕只颁发过这么一届，它就足以被人长久地记忆，因为它不是为奖而发，而是因人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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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诗人食指
（山东）张 杰
五月的北京天空变幻莫测。从市里出发到昌平县沙河镇的路上天空仿佛变幻了无数次，心情也随之变得沉重了。北京市第三福利院（一座精神病院）座落在沙河镇上。诗人食指（郭路生）寄宿在这里。当年，刚到北京第三福利院时，他亲手种植的杨树现已参天入云，院外的平房也已变成一幢幢高楼，仿佛要占满思维的所有空间，而富于激情的他此时行动也已变得有些迟缓游移了。
第三福利院里的时空恍若隔世。
此次到北京，我是陪同散文家刘烨园先生参加早逝的散文家苇岸先生的周年祭的――去年的这个季节，中国散文界失去了这位敬畏生命的可贵写作者。其时，长期的写作、思考的耗费，已经使刘烨园先生只剩一身单薄坚硬的骨头和疾病。苇岸先生去世时，朋友们怕他的身体无法支撑，没通知他参加苇岸先生的送行与追悼。又是一次生离死别的追忆和缅怀。整整一周年了，他说无论如何要去看一看他的兄弟，而且还有此时仍在精神病院的路生。为了去看食指，我们把行程提前了一天。
一路上，我感到刘烨园先生的心情沉重而复杂，他一直默默地注视着道路一侧，极少说话，仿佛要寻找到往日逝去的一切，连物是人非冷酷异常的世界也似乎忘却了。大约是又一次忆起了苇岸先生陪他去看食指的情景罢。临近福利院时，刘先生告诉我，和食指见面后不要提明天苇岸先生的事情。在众多的朋友中间，因为苇岸住在昌平县城，离第三福利院最近，因而他去看望食指的次数也最多，苇岸先生已似他的监护人了。看着刘先生的脸色，我知道他是怕苇岸周年祭的消息再次刺激食指，便使劲从胸中透一口气来，默默点点头。
食指住在第二病区。穿过第一病区，但见穿着统一病服的患者散漫在院子里集体放风，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三五成群，窃窃私语，神色怪异，听到我们要找郭路生（食指），有的变得兴奋起来，有的甚至帮我们朝里面喊叫：郭路生，郭路生……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们已经进入到另一个世界。食指是这里的“名人”，遵守病院纪律，热情、正直、善良、乐于助人，时常帮助医务管理人员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一直被誉为模范病人，曾有一段时间被安排为书报图书管理员，不过在这里可能已经没有人把他当作诗人来景仰，在病人们眼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病人而已，只是身上比别人多了一些美德。我从这样的声音里听出了人们对他的喜爱。我想，这个世界里的人大概应该没有等级之分罢——尽管他（她）们也许是一些几乎被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所抛弃的人。登上二楼来到第二病区，楼门是锁着的，病人只能在楼道和自己的房间里来回走动。敲开门，医务管理人员问清我们要探看的人后，让我们在一个厨房、饭厅兼接待室的简单房间里等待，接着朝楼道里面大声喊了几声：郭路生有人找，老郭……。随着喊声，一个身穿条纹病服中等身材微胖走路微跛的人从里面迅速走过来，站到我们面前，仿佛是忽然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一样，急促地喘着气说：“我是郭路生！”一种业已形成习惯的应答，长期的福利院生活已经使他有些机械了。我忽然像从魇梦中清醒过来一样——这，这便是诗人食指了。这便是诗人食指么？楼道里此时有人在瞪着陌生的眼神散步，有的低吟着，有的转动脖颈瞪大眼睛注视着来人，仿佛充满了吃力和愤怒，还有的被放在小推车中，除了眼珠的转动证明这是一个生命或活物外，其余一切便如植物一般没有了生气。刘先生曾告诉我，以前来看望他，总是能听到凄厉的叫喊声。这一切使我骇然。望着近在咫尺的食指，似乎不敢相信这一瞬间发生的一切是真实的。刘先生说：“路生，我是山东刘烨园。”忽然像从另一个世界醒悟过来一样，又像见到久别的亲人，食指立刻兴奋得像个孩子一般，焕发出作为诗人阳光般的风采。“烨园，烨园”，他立刻让我们坐下，热情洋溢地问长问短，仿佛我们倒成了被探视者，这使我感到非常惊异，然而更出乎意料的是正当我以为这种热情还要持续一会儿时，他却突然把朋友之间的话题转向了诗歌，仿佛又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他对刘先生说他最近刚写了几首诗，要念给我们听。刘烨园先生点点头说，“念吧。”话音刚落，他便激动地一下子站直身子，稍微介绍了几句诗歌的背景，便突然声音一沉，声调一转，开始朗诵起来：
一
哦，下雪了，正当我在
纷纷扬扬的大雪中独自徘徊
亲爱的，你像一阵风裹着的雪团
砰的一声扑进了我的胸怀
哦，亲爱的，你不再是个女孩
连鬓角也被无情的岁月染白
可茫茫风雪中，我猛然发现
你重现了年轻时身披婚纱的风采
人生就是场感情的暴风雪
我从诗情画意中走来
二
凛冽的暴风雪中冻僵的手指扳动着
车轮的辐条，移动着历史的轮胎
大汗淋漓，耗尽青春的年华
前进的距离却是寸寸相挨
抬头风雪漫漫，脚下白雪皑皑
小风吹过，哆嗦得叫你说不出话来
可要生存就得在苦寒中继续抗争
这就是孕育着精神的冰和雪的年代
人生就是场冷酷的暴风雪
我从冰天雪地中走来
（《暴风雪》）
我被惊呆了，想不到他的思维切向诗歌的速度那样快那样令人猝不及防，也想不到他有如此激情的朗诵方式，张口就来，没有任何障碍，表情丰富感情充沛抑扬顿挫，这种把诗歌朗诵到尽头程度的能力和技艺，真让人叹为观止。我暗自思忖：这大概是这个诗歌奇迹又一种天才的表达方式和特质罢。心灵的河床涨潮了，我的内心充满着激动和沉重，那间简陋的厨房兼饭厅和探视室的房间里的空气也顿时变得有些异样和肃穆了。未及我多想，他接着又异常熟练而有激情地朗诵了一首：
这首小诗完成的一刻
结束了一场精神的折磨
别错认为我不修边幅
其实我早已失魂落魄
没人能理解你此时的心境
没有人倾听你真诚的述说
也没有朋友赶来相聚
喝一杯，以得到一时的解脱
清茶一杯，自斟自酌
生活清苦算不得什么
最怕感情的大起大落后
独自一个人承受寂寞
年年如此，日月如梭
远离名利也远离污浊
就这样在荒凉僻静的一角
我写我心中想唱的歌
……
（《我这样写歌》）
情感的火焰点燃了，诗人身上诗歌的灵光涌动起来，诗歌是他自觉的使命。这个理想主义的实践者，一次次以生命的热血去践理想之约，一次次放声歌唱美好生活，却一次次遭到现实急风暴雨的无情打击，一代人的梦被敲碎和焚灭了。他以诗人的姿态面对这一切，不管遭遇多大磨难，他一直痴迷于诗和词语的芳香之中始终不渝。诗人以人生惊异的美与坎坷使诗和词语获救，他因拥有诗的纯粹和质量而遭受苦难，在面对苦难的斗争和挣扎中，却又因诗和词语而获得生命的救赎和涅槃，成为拯救者和被拯救者，这是残酷中的残酷，不幸中的万幸。诗人与词语、诗取得如此惊人的一致，鱼水一般相濡以沫，这亦是生命的一种奇迹。在现实中，岁月正是如此检验测试着诗人的生命。诗人一次次拼命抓住诗（词语），像一次次抓住生命本身，诗（词语）对于诗人来说如同生命之于氧一样， “是一种必须”，一种本能。不管是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还是在因残酷的现实而精神失常的岁月，以及如今在精神病院里孤独的时光，从没丢下过手中的笔，一刻也没有停止歌唱，他的生命和诗歌就这样在烈火中日益炉火纯青了。这是一个天然的诗歌生命。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真正为诗而活着的人。而且是那样真切，那样平易，令我几乎不敢相信这一切……过了一会儿，也许是怕食指情绪过于激动，刘先生赶紧把话题转向别处，问起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事，但我感到他的语气和神色皆难以掩饰深深的叹息、疼痛和悲哀。食指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感情充沛，依然神采飞扬地谈论着对诗歌和岁月的感受――这可是他面对困难和灾难的一贯品格？面对凶残用微笑和温暖处之，用胸膛去温暖岁月冰冷的枪口，用些微的热量去融化冰天雪地的现实，这又是否是他诗歌与生命的精髓之处？这大概也是他送给每一个来看望他的朋友的最珍贵的礼物吧。然而我却感到那笑容是如此的艰涩，我再也无法沉浸在他们的交谈中。食指朗诵诗歌的声音一直在我的大脑里轰鸣，像一场疯狂的暴风雪弥漫着，使我的思维和神经不得不一次次经受打击，飞到那似乎遥不可及的诗的生命和空间里去了。我感到异常地别扭、沉重和兴奋（无论如何也无法表达和描述当时内心的复杂和激动）。时光显得短暂而又漫长。那个简陋的房间留下了一段我永远难忘的时光――他们在那里静静地说着，坐着，倾听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它的到来和离开都同样让人无法相信……在起身的那一刻，我才似乎感到自己真正拥有了这几乎不可能的相见，以及不真实的逝去的时空。
按照多年来朋友们看望食指形成的规矩，我们照例把他请到福利院外面来一起吃一顿饭。前些年，在精神病院食指是吃不饱的，朋友们每次去看望他，便把他从里面请出来，为了让他能够吃上一顿饱饭，那时每次朋友的到来，除了精神的慰藉外，一顿饱饭对于他无疑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甚至一种奢求。时间长了，朋友之间便形成了这样一种共同默守的规矩。我们去看望他时，他说现在福利院已经能够吃饱了，我们倍感压抑的心灵才多少有了一些释然。但我们依然一定要请他出去，为了默守朋友之约。看得出来食指对福利院的生活早已适应了，无论面对多么艰难残酷的环境，都能为诗而毫不在意。然而对于我来说，诗人只要还在福利院里面多呆一天，我的良知也就一天不能不倍受谴责。他是中国耻辱的活证，令人在精神和灵魂的双重十字架下不得喘息，却又以现在进行时的方式拯救着每一个人！想到这些，我似乎能够理解一些刘烨园先生面对这一切时的冷峻和沉默了，想必也有一个更大的十字架在他的生命里。我甚至想，像我这样一个几乎没来由的探视者，怕是连耻辱和罪恶的资格也没有的。此时，作为人生的“看客”，我更沉默于他们的沉默，肤浅的罪恶感也油然衍生……按照福利院的规定，接病人出去必须由探视者签字担保，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安全送回方可。刘先生随食指去里面办理签字手续去了，我站在二病区的门口等着他们。楼道里，一位流着口水的精神病人痴痴地望着我，口水已经把病服上衣前面流湿了一大片。他被放在小推车中，全身无法动弹，大概他就要这样怀着人生的疑问在这里度过余下的时光了。还有一位，在楼道里一边漫步一边“得得”地念念有词，似乎在念着人生的咒语。一阵肃杀的寒意顿时倏然升起，我感到不寒而栗。等他们办完手续出来了，我赶紧跟在他们身后，逃跑似地离开了诗人寓居的第二病区。
一路上，我不得不思索：生存在这样的境地终其一生的人们，如此无法透过气来，还会不会主动寻找窒息的真正原因？窒息与思想是天生的宿敌。这是奴役者最为喜欢和赞赏的状态。他们如此，我们“正常”人又如何呢？思索是生命种类区别的标志，也是生命高级程度的凭据。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坟墓一般的现实里，不是也不愿思索坟墓四周的冰冷么？而食指在这被扭曲的非常态的生命畸形空间里，依然能够孤独地发出呼啸而尖利的声音，挣扎着与命运抗争，除了诗人天才的成分外，其生命的奇迹和自觉，不也能引发我们更深的思索吗？
我又一次不寒而栗，生命以如此近乎残忍而完美的方式表述着生命，生命以如此振聋发聩的声音和力量震撼着我们，现实却依旧可怕地沉默和麻木，司空见惯，波澜不惊，像一切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历史就这样被默视，被敌视了！生命的声音可以像水一样被现实的沙漠吞没得无影无踪，现代文明何以如此冷漠和凶残？其实，人们无时无刻不处在现代手段的精神虐杀之中，不过改换了增加杀伤力的包装和名目罢了。这森森深深的福利院似乎就是缩影。这是生命的浪费和残酷，如同这精神病院每日雷同不断复制的时光。生命的概念和意义被抽空了。从一般意义上说，要一个被扭曲、被限制和被抽空了概念的人（灵魂）道出生存和生活的意义是不可能的，但食指在这样的环境却几乎道出了生命意义的全部，他在精神病院里的生命抗争，无意间构成了与整个当代中国诗坛的原质对峙——在茫然而寒冷的夜空，一阵阵呼啸的声音，在狂书着诗歌血性的出处？
福利院大门对过的阳河居餐厅，是一家极朴素平常的路边饭店。食指和刘烨园先生对饭食的要求都同样极其简单，三个人，三个菜，三杯扎啤。历经艰难沧桑，他们都太知道民间疾苦和粮食意味着什么。他们平时都是崇尚节俭的人，对铺张浪费都有着刻骨铭心的深恶痛绝。我们在饭店的一个靠近窗子和角落的座位上坐下来。此时，刘先生依然心情“复杂如土”。他抽着哈德门香烟，饭菜端上来，只吃了很少的一点儿，一直默默而沉重地注视着狼吞虎咽的诗人。不知是因为很久才得以出来一次，还是见到老友的缘故，抑或是性格使然，食指显得十分高兴，兴奋率真得像一个孩子。食指此时已经五十二岁，看着他快乐的模样，根本想像不到他经历过那么多的痛苦和磨难，好像岁月的风刀霜剑奇迹一般不留一点痕迹。他兴高采烈眉飞色舞，飞快而香甜地（请原谅我使用这些让我产生罪恶感的词语）吃着饭，不停地谈话，抽烟，笑容可掬。我又一次惊异得目瞪口呆。刘先生抽着烟，镇静、关切地看着诗人吃饭、谈话、抽烟、微笑，平静、含蓄中包含着太多的痛心、痛苦、郁闷和心潮起伏与曾经沧海。他不易觉察地控制着谈话的气氛和情绪，既不想使食指过于激动，又怕我做出唐突的事来。历史和时光像蜗牛一样爬行，漫过多少代人的青春、生命和期盼，我的心也似乎沉重起来。然而就像音乐间的休止符一样，谈话似乎停止了。食指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烟，在一支抽得不能再抽时，才匆忙地用烟头点燃接续，每次都不用火柴或打火机。然而，当我飞快地从柜台那儿要了几只打火机交给他时，他却连忙笑着摆摆手拒绝了。刘先生也难得地笑了起来。他告诉我，福利院不光规定病人不能带火，香烟平时也是寄存在医生那里的，抽一支要一支，还要由专人点燃。我们进院时带给食指的几条烟就是这样被“没收”代管的。难怪食指一支接续着一支抽烟呵！我带着很深的愧疚和意外把打火机送了回去，但还是自己留下了一只当作这次看望的纪念……他们又继续边吃边谈，食指终于抚弄着胸腹部的病服，孩子般天真、满足地说：吃饱啦！吃饱啦！而且向老板要了方便袋把剩下的饭菜装进去说：晚上用开水热了吃――这时，我这才感到吃饭的时间过得异样地快。喝过两杯茶水后，我们起身将他送回去。其时离规定的回院时间还有十几分钟――事后，刘先生说，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因为担心如果迟到，食指回去会受惩罚，二是提早回去，可以使朋友们后来的探望更方便也更有信用。不过，我想也可能跟我的意外唐突和他的心境有关罢。我还是感到有些遗憾和懊悔。
我们又回到了福利院二楼的第二病区的门口。
食指敲开门走了进去，隔着楼门和我们亲热地握手告别。当触到那温厚的手的一瞬，我感到情感的堤坝仿佛将要溃决一般，千言万语一齐涌来，却一下哽塞，一切只好融于那盈盈的紧握与暖流。他转身朝里面走去，手里提着我们中午剩下的饭菜。隔着楼门玻璃，楼门“咔嚓”一声锁上了，一转眼他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仿佛一切都没有留下——那是另一个更勇敢地面对生活的食指。咔——嚓——我感到那声音是那样漫长和刺耳，那一瞬仿佛长达一个世纪，它是那样鲜明地刻在我的记忆之中。食指进屋了，消失了。我们也慢慢离开了那个让人倍感沉重和压抑的地方，仿佛有什么遗失在那里。我们将要离去，却不知他何时才能离开。望着满院的参天大树和幢幢高楼，心潮阵阵，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这是曾经叱咤中国诗坛曾经历尽磨难而今依然笔耕不辍挑战极限的诗人么？这难道是开拓中国当代诗歌的一颗不屈的诗歌灵魂的永久栖息地么？偌大的茫茫世界竟没有一个诗人自由容身的居住地，他不是说还要回到自由中，在外面的房子里读书、写诗、朗诵么……爽朗的笑依然在回荡，那是曾经溶进多少血泪和苦难的微笑，却如孩子的笑容一般纯真、率直和烂漫，这才是真正的诗人的笑容。那如雨水和阳光充沛的鲜花一般闪烁和璀燦的笑容和澎湃而饱满的深情，都在诗人低沉、沙哑而富有磁力和对生命充满无限眷恋的声音里激荡——
当蜘蛛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
（《相信未来》）
从北京到昌平沙河镇坐车大约需要三十分钟，时光如幢幢车影，呼啸而过，回去的路显得那样漫长，只剩下无言和冷峻。路旁被污染的土地和河流，如一片倍受伤害和侮辱的心灵，斑驳、丑陋，只有饱含现代烟雾的天空在无尽地延伸。刘烨园先生依旧凝视着车窗之外，深入简出的生活仿佛早已让他对一切习以为常，无边的沧桑也早已使他沉默复沉默了。我的心灵却挣扎着想透过一口气来，像一只受伤的鸟儿在罪恶的天空下寻找慰藉和温暖，做着虚妄而徒劳的努力与挣扎。车影幢幢，呼啸而过，变幻的天空此时似乎滴下水来，唯有远处的天边镶着一道闪亮。在这呼啸的风中，我们又要回到无边的人群之中去了。回到曾经使心灵久久难释重负的现实……
来源：诗生活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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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中国的作家——食指
文/李恒久
但凡喜欢或读过中国当代诗歌的人，无一不知道诗人食指。
有人说，食指是中国当代新诗第一人；有人说，食指是中国朦胧体诗歌的创始人；更有人不乏景仰地把诗人食指称为一代诗魂，因为他的诗歌曾经那么深地影响、鼓励、陶冶过整整一代人。
郭路生的诗歌：痛苦的吟哦只为追问光明
郭路生一首《相信未来》以其深刻的思想、优美的意境、朗朗上口的诗风在中国大地不胫而走，迅速传颂于一代青年人的口中。但是在那特定的年代也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殉道者的命运。
??江青读到了《相信未来》，她为诗歌独立不羁的个性所震惊、所恼怒。她一定要找到“坚定的相信未来／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相信生命”的“反动”诗人。
??于是，一顶反动诗人的帽子重重地扣在了年仅十九岁的郭路生头上。厄运降临了。诗人被严格审查，被批判。
??郭路生生长在一个正统的革命干部的家庭里，就在他受到一个又一个打击之后、就在他比常人更先看到了整个社会都在被一种政治所扭曲并在他的诗中抒发着强烈的不满之时，他对国家还是不改初衷的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
??当朦胧诗的主将们还处于蒙昧之中，食指已写出了划时代的篇章。他的作品基本上遵从了四行一节，在轻重音不断变化中求得感人效果的传统方式，以语言的时间艺术，与中国画式的空间艺术相结合，实现了他所反复讲述的“我的诗是一面窗户，是窗含西岭千秋雪”的艺术追求。
??他的诗是质朴的，没有华而不实的语言，早期的代表作品《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现在读者仍被深深打动，这首描写别离的作品，写于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诗人在赴山西插队的列车上开始创作这首作品，后几经删改成为一首传世佳作。
??在郭路生看来，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诗，但这诗中的快乐抑或是快乐中的诗都太少太少。尽管嗜好烟酒让他付出了沉重代价，他还曾以《烟》、《酒》为题写过两篇优美而又缠绵哀婉的小诗：
??火红色的酒浆仿佛是热血酿成
??欢乐的酒杯里溢满过疯狂的热情
??而如今这酒杯在我激动的手中战栗
??波动中有你一双美丽的眼睛
??我已在欢乐中陶醉
??但为了心灵的安宁
??还要干了这一杯
??喝尽你那一片痴情——《酒》
通览他的诗作，虽然我们感受更多的不是轻松而是压抑；不是快乐而是痛苦。但在那压抑和痛苦中我们也看到他无时不在渴望和憧憬着光明以及他为理想和光明而奋斗、而挣扎的身影。
郭路生其人：那个眼睛中流溢着淡淡忧伤的人
郭路生是天才的诗人，但他从不以天才自居；他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已是颇有名气，但他从不以诗名自傲。他的生活非常简朴，他总是穿着一身干干净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和一双军用旧胶鞋，他从不刻意地修饰自己。也许是诗人的通病，他在念初中的时候就与烟、酒为伍，三十年来屡戒不止，为此而严重的影响着他身体的健康。
??诗人的天性是多愁善感的，郭路生更是如此。在我的记忆中，他的眼睛从来没有因为快乐而明亮过。无论是他眯起眼睛深情地背诵诗歌时抑或是由于惊讶于某事而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睛里都像是蒙着一层雾，流溢着惆怅和一种淡淡的忧伤。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眼前就又幻化出三十年前郭路生那奕奕的神采、那微微前倾的身躯和他腼腆的微笑。那时，无论是在他最尊崇的诗人何其芳先生的书房里还是在颐和园的昆明湖畔；也无论是在百万庄辰区他的家中还是在北海公园那僻静的茶座，我们大家聚会时都会被他的情绪所影响，或快乐或是感伤。
??诗人郭路生并不乏女孩子的追求，但诗思敏捷、才华横溢的郭路生对着一次次扑面而来的异性的爱恋却是那样木讷和腼腆。他逃避着女孩子的追求，他用无爱掩饰着内心的沉重的爱。
??郭路生在１９６８年４月创作的《难道爱神是……》这首诗与古今中外诸多著名诗人的爱情诗相比也当属上乘之作：
??难道爱神是踪影的风／只顾追逐天堂上轻浮的云／而忘却了在地狱里／还有两颗沉重的心／难道爱神是心舟的桨／无意间摇碎了月儿在湖心的印／而忘却了在波动中／还有两颗破碎的心。
??这首诗是郭路生为一个深深眷恋过他的单纯、美丽、善良的维族姑娘而写的。世俗的偏见像山一样横亘在他们之间，他们只有把那纯真的爱恋之情深深地埋藏在心里，直到生命的永远。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沧桑的三十年已经过去了。但这哀婉的诗篇、这真实动人的往事使人读后、听后不是依旧为之唏嘘吗！
??知道要写他，食指在电话里一再要求，千万别说过于拔高的话，若人们想知道他现在的状况，可用四个字来概括：享受生活。这话更让人心酸，他现在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五百元，去菜市场散市前买点菜，平日看看书，这便是享受！食指去年五月再次结婚，妻子是一位温柔贤惠的护士。
我与郭路生：《相信未来》伴我度过狱中生涯
诗人食指原名叫郭路生。
我和郭路生是在１９６７年底相逢、相识的。
１９６６年，我们这最后一届高中毕业生迈进大学校门的梦想彻底粉碎了。
１９６７年上半年，正值中国“抗美援越”，许多学生在炮火连天的越南战场上找到了更具刺激性的为“世界革命”献身的机会。于是，一部分红卫兵采取各种途径到了越南战场。
??当年８月，出于相同的目的，我和北京翠微中学的学生傅梅国一同搭上北京开往凭祥的火车并成功地从隘口越境到了越南。一个月后我们又回到了北京。
??１１月的某一天，我和两个朋友在百无聊赖中到颐和园去闲逛。在石舫餐厅吃饭时，恰逢郭路生也和几个朋友在我们的餐桌旁等候吃饭。我们恶作剧地吃完了饭也不让位，而他们较劲似的偏要等到底。双方僵持着，一场恶战一触即发。
??郭路生无意中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他从上衣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一边看一边问我：“你是叫李恒久吧，你去过越南，对吗？”我点点头，他笑着伸出手来跟我握手。一场无谓的冲突化解了。
??从那时起，直至１９６８年６月我们几乎是日日相聚，而最常去的地方就是何其芳先生的家中。可以说郭路生是何老先生最钟爱的学生，当年“焚书”是“破四旧”的一项重要内容，爱书成癖的何老先生冒着危险保存了一批古今中外的名著，郭路生得以在这里如饥似渴地汲取着营养。
??１９６８年初春的一个早上，我和郭路生相约在北海见面。见面后，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昨天夜里又写了一首诗。在那个早春的寒风中，我有幸作为第一个听众聆听了他用那沙哑而低沉的嗓音缓慢背诵了那首《相信未来》。我被诗中的激情和那优美的诗句深深震撼。直觉告诉我，这首诗一定会是一篇惊天地而泣鬼神的传世之作，尽管当年他不满二十岁。我请他马上给我写出这首诗，而他自己却觉得诗中的某些词句和段落还欠推敲。直到两天以后，我才拿到了他已几经修改过的、工工整整抄录的这首《相信未来》。为了把他那时创作的一批诗歌完整地保存下来，也为了我能随时从中汲取奋进的勇气，我背下了直至１９６８年夏天我们分离前他的全部诗作。
??１９７０年，我终因“反革命”罪而锒铛入狱。入狱后，我曾在单身牢房里披枷带镣度过两年多漫长的岁月，在那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炼狱中又是得助于郭路生的诗篇使我获得生存的信念。为此，我永远会真诚地感谢他！
??一位哲人说过：“当我们已经年迈苍苍的时候，一切往事都会变成简单地回忆。”是的，记忆与生命同在，在我经历过的漫漫的铁窗生涯中，我永远不会也不该忘记的是郭路生与郭路生的诗。
（《北京娱乐信报》2003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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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指：将痛苦变成诗篇
食指，原名郭路生，著名诗人，被称为新诗潮诗歌第一人。小学开始热爱诗歌，20岁时写的名作《相信未来》、《海洋三部曲》、《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阿城插队内蒙古时托人抄录了食指的全部诗作；陈凯歌考电影学院时曾朗诵食指的《写在朋友结婚的时候》。1973年食指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入北医三院就医。出院后继续写作。1990年至今在北京第三福利院接受治疗。2001年４月28日与已故诗人海子共同获得第三届人民文学奖诗歌奖。著有诗集《相信未来》、《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诗探索金库·食指卷》、《食指的诗》。
出租车在烈日暴晒的京昌高速公路上开了好大一会儿，才来到昌平县沙河镇。路边看不到第三福利院的标志牌。沿着一条狭窄的危桥走进去（桥下是一条污染得漆黑的河，河边是因污染而分外茂盛的青草），不远处，一道围墙围住的地方，就是第三福利院了。病房掩映在绿树之中。走了好一会儿都没见到一个人。一只大鸟在很近的空中叫，既不悲伤也不快活。很快，在树木后边看到了晃动的身影，是一些女病人在悄无声息地晾晒衣服。
食指（郭路生）所在的第二病区是一幢小楼的第二层。走廊尽头的那间屋子是他们看电视和聊天的地方。当我们出现的时候，一屋子的人好像谁都知道我们是来找郭路生的。但他们可能谁也不知道这个和他们朝夕相处、为大家擦了七年楼道、洗了七年碗、和他们一样是疯子的病友是个大诗人，在成名三十多年后，刚刚获得了人民文学的诗歌大奖。
食指从那一堆浅蓝色条纹病号服中出来了。一个年轻的大夫给我们找了一间办公室。
刚一坐下，食指就很突兀地说：“我想谈谈时尚的问题。我觉得时尚的问题一定要引起注意。这牵涉到一个民族的文化。时尚是短期的，泡沫的，是带有商业色彩的一种表面的东西，不是内在的。”
“你对这次获奖怎么看？”
“我觉得这奖主要是鼓励一种文人精神，也就是不讲时尚，纯朴一点，朴实一点，不要让人感觉到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社会上应该保持一个正确的导向。奖励我主要是奖励一种文人精神，就是这些年来真正能坐冷板凳，真正静下心来在那儿写作，不浮躁，不为名利。真正的，不是假的，装门面的。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我时，我说不希望炒作。有时候一些奖励和报道会把我给弄得很乱，不会像以前那么能静下心来。”
“社会上怎么议论你，你知道吗？”
“我把自己定位为疯子。我戴着一顶疯子的帽子，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可以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爱怎么想怎么想，因为我是疯子。”
食指在一根烟抽到头的时候续上另一根烟，说话有点漏风，上边的一排牙已经没了一多半。“我的牙给医生看坏了，他给我钻劈了。”
少年天才
记：你最初是怎么爱上诗歌的？
郭：那是在小学。最主要是因为它的抑扬顿挫和押韵。小时候，别的孩子都在看《三国演义》的连环画，看苏联反特小说，我已经在看诗了，比如《给孩子们写的诗》，我能感觉到那种美。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也看不懂，还大段地抄袭，然后投稿。
记：你母亲对你也有一些影响吧。
郭：对。我妈妈给我读的诗很浅显，“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一读就懂。我觉得非常奇怪：怎么那么好？这种语言非常神奇。那是小学四五年级的事情。诗的美不是一般的。
记：你最早开始写诗是什么时候？
郭：小学四五年级。那时写打油诗，“鸟儿落在树梢，／三八节就要来到，／在老师阿姨的节日里，／问一声老师阿姨好。”就这样写着玩。
记：最早被老师和周围人注意到你写得不错是什么时候？
郭：初中。那时一些同学就议论我，说这是个天才，都是女孩说的。
记：早年何其芳对你影响很大。
郭：对。我写这些诗的时候不知道诗的规律，我只知道诗歌是抒发感情的一种方式。何其芳知道我写诗，就跟我讲，诗啊，是有格律的。
记：你喜欢他的《预言》吗？
郭：非常喜欢，它非常精巧。何其芳是非常健谈的一个老头，他跟我谈得特别多的是马雅可夫斯基，他说那是大师。何其芳的《预言》显示了中国人心灵的那种精巧，感觉的细微。马雅可夫斯基完全不一样，那是一种大气魄，粗野，有生命力。马雅可夫斯基比惠特曼要粗野多了。这就让我想到中国文人的生命力的问题。马雅可夫斯基有一种滔滔如江河的东西，而我们中国诗歌却像水乡一样。
记：我正要提到类似的问题。何其芳的诗歌有一种阴柔之美，比较唯美主义，你的诗歌很硬朗，很强大，在悲伤中透出一种力量，这和你的性格有关，还是受到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
郭：一方面是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我疯了。我跟贺敬之也很熟，贺敬之说过，说小郭的诗有风格，说一读就知道是你的诗。我就琢磨，我喜欢什么样的诗？什么是我所追求的？我记得李大钊的一句话，“从凄凉中看到悲壮”，我最喜欢这个。我有这样的诗句，“身世如秋雨般凄凉，内心却落日般悲壮。”我追求这样的境界。
记：《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整个六十年代最震撼人心的作品。请谈谈当时的创作过程。
郭：送别人走的时候我也写诗，写完后就觉得不是自己要走的那种感觉。到我自己走的时候，我又写了一首，是在火车上写的。火车开动以后，跟一些朋友聊了聊天，到夜里我就找了一个很静的地方开始写诗。写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母亲缀衣扣的针线。我开始想了很多，写了很多。火车开动的时候不是有那么“咔嚓”一下吗？就是那一下，一下子把我抓住了。
记：有人说这之前你写的送别歌是歌颂上山下乡的？
郭：因为我觉得必须锻炼。我写的是，“响起来了，响起来了，响起来了，车站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因为这是鼓励一个初步的儿童迈开步伐，走向光辉壮丽的人生。”
记：当时那些内部发行的黄皮书对你是不是有决定性的影响？
郭：大开眼界。
记：这些黄皮书的诗人对你影响最大的是谁？
郭：叶甫图申科。他的《娘子谷》并没有给我很大的震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没意义的孩子》。“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在这残酷年代，我曾经歌颂过自由。人们说我多大胆，不是我大胆，在这严酷的年代，普普通通的诚实便被称为大胆。”语言漂亮极了。我跟朋友们说了，他们都去找这首诗，都说找不着。
记：你们那代人都经历了时代的疾风暴雨，大家都有很多苦难和挫折，这些最终是否都成为你诗歌的一种养分？诗歌对你来说是一种释放或者说治疗吗？
郭：痛苦对于诗人是一种财富。而诗歌是释放和治疗。我内心的痛苦变为诗了，我就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满足。诗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敏感，别人没有感觉到的地方，他敏感到了。一个景物，一件事物，在别人心里没有留下痕迹，在诗人那儿就有痕迹；第二点就是，痕迹积累多了，不把它表达出来，这个痕迹还积在我心里，非得把它写出来。
记：你第一次去见何其芳是什么样的情景？
郭：何京颉后来写文章说见我的那天何其芳特意换了衣裳，我不知道。有一天，何京颉说，去看看我爸爸。我说你爸爸是谁啊？她说我爸爸是何其芳。我一愣，因为中学课本里有他的诗。我就去了。那是夏天，我穿一条短裤，一件背心，像小孩一样。何京颉说我是写诗的。何其芳就请我喝红茶，叫他女儿多放点糖，说好喝。当时我还真不知道有红茶绿茶之分。何其芳是很温厚的一个老头。最让我吃惊的是他的字。字写得秀气极了！像女孩的字儿一样，又小又秀气。老头给我的《鱼儿三部曲》和《海洋三部曲》提过意见。一个很好的伯伯。没想到那么快就去世了。
记：在技巧上他对你帮助大吗？
郭：最大的帮助就是（教给了我）新格律诗，所以我后来写诗特别整齐。
知青时代
记：戈小丽（翻译家戈宝权的女儿）说你在乡下给那些知青念《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的时候，把他们念哭了。
郭：可能那时候没有反映那个时代的诗，并不是我的诗特别好，如果有个比较，我还不一定能成为佼佼者。没有人反映知识青年的心声。我是惟一写这些真实东西的人，所以他们印象特别深。这是特殊环境的产物。看了这本诗集（《食指的诗》）人们才知道，那个举着语录、喊着口号的不可思议的时代，还有那么多欢乐和苦恼，还有爱情。（多年以后）我的诗成了古董了，我对这一点很不满意。人们评价我的诗歌时，总说六十年代的那些，这么做我非常不满意。我疯了以后，七八十年代写的那些诗更有价值。
记：你把他们念哭了，这是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这是不是你对诗歌效果的一种追求？
郭：诗歌的力量就在于……当今这个社会，诗歌太不要脸了，诗歌已经太惨白了。
记：１９６９年，你在汾阳县杏花村挣了很多工分。山西农民好像很幽默，语言很生动，这种民间的东西对你的写作有没有帮助？
郭：我在下乡前就认识贺敬之了。我给他念了我的诗，他一愣。他说要放在三十年代，这是好诗。问我下一步准备怎么办。我说准备下乡去，去山西。他说好啊，山西民歌多，让我多学民歌，可以让语言更明快一些。我还到何其芳那儿找了很多民歌，何其芳不喜欢民歌，都让我拿走，我背了这么一摞子民歌到农村去看。所以我后来在乡下写了一些民歌体的诗歌，比如《窗花》：“地主窗上冰花在／俺家糊纸花不开／红纸巧手细剪裁／一朵窗花剪下来／／太阳一出乐开怀／温暖穷人心里揣／地主窗上冰花败／俺家窗花向阳开。”
记：你在农村的劳动对你后来的生活和写作是不是有很大影响？
郭：谢谢，我非常愿意谈这个问题。这让我终身受益。别人不理解。“伤痕文学”出现的时候，我就有意见。你才下去几年，才受那么点委屈，就在那儿喊，就有这样大的抱怨，这样大的不平。农民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是那样的环境，他们到哪儿去说这些话？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我们所学到的知识，去改变农民的命运，改变农村的现实状况？因为农村的改变才真正是中国的改变。中国是个大农村，只有农村好了，城市才会好，国家才会形成良性循环。
记：“文革”开始以后，红卫兵运动很壮观，如火如荼的，但你的热情始终是在文学创作上。在《鱼儿三部曲》里，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来，你对当时的情势已经有了非常深的忧虑。当人们都在随波逐流的时候，你怎么能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
郭：文革前我就挨整，我已经看到这代人的命运了。鱼儿跳出水面，落在冰块上，它的前途是死，和这个冰块一起消亡，但它却看不到冰块的消亡。后来我又写出了《相信未来》，相信我们会战胜死亡，这已经进了一步了。我年轻，我能看到冰块消亡的那一天。
记：插队的时候你的诗已经传遍了所有有知青的地方，这真是个奇迹。
郭：所以有人说我的诗歌的版本是最多的，抄出各种各样的来。当时人们觉得那个社会沉闷得不得了，但那时也还是有希望有欢乐，有忧愁有哀伤，有爱情，我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了。我现在想想，是这些打动了年轻人的心。为什么大家那么传抄我的东西，是因为那个时候社会上有些人朦朦胧胧有感觉，但不敢露出来。我把它写出来了。
记：江青是怎么看到《相信未来》的？
郭：这事我听好几个人说过。那是１９６９年，我下乡第二年回来，四三派的人回来聚会，要我去。我给他们背了几首诗。那些诗他们要走了一些，作为一个动态写进报告里，给了上边。有人说江青说，这是一个灰色的诗人。又有人说江青说“相信未来就是否定现在”。你不歌颂文化大革命，不相信现在相信未来，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记：我们能不能说从１９６９年到１９７８年的诗人郭路生是另一个郭路生？
郭：可以这样说。
记：这段时间你写了不少政治诗，尽管那些诗很形象，有特色，但它们总还是应景之作。
郭：我是要一辈子搞创作的，不发表东西怎么办？怎么活？明摆着的嘛！
记：就是说你还是需要社会的公开承认？
郭：对，对。咱们实话实说。贺敬之看到这些诗非常吃惊，专门找我，说写得不错。
记：实际上一些早年很优秀很有影响的诗人，包括何其芳、郭沫若在内，都写过这种应景之作，对此我们并不感到惊讶。而且你的那些诗中有纯真的激情。但你有没有想到它们在你的写作中也许是不那么重要的？
郭：不，不，很重要，那是我年轻时代的一种非常幼稚的、非常可爱的、想让社会承认的心情。比如《我们这一代》，我是很真诚地写的，“虽然还残留着／黑夜的痕迹／但黎明终归／还是黎明。”跟别人就是不一样，这还是我。“一轮火红的朝阳／突破了迷雾重重／升上了我们的双肩／那气势磅礴的山峰”，这还是我们这一代人啊。“我们健康，朴实，一身光明／就像早晨的露珠那样晶莹／但这绝不是一滴普通的露水／它用生命闪烁着太阳的光辉”，这不是很像我们这一代人吗？所以我并没有出我自己的那个格。我写这些怎么不正常了呢？在贺敬之表扬我之后，我去找了他，结果跟他吵起来了。
记：为什么？
郭：他让我学学政治，别那么歪，谈恋爱啊，喝酒啊，吸烟啊。
在福利院
记：在福利院的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郭：苦，但是我学会了不发愁。在这里呆着使我健康，生活更实在，更扎实，更充满信心，更有力量，更有热情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就这意思。“文革”那几年，我非常喜欢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我希望有更多有中国气派的作品出现。中国气派，我对这个印象非常非常深。我就琢磨什么是中国气派。后来邓小平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就想到，只有中国特色，才有中国气派。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有一致的地方。我在这里考虑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我要写文章。但这里条件太差。我得有一个创作的环境。
记：那你现在怎么写东西？
郭：这两年我就写了两首诗，苦死我了。（给我们念了一首２０００年４月创作的《青春逝去不复返》。）
记：你们几个人住一间屋？
郭：５个人。十三四个平米。
记：你的病友知不知道你是诗人？
郭：知道。
记：他们搞活动的时候会不会让你朗诵诗歌？
郭：会。
记：你说不能写诗，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个自己的空间是吧？
郭：没有一个环境。我不能在病区里写东西，得住在病区外边，因为我得熬夜写作，白天睡觉。我可以先买一些馒头花卷回来，睡醒了再吃。这儿（指病区）不行，吃完饭很快就得睡觉。我现在都是想起几个词儿，然后记到本子上。没有那么多时间（一个人独处的时间）。
记：不能到楼下，到外边的小花园里去写吗？
郭：下不去的。你出去了出事怎么办呢？
记：晒太阳怎么办呢？
郭：一大堆人一起去。
记：这些年都这样吗？
郭：十多年了。很多人不相信，说是神话，因为我在这样的环境里还能写诗。我是疯子，我在我自己的王国里是国王。很多东西，我放下了，我自在了。我不求酒色财气，我把这些放下了，我就自在了。
记：你在这儿应该算轻的病人。但他们中会有一些重一点的病人，你和他们怎么相处呢？
郭：有一个５０多岁的老头，有一天我正在打水洗脸，他照着我的后脑勺给了我一棒子，“梆”的一声，棒子打折了一截。打了也就算了。后来这人自杀了。
记：你在农村插队时就非常吃苦耐劳，到了福利院也一直在擦洗楼道、洗盘子，这些活你做了多久？
郭：７年。每天擦两遍楼道，洗三次碗，以前没有消毒碗筷的时候一天洗六次碗。现在做不了了。（食指做过第二病区的区长）
记：是你自己要求做的吗？
郭：对。
记：那段时间写了不少东西？
郭：我写出了《人生舞台》等不少有价值的作品。
记：常回城里吗？
郭：几个月去一回。一般是夏天回去，冬天我回去过春节。
记：在这里平时有什么消遣呢？
郭：大家就是看电视。我不看，陪朋友聊天。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谈，有些看法水平很高，至少他们懂得老百姓的道理。
记：你在这里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郭：写出诗来。
记：你在这儿能听到贝多芬吗？
郭：听不到。公疗室有收音机，没有音响设备。那些歌，什么哥哥妹妹，谁听那个？贝多芬晚年的奏鸣曲很辉煌，很痛苦，也很超然。（前些年我在家里的时候）有时外国的音乐教授来讲学，为大使馆演奏，举办周末的小型音乐会，朋友通知我我就去。不要钱。那些大使和夫人们走进去，我就在边上呆着。我还托朋友带了两张贝多芬晚年的光盘，是100多号（作品编号）以后的。听了以后我觉得我的判断是对的。
记：哪天你痊愈了，回到北京的闹市中，肯定会有很多人包围着你，你怎么办？
郭：现在也是啊，老有朋友来看我，请我吃饭。我觉得挺好的，跟大伙儿聚会，给他们念念诗，挺好的。但我觉得北京不是家，回到这儿才是家，因为我把自己定位成疯子，回北京只不过是跟大家交流交流，听听社会上有什么事儿。
记：你每次回城里，都注意些什么？你觉得现在的北京和你少年时代的北京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郭：那时更有人情味。
记：如果你出院了，你对自己的物质生活有什么要求？
郭：没有。只需要一个读书思考和写作的环境，只需要粗茶淡饭，没有过高的欲望。我觉得这里的粗茶淡饭给了我一个好的身体。我没有高血脂、高血压这些富贵病。我的朋友刚跟我谈完，说你得改变改变环境啊。我也正愁着呢，怎么办呀，积累了那么多素材要写，又没有条件。前天民政部福利司的司长来了，他对我的诗也特感兴趣。我得静下心来，多熬夜，多读书，多写东西，多做点实事儿，因为社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贴心地关切过我，所以我得用大量的精神成果来回报社会。
采访结束后，食指借了摄影师的手机给他父亲打电话。“６月２０号接我回家，我得去镶牙。牙不行，吃东西老吃不饱。”
我们从医生那儿打条子把他“借”出去拍照。面对镜头他偶尔露出孩子般纯真的笑容。他告诉记者，他想用自己的稿费租个房子，因为他要写作。他想冒这个险。
我们送他回到第二病区。他问了两遍：“没让你们白来吧？”
道别后，他飞快地钻进餐厅。开饭时间过去了那么久，一定是饿坏了。
（摘自《南方周末》2001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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