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古今中外的历史，大凡文化名人都郡不是靠权势和暴力来征服天下的，而是凭借思想和人格的力量。那么孔子之所以为孔子，究竟衣靠的是什么样的思想和什么样的人格呢?
从思想上看，先秦诸子各有一套人生哲学和治国方略：老子讲究清静、无为，顺应自然，墨子讲究兼爱、非攻，信奉鬼神，韩非予讲究赏功、罚罪。利用法度……孤立地看，这些思想家说起来都头头是道，可谓各人有各人的高招，何以唯独孔子所开创的讲究仁义、礼让，主重亲伦血缘的儒家学派能够经受“百家争鸣”的洗礼而获得“独尊懦术”的地位呢?我以为，用现在的说法，这是因为孔子的思想最符合中国的国情，《说文解字》说，“仁，亲也，从人从二。”以文字学的角度也可以看出，所谓“仁
学”讲的不是人与外在的宇宙本体，乃至上帝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亲伦关系，所以孔子的学生有子才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正是以这种亲伦情感的孝悌出发，孔子建立起了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彰式的儒家思想，在制度层面上，这种思想将父父、子子的血缘亲情，扩展为君君、臣臣的社会伦理，从而创立了一套包括“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内的政治伦理规范，由于这套规范产生于人们内在的、自发的原始血缘情感，因而比外在的法律制度具有更大的约束力。也正因如此，顺应国情的历代统治者，都深知忠孝安邦、礼乐定国、“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作用，儒学也从此而显示出了较之墨、法、道诸家所具有的生命力。在信仰层面上，这种思想通过父子、兄弟、夫妻、乃至君臣之间的情感联系，将孤立的个体与整个社会联成一体，从而克服了早期人类所可能具有的孤独感与幻灭感，具有了准宗教的功能。只是这种功能不是象《圣经》故事中所描绘的那样，是以亚伯拉罕用牺牲自己儿子的行为换来的，而恰恰是建立在亲子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耶稣说，“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父。”而孔子的传人孟子却教导人们：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入之幼。”可见，这种精神上的超越并不是指向超越的彼岸世界，而是指向现实的社会人生，正是由于实现了这种内在的精神超越，促使中国人可以不需要任何神祗而泰然自若地处理日常事务，促使中国人可以不依赖任何宗教而视死如归地面对现实人生。
作为文化名人，孔子不仅有其思想的光辉，而且有其人格的魅力。我们知道，孔子的一生是相当坎坷的，所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说明孔子不得不从小为生计而
奔波。但是孔子志向远大，自(幼发愤读书，以“知礼”而出名。那些土大夫们纷纷让自己的子弟拜孔子为师，甚至鲁国的国君也曾同孔子一道到洛阳问礼，孔子则乘此机会聚徒讲学，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和“有教无类”的原则开私家讲学之风气。
孔子学习和传播“周礼”，绝不仅仅是为了普及文化，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即按照“周礼”的原则去重整“礼崩乐坏”的社会秩序，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孔子却四处碰壁，他虽然官至大司寇并摄行相事，但只干了三个月便因无法推行自己的主张而被迫离开了鲁国，从此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政治游说。关于孔于“周游列国”这件事，后人常常评价不一。然而在我看来，这件事恰恰最能体现孔子人格中的魅力。翻检作为语录体的《论语》一书，我们到处可以看到令人回味的格言警句，但最能体现其人格精神的是这样—句话，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每当我掩卷沉思，闭目
暇想的时候，脑海中都会出现——位满面尘埃，衣衫褴褛的老人在荒原古道上驾着迟缓的马车踽踽而行。他在推销自己那不被世人所接受的思想，他在进行着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努力。对于那些一向以成败论英雄的人来说，这种徒劳而悲壮的努力显然
不足为取，但我认为孔子是不朽的。换句话说，孔子有些思想可能会过时，或者已经过时了，但是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却永远具有着人格的魅力，唯其如此，孔子才可能进入一种“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人生境界，唯其如此，孔子才可能
倡导—种“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人格理想，写到这里，不由地使我想起了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作为近代启蒙主义思想的倡导者，谭嗣同显然不满意由孔子思想所派生出来的“三纲五常”，他认为这些思想无非是统冶阶级用来束缚人心、禁锢民权的工具而已，因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然而正是这位为变法维新不惜流血；甚至甘愿流血的谭嗣同，却将自己的著作名之为《仁学》。由此可见，谭嗣同虽然反对孔于的社会理想，佃，却发扬厂孔子的人格精神，即真正达到了“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人生境界。
我不知道一个民族的历史延续都需要哪些先决条件，但至少有两点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思想和人格。在这一意义上，孔子之为孔子，中华民族之为中华民族，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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