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与山东人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他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文化，是一种内涵丰富的社会历史现象。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义的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对应，主要指人们改造主观世界的能力和成果，也就是精神文明。狭义的文化，专指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要包括三种文化：上下五千年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文化，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包括吸收借鉴外国优秀文化成果在内的当代文化。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括地域文化、民族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等。但其中影响最长久、最广泛、最深刻的是齐鲁文化。

　　什么是齐鲁文化？“齐鲁”二字在这里有两个概念。一是时间概念。齐国从公元前11世纪（约前1046年）至公元前221年，历时825年；鲁国从公元前11世纪（约前1046年）至公元前256年，历时790年。二是空间概念。就是从西周初年到东周末年，在山东现在的地盘上，有两个最大的诸侯国：齐国和鲁国。除了齐、鲁两国外，还有莒、曹、滕、邾、莱、纪等国，但后来这些小诸侯国都被齐、鲁两国吞并了。所以“齐鲁”就成了“山东”的代名词。如齐鲁大地、齐鲁山河、齐鲁物产、齐鲁风情、齐鲁人物等。

　　所谓齐鲁文化，就是在齐、鲁两个诸侯国存在的800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齐鲁大地上产生的一切文明成果。

　　齐鲁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顾名思义，齐鲁文化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统称。齐文化、鲁文化既是两枝风格迥异的文化奇葩，在更深层次上却又是从同一条母根上孕育成长起来相似相通的同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

　　齐鲁文化是当之无愧的先进文化。它经受了2000多年历史的考验。它被大多数中国人和一部分外国人所接受。它推动了人类文明和社会的进步。

　　齐鲁文化，在它生成之初，是地域文化。秦始皇统一中国，使齐鲁文化走向全国成为可能。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齐鲁文化成了全国的主流文化。

　　齐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齐鲁文化虽然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但中国传统文化之主体、核心、精华是齐鲁文化。

　　

　　齐鲁文化之所以产生于齐鲁大地，是因为这里有特别优越的地理环境。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生成一种文化。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从类人猿到类猿人，从猿人到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首要的是解决生存条件问题。所谓生存条件，一是淡水资源，二是可供食用的动植物资源，三是可供栖息的环境条件。

　　由于齐鲁大地具有这样三个条件，便成了原始人类繁衍生息的最佳选择，成了最适合古人类居住的地方之一，人类文明起步最早的地区之一，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齐鲁大地这方“水土”有许多特别之处：

　　首先，区位特别。这个地方，东临大海、西接中原、北傍燕赵、南依徐淮。是连接华东与华　北、大海与中原的纽带，兼有南方、北方、沿海、内陆的各种优势。

　　其次，气候特别。它地处北温带季风气候区，春、夏、秋、冬四季分明。

　　再次，地形特别。它地形多样，山地、丘陵、平原、洼地、湖泊、海洋应有尽有。

　　齐鲁大地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有6座：泰山、徂徕山、鲁山、沂山、蒙山、崂山。其中前五座属于泰（山）沂（蒙）山系。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泰沂山系巍然矗立在全省中部。有山就有水。水往低处流。因为泰沂山系居中，水便通过无数河道往北、西、南三面流淌。往北，有孝妇河、淄河、弥河、潍河等；往西，有大汶河、泗河、白马河、薛河等；往南，有沂河、沭河等。这些流淌了数亿年的河流，造就了北、西、南三大片山麓平原。山麓平原与冲积平原相比，最大的特点是土层厚、土质好，水资源丰富、水质好。济南趵突泉群、章丘百脉泉群，临朐老龙泉群、泗水泉林泉群等都出在山麓平原上。

　　古人将海、岱之间命名为青州。青州即绿州，是林木繁盛、绿色覆盖的地带。这一带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生物繁衍，为人类提供了丰盛的采集和捕猎资源，为农、牧业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条件。《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齐带山海，膏壤二千里，宜桑麻”。

　　齐鲁大地东临大海，而大海既是一道天然保护屏障，也为人类在衣、食、渔、盐和交通等方面提供了便利。

　　齐鲁大地的西部为黄河冲积平原，南部为淮河冲积平原，北部为海河冲积平原。这几大片冲积平原虽然不及中部山麓平原条件那样好，但它们地势平坦，沃野千里，极宜农、牧。

　　由于地理环境的诸多优势，齐鲁大地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不仅品种多，而且品质好。发展到近代、现代，这里的粮食、棉花、花生、蔬菜、水果、肉类、水产等的产量均居全国前列。山东与乌克兰、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并称“世界三大菜园”。许多带“大”字的产品，如大花生、大苹果、大梨、大枣、大核桃、大葱、大蒜、大萝卜、大白菜、大驴、大马、大对虾、大螃蟹等，多数出在山东。

　　远在四五十万年以前，当北京猿人在周口店一带点燃文明之火的时候，东夷人的祖先沂源猿人也在鲁山的洞穴中出没。他们面对群山树海，开始了走向文明的跋涉。

　　后来成为齐鲁的这块地方，因为各方面条件比较好，文明起步比较早，便成为众部族垂涎和激烈争夺的焦点。由此也带来民族的融合、文化的融合，为产生博大精深的齐鲁文化创造了条件。

　　

　　齐鲁文化之所以产生于齐鲁大地，除了这里特殊的地理环境外，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所谓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是指齐鲁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中华古文明的重心所在。

　　中华文明的摇篮地，目前公认的有六块。它们是：泰山周围、华山周围、四川盆地、江汉平原、长江下游、辽西平原。其中泰山周围（包括现在山东的全部、江苏的北部、安徽的北部、河南的东部、河北的南部）是最早最大的一块。

　　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约5000年。其中记载最连贯、出土文物首尾相接的当数泰山周围，也就是现在山东省这一带。

　　正是有了如此深厚的历史渊源，齐鲁文化才能够在这里孕育、形成和发展。

　　齐鲁文化的孕育期：主要指从远古时代至夏、商时期。在这一时期内，位于黄河下游的炎帝及其后裔创造的东夷文化与位于黄河中上游的黄帝及其后裔创造的黄帝文化相互冲撞、交流、融合，孕育出更为先进的齐鲁文化。

　　齐鲁文化的形成期：主要指自齐、鲁建国至春秋、战国。随着西周建立，周文化逐渐传播到黄河下游地区。由于齐、鲁两国建国方略、人文环境、地理条件的差异，形成了两个风格迥异的文化体系：齐文化和鲁文化。在西周和春秋、战国长达八百年左右的时间里，齐文化和鲁文化沿着各自独特的道路逐步形成和完善，并开始走向融合。

　　齐鲁文化的发展期：主要指战国末期到秦汉时期，黄河流域政治上趋向统一，促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齐、鲁两大文化体系更加交融，走上了一体化道路。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齐鲁文化获得官方文化的支配地位，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为了从源头上说明齐鲁文化是怎样孕育的，需要了解一下齐鲁大地的文明发展史。

　　在远古时代的中国，黄河下游的远古人类被称为“东夷人”，他们所创造的远古文明被称为“东夷文化”。“东夷文化”是当时的先进文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所说的远古时代，基本上就是新石器时期，是原始社会的后期。

　　人类从起源到整个原始社会，大概经历了四五十万年。原始社会当中，先是漫长的旧石器时期，后是新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是从距今1万年左右开始、到距今4000年左右结束的。大量考古发现说明，新石器时期的齐鲁大地人口己经比较密集，以新石器、陶器和玉器为标志的生产力己经到了很高的水平。

　　首先，看一下新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的主要标志，是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

　　北辛文化。距今7000年前，属于新石器前期，是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古滕州地处平原与丘陵交接地带，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是古代居民从事生产活动的最佳地区。现在官桥镇薛河故道北辛村，就是一个古代氏族部落的聚居地。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现了这个古代社会遗址。这是我国在黄淮地区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被称为“北辛文化”。北辛文化主要分布于泰沂山系南、北两侧一带，包括了除胶东半岛以外的山东大部分地区。

　　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渊源于北辛文化，距今5000年左右。因首先发现于泰山南麓（距泰安市60华里）大汶口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山东泰山周围地区，北濒渤海、南抵苏皖、西进河南。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重要遗存之一，以特点鲜明的陶器为主要特征。

　　龙山文化。龙山文化是继大汶口文化之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类文化遗存，距今4000年左右。因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而得名。目前，在山东的寿光、章丘、邹平、临淄、阳谷、五莲、日照等地都有龙山文化城址发现。龙山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有明显传承关系，是中国制陶史上的鼎盛时期。

　　其次，看一下人文始祖时期。大约在距今5000年到4500年之间，新石器时代到了晚期，制陶业方兴未艾，青铜器时代正在孕育，母系社会正在解体，父系社会正在形成。伴随着这样一系列巨大的变革，人类呼唤文明，便有“三皇五帝”这些人文始祖应运而生。中国古代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版本很多，至少有五种，多数说法都把伏羲、炎帝、黄帝列为其中，并有伏羲是“三皇”之首、黄帝是“五帝”之首之说。

　　伏羲，又名太皞（昊），古代东夷族著名首领。他的最大贡献是画八卦，造书契，结束了古人类结绳记事和不辨东西南北、不分春夏秋冬的历史，指引人们从蛮荒走向了文明。炎帝，又名神农，古代姜姓部落著名首领，是农业创始人。他发明了耒耜，教民农耕，带领古人从游牧生活转为农业定居生活。又尝草采药，为人治病。

　　黄帝，号轩辕，古代中原部落著名首领。他统一了上古诸方国部落，成为天下共主，又以种种发明解决了人的衣、食、住、行问题，还确立了父系社会的伦理道德，使中华文明进入了新的时代。

　　伏羲、炎帝、黄帝三位先哲是中华文明的开拓者，分别被后人尊为天神、地神、人神。他们的活动和贡献，相当多的是在山东。

　　《潜夫论·五德志》称：“大人迹生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意思是伏羲的母亲华胥，因在雷泽附近踩上了巨大的脚印而身怀有孕，生下伏羲。古雷泽在今山东菏泽巨野县境内。有关伏羲的遗迹遍布鲁西南。山东单县、邹县、兖州、泗水、滕县、微山等地都有伏羲陵、伏羲庙(人祖庙)或画卦石（山）。现存的山东嘉祥县武氏祠汉画像石，就有伏羲和女娲的人首蛇身画像。

　　史书记载，黄帝也是山东人，生于寿丘，寿丘在鲁故城东门北，今曲阜东北八里（一说黄帝生于河南新郑）。炎帝、黄帝活动的中心地区在齐鲁，并都曾在齐鲁建都，也都封禅过泰山。后来，炎帝后裔建立了齐国，黄帝后裔建立了鲁国。

　　第三，看一下古圣先贤时期。中华文明5000年薪火相传，源远流长。如果说，伏羲、炎帝、黄帝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有开创性的贡献，那么后来相继出现的尧、舜、禹便是中华文明继往开来的推动者。

　　尧，出生于古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13岁封于陶地（今山东菏泽），号陶尧，15岁又封于唐（今河北保定唐县），故称唐尧，又称陶唐氏。尧是父系氏族社会部落联盟的领袖。他的品质和才智非凡绝伦。他协和万邦，使大小部落和睦相处，形成了中原地区规模宏大的部落联盟。首次制定了历法（一说中国最早的历法为黄帝创制，俗称“黄历”。又说最早的历法为颛顼所制，称“颛顼历”），指导人们按季节从事农业生产，推动农耕文化出现飞跃进步。他不以天子之位为私有，没有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丹朱，而是禅位于舜。

　　舜，出生于诸冯（今山东诸城一带），姚姓，有虞氏，名重华，史称虞舜。据说舜在历山耕耘种植，向子民们传授制陶、耕耘、渔猎技艺。历山就是现在济南市的千佛山，也称舜山、舜耕山。直到今天，济南还有舜祠、舜井、舜园等。舜帝的功绩主要有：一是按季节播植百谷，开沟挖渠，平治水土，推动了农业发展。二是公布了刑法，维护了部落和社会的安宁。三是举贤任能，知人善任，开创了政通人和的局面。《史记》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与尧一样，在年老的时 候，把帝位禅让给了威望最高的禹。

　　禹，出生于西羌，即汶山郡广柔县（今四川松潘、理县、茂县地区），又称大禹、夏禹，名文命，是鲧的儿子，颛顼帝的孙子，黄帝的玄孙。据说，禹的父亲鲧治水无功，禹接续其父未竟的事业，开山、疏河、筑坝，使天下的河川流向大海，终于根治了水患，使百姓安居乐业。禹为了加强对社会的管理，把全国分为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最后，禹把帝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使禅让制终结、世袭制开始。禹是原始社会部落联盟阶段的最后一位杰出人物。

　　第四，看一下夏、商时期。尧、舜、禹之后，便是夏、商、周。尧、舜、禹时期，是中国原始社会的最高峰，夏、商、周则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全部。夏、商、周三朝共2000年。

　　夏朝，先建都于阳翟（今河南禹县），后又在安邑（今山西安逸）建都，约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是史书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是禹的儿子启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共传13代，16王，历时约470年，后为商朝所灭。

　　商朝，先建都于亳（今河南商丘），后定都在殷（今河南安阳），所以商朝又称殷商。约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始于商汤，终于商纣，共传17代，31王，历时近600年。商朝时奴隶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在文化、青铜冶炼等方面达到较高的水平。夏、商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阶段。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的夏、商时期，在泰山周围，东夷人逐渐形成了两个文化中心。泰山以北，以今临淄为中心，是爽鸠氏、季荝氏、有逢伯陵和蒲姑氏等活动的区域。泰山以南，以今曲阜为中心，是少昊、蚩尤、颛顼、后羿、奄国等部落和方国的居地。这两个文化中心，为周代分封齐、鲁两个诸侯国奠定了基础。

　　

　　任何一种思想文化的产生，都是历史的产物，更是时代的产物;任何一位历史文化巨人都是时代思潮的代表，既不可能割断与历史文化的联系，更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环境而独立存在。这是思想文化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

　　齐鲁文化孕育于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的夏、商时期，脱胎于周朝。

　　周朝，公元前1046—公元前221年（一说公元前256年），共传30代，37王，历时825年。是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是奴隶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也是思想文化领域最活跃、最丰收的一个时期。周朝内部，又分西周、东周。西周，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从公元前1066—公元前771年，约295年，是中华古典文明的全盛时期。东周，定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从公元前771年—公元前256年，约515年。东周期间，自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共294年，史称为“春秋时期”；自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中国，共254年，称为“战国时期”。

　　西周初年，姜太公被封于齐，以治理夷人；周公被封于鲁，以拱卫周室。分封齐、鲁，标志着东夷文化向齐鲁文化演变。山东泰沂山系周围出现了齐、鲁、邾、曹、滕、莱、莒、纪等数十个诸侯国，以齐、鲁最大最强盛。

　　春秋时期，鲁国因保存了完备的周礼而成为当时中国思想文化重镇。齐国则在齐桓公、管仲主持下率先改革，国力强盛，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著名的春秋五霸之首。

　　战国时期，齐国又跻身于七雄（秦、楚、齐、燕、韩、赵、魏）行列，成为著名的战国七雄之魁。

　　那时的齐国，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军事强大，称雄于世。据《战国策·齐策一》记载：齐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鞠者；临淄之途，车声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东方的齐国与同时期西方的希腊，成为世界的两极。古希腊产生了马拉松赛跑。古齐国发明了足球运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代兴办了著名的吕克昂学院。古齐国战国时期兴办了著名的稷下学宫。周朝之所以产生齐鲁文化，有三个具体的社会条件。

　　（一）礼乐文化的广泛影响

　　礼乐文化起于夏、商，西周达到高峰，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完备的文化形态，至今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礼乐文化是一种制度文化，它以“礼”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和核心，“明贵贱，辨等级，正名分”，一切人和事都要遵循礼的规范和准则。礼分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五种。“五礼”的节目繁多，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涵盖了国家、社会和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乐，通常与礼相配合，行什么样的礼，配什么样的乐。西周时期，对夏、商礼乐文化在继承的同时进行了大胆的改造，制定了周礼，使礼乐配合，文质彬彬，尽善尽美，展示了一个伟大成熟文明国度所拥有的和谐与典雅。主持制定周礼的是周公，他由此成为西周时期礼乐文化的代表人物。

　　礼乐文化直接孕育了儒家文化。孔子说“礼”，认为殷对夏、西周对殷皆有所“损益”。他本人于春秋末期对周礼也有所“损益”。所谓“损”，就是抛弃不合时宜的成分;所谓“益”，就是继承和创新。孔子一生“据鲁”、“亲周”、“故殷”，整理“六经”，其主要贡献就是直承中国悠久文化传统尤其是西周文化传统，并有所“损益”，从而创立了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和儒家学派。孔子是儒家文化创始人，也是春秋时期礼乐文化的代表人物。

　　（二）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变革大转折的重要时期。它是“礼崩乐坏”的时代。随着西周王朝的衰微，传统宗法等级专制政体逐渐失去效能，周天子对各诸侯国和整个社会控制能力大大削弱，五霸迭起，争斗不止，天下大乱。由周天子专制的一统天下，发展成诸侯林立的政治主体多元化。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强国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诸夏，灭封地，擅其号。”

　　春秋战国又是思想大解放大发展的时代。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和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各自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提出自己的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于是就出现了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一大批有识之士在对文化传统进行反思，纷纷从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创说立论，构建各自的思想理论。这些新思想新理论不断渗透与扩展，汇成了浩浩荡荡的文化思潮，深刻影响了诸侯国统治下的整个中国社会，猛烈冲击着传统专制统治秩序和思想意识形态。这种生动的局面，为齐鲁文化代表人物的脱颖而出，为齐鲁文化产生发展，开辟了道路，创造了生动活跃的社会环境。

　　（三）稷下学宫的浓厚氛围

　　战国时代，七国争战不休，却为学术繁荣创造了良好社会环境。在东方的齐国出现了足以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代吕克昂学院相媲美的稷下学宫。学宫位于齐国都城临淄的稷门附近，因此后世将其命名为“稷下学宫”。它创建于齐桓公在位时期，并在齐宣王在位时期达到鼎盛阶段，延续了一百四五十年之久，是战国中后期的学术文化中心和百家争鸣的主要场所。

　　稷下学宫汇聚了“诸子百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所谓“诸子百家”，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战国中后期的重要思想家，大部分都曾活跃于稷下学宫。在稷下学宫鼎盛时期，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所有学派，汇集了天下贤士上千人，任其“不治而议论”，有76人被尊为“上大夫”。其中著名学者有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接予、季真、环渊、彭蒙、田巴、鲁仲连、荀子等。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学术见解，互相争辩，共同研讨，著书立说。一时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学派云集，蔚为大观。

　　稷下学宫的创建，开辟了民主议政的先河，不仅促进了齐国的昌盛，而且为齐鲁文化的融合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儒学代表人物，曾进驻稷下学宫的，前有孟子，后有荀子。他们为齐文化与鲁文化的融合发挥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孟子在齐国居住时间长达十几年，他的学术思想受到了齐学的熏陶。如孟子关于“养浩然之气”的思想，就是受稷下先生尹文等人“气论”的影响。在稷下学宫，荀子“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即出任学宫主持人，在齐国、鲁国文化合流中起了关键作用。他兼顾齐学，因而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儒学思想，同时又通过学术交流，把儒学思想在齐国文士阶层传播开来。在此背景下，齐国文化和鲁国文化走向融合。

　　

　　齐鲁文化的代表人物，从齐国方面看，主要是姜太公、管子、齐桓公、晏子、孙武、孙膑、邹衍、荀子。从鲁国方面看，主要是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墨子、孟子。按照他们出生的时间顺序，依次介绍如下。

　　（一）姜太公

　　姜太公，姜姓，吕氏，名望，字子牙，也称吕尚。姜太公既是周朝的开国功臣，又是齐国的立国圣君，是齐文化的创始人，也是古代影响久远的韬略家、军事家、政治家。儒、道、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

　　在中国，不知道姜太公的人很少，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姜太公是一个神奇而伟大的历史人物。说他神奇，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名字神奇。姜太公名字很多，常见的有姜太公、姜尚、姜子牙、吕尚、吕望、吕牙、师尚父、尚父等。姜太公是炎帝神农的后裔。“神农氏，姜姓也”。神农氏姜姓中有一个叫伯夷的人，为尧“典三礼”，“立五刑”，又佐禹治水立有大功，因而受封于吕。伯夷就是姜太公的祖宗。古代以部族为姓，以祖封地为氏。以部族命名，姜太公姓姜；以氏命名，姜太公姓吕。姜太公名尚，字牙，或尊称为子牙。这就是“姜尚”、“姜子牙”、“吕尚”、“吕牙”名字的由来。《史记》记载，当年姜尚在渭水河边钓鱼，与外出打猎的周文王相遇，两人纵论文功武略，甚为投机。文王遇到了栋梁之才，高兴地说，“从我祖上太公以来就盼望你这样的人”。所以人们又称姜尚为“太公望”。后来他被封为齐国第一代国君，齐人追称他为太公，姜太公的名字就被叫响了。

　　二是里籍神奇。姜太公是哪里人，在历史典籍中，至少有六种说法，即日照说、汲县说、冀州说、魏邑说、许州说、不知何处说。持日照说的记载最多，《孟子》、《吕氏春秋》、《战国策》、《史记》这方面的记载是一致的。《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东海即东海郡，领海曲等38县，海曲县即今山东莒县。古代莒、吕一字。姜太公的祖宗伯夷受封于吕。莒县至今还有东吕乡、东吕里。可见，莒县便是姜太公的祖籍及出生地。

　　三是年龄神奇。姜太公的祖先，都是部落首领。但到了姜太公这一代，适逢殷末颓世，家族已经衰落。纣王无道，贤愚颠倒，姜太公虽有匡世济时之才，终因进身无门而穷困大半生。直到年过七十，方遇周文王访聘为师。孔子称“太公勤身苦志，七十而遇文王”。自此太公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一发而不可收，活了139岁。

　　四是本领神奇。史称，姜太公“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德、法、术“三材兼有”。他的术主要是“修道术”和“开塞术”。“人功和天地参合，助成天地所生，才有道术可言”。“知开塞之术者，其取天下如化，是谓政之大端矣”。

　　五是遗迹神奇。姜太公的遗迹，数量多，分布广。主要有：棘津太公台，位于今山东日照。太公台，又称太公避纣处，位于山东潍县东南50公里。钓鱼台，位于陕西咸阳渭水河畔，相传为太公钓鱼处。太公泉，位于河南汲县城西北，相传为太公故居。东吕太公庙，位于山东日照冯家沟村。营丘太公庙，位于山东临淄西营丘，宋代碑尚存。磻溪太公庙，位于陕西省宝鸡县磻溪河边。汲县太公庙，位于河南汲城东门北侧。咸阳太公庙，位于陕西咸阳西边。还有临淄太公祠、汲县太公祠、镐京太公墓、丰京太公墓、咸阳太公墓、汲县太公墓、临淄太公衣冠冢等。

　　姜太公的神奇，是与他的伟大分不开的。在渭水河畔，周文王与姜太公相识，一见如故，拜之为师。周文王死后，周武王即位，以姜太公为太师。姜太公辅佐周武王，实现了灭商兴周的伟大理想，形成了周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一统天下。

　　周武王封赏“功臣谋士”，而姜太公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姜太公来到齐地，政治上推行尊贤尚功、选贤任能，文化思想上厉行因俗简礼、因地制宜，经济上坚持本末并举、农工商“三宝并重”，使齐国国力持续强大，先后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魁，历时39代国君，800多年。

　　（二）周公

　　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同母弟，周成王的叔父。早先被封于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或周公旦。西周初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被尊为儒学奠基人、千古宰相的楷模，是孔子一生最崇敬的古代圣人之一。周公的功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辅佐武王，克商灭殷。商末，纣王无道，沦为独夫民贼。周武王发动战争，经牧野一战，推翻了商纣王的残暴统治，建立了周朝。第二年，武王病重，欲传位于周公，周公泣涕不受。武王死后，乃拥立武王的长子诵即位，是为成王。其时，成王幼弱，“小邦周”刚刚取代“大邦殷”，立足未稳，周公摄政担负起治国安邦的重任。

　　周公摄政7年。《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基本上概括了摄政期间周公的历史功绩。

　　2、三年东征，平定天下。武王灭商后，封纣王之子武庚于商朝旧地，让他奉守商祀，统率殷遗民，又在周围地区分封了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使其就近监视，号称“三监”。周公摄政后，管叔等人极为不满。武庚便串通“三监”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叛乱。周公亲拥成王东征，第二年就平定了叛乱。

　　第三年，周公继续讨伐参与叛乱的奄、徐、薄姑等。并秉承武王遗志，在“天下之中”的伊洛盆地营建了成周洛邑。周朝成为继夏、商之后而兴起的中国历史上第三个统一王朝。

　　3、分封诸侯。实现天下一统后，周公汲取武庚和“三监”叛乱的教训，在全国推行分封制，目的是“选建明德，以蕃屏周”，即选用有明德之人，分封为诸侯，作为周朝的藩屏、侍卫。分封的对象主要是同姓亲戚，也有部分异姓功臣和历代圣王的后裔。《荀子·儒效》篇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无论同姓诸侯，还是异姓诸侯，与周天子都是君臣关系，共同尊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

　　4、制礼作乐。周公借鉴夏商二代的礼乐传统，有所选择，有所发展，把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推向了顶峰。“周道四达，礼乐交通”，是西周盛世的写照。所以孔子由衷地赞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周公制礼作乐的指导思想是“敬德保民”。“敬德”，是因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有德才会得到上天的保佑。“保民”，是因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保民”实际上就是保社稷、保国家。周公提出“敬德保民”，是夏商以来中国思想从敬鬼神向重人事的转变。

　　（三）管子

　　管仲（前725—前645）名夷吾，字仲，又名敬仲，春秋初年齐国政治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管仲少时丧父，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

　　管仲注重经济，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是废除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管仲改革助推齐国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后来孔子感叹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也要穿异族服装了”。

　　（四）齐桓公

　　齐桓公（前685—前643），姜姓，名小白。齐国第15代国君，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他任用管仲为卿，推行政治、军事、经济改革，倡导“尊王攘夷”，安定周朝王室内乱，“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霸主。

　　在政治方面，齐桓公实行了“参其国而伍其鄙”的制度。“国”，即都邑。“鄙”，就是乡村。“参其国”就是把都邑划为21乡，分工乡、商乡和士乡三个部分居住，其中工乡3个，商乡3个，士乡15个。“伍其鄙”，就是按照轨、邑、乡、县、属把乡村居民编制起来，设置官吏，加强控制，使人民各安其居，各守其业，不任意迁徙流亡，以发展社会生产，巩固统治。

　　在军事方面，推行了“作内政而寄军令”的措施。即实行寓兵于民，兵民合一，把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统一起来。居民既是民众，又是兵士，既要从事各自的职业，又要于春秋二季进行军事训练。官吏们既是行政长官，又是军事统领，既管行政，又管军事。这样就扩大了兵源，提高了战斗力。

　　在经济方面，实行了增加国家赋税收入的措施。即在广大农村对土地进行普查，根据土地的肥瘠和数量，规定交纳贡赋的多少。同时，鼓励发展盐铁业，又设“轻重九府”之制，根据年岁的丰歉和人民的需要，集散货物，调剂物价，增加国家收入。这些经济措施，为齐国称霸诸侯，奠定了物质基础。

　　（五）晏子

　　晏子（前595-前500年），即晏婴，东莱夷潍（今山东高密）人。春秋后期齐国上大夫，后任齐卿，灵公、庄公、景公三朝在位，辅政长达40余年。春秋后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汉代刘向在《晏子春秋》叙录中，曾把晏子和春秋初年的政治家管仲相提并论。孔子曾赞曰：“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现存晏婴墓在山东淄博齐都镇永顺村。

　　和合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国语·郑语》较早提出“和合”范畴。晏婴从生活的经验中，认识到矛盾是普遍的，事物是矛盾的联结，矛盾本身是转化的。从《晏子春秋》中，可以看到晏婴在对“和”与“同”的论证方面，用“和”说明事物矛盾的联结及“相辅相成”的作用，用“同”说明单一性。《左传》生动地记述了这一思想：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即春秋时齐国大夫梁丘据）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单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焉。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左传·昭公二十年》）。

　　《晏子春秋》是一部记叙晏婴思想、言行、事迹的书，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短篇小说集。相传是晏婴的著作，也有人认为是后人集其言行轶事而成。全书共八卷，215章，分内、外篇。主要记述了晏子的言行思想，语言简炼，情节生动，具有较高的艺术性。书中寓言多以晏子为中心人物，情节完整，主题集中，讽喻性强，对后世寓言有较大的影响。

　　（六）孔子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创始人，春秋末期最伟大的文献学家、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

　　孔子先世是宋国贵族，后因避宫廷祸乱迁居鲁国。孔子三岁时，父亲便死去了，少“贫且贱”，年轻时做过“委吏”（管理仓库）、“乘田”（掌管畜牧）。鲁定公时，曾任中都宰、大司寇（主管司法），摄行相事，政治生涯到达顶峰。后周游卫、宋、陈、蔡、楚等国，都没有受到重用。晚年回到鲁国，致力讲学、整理“六经”、编修《春秋》。相传他的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著名的有七十二人。孔子对中华文明主要有五大贡献。

　　1、文献学上的贡献。我国传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诗经》，是由孔子整理成书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时有诗3000余篇，孔子选取其“可施于礼义”的，形成了305篇的《诗经》文本，并作了解说。《论语》中有很多记载，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不学诗，无以言”等。

　　《尚书》又称《书》、《书经》，中国古代最早的历史文献。相传为孔子编定。

　　2、史学上的贡献。孔子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春秋》的作者。全书仅1.6万余字，却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共242年的鲁国历史。孔子修《春秋》，是出于拨乱反正的政治目的。《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记·太史公自序》称，《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孔子修《春秋》，确立了许多书写历史的原则和凡例，最著名的是所谓“春秋笔法”，即：用简约的文字表达复杂的微言大义，褒善贬恶，“一字之褒，如同华衮之荣；一字之贬，无异斧钺之诛”。孔子修《春秋》，通过把历史的原始记录改写成历史著作，创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史学。应该说，不是司马迁而是孔子，才是中国史学之父。因孔子作《春秋》，“春秋”二字便成了历史的代名词。

　　3、哲学上的贡献。《易》是大道之源，也是中国哲学之源。《汉书·艺文志》记《易》之由来，“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认为在《易》之早期发展史上，有三个至关重要的阶段：伏羲始作八卦是第一阶段，周文王由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是第二阶段，孔子作《易传》是第三阶段。《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孔子好《易》，是“观其德义”。孔子以其非凡的慧觉注意到《易》的“德义”层面，发现了蕴含于《易》之中的丰富哲理，于是作《易传》十篇予以系统阐发。可以说，孔子是改造《易》，使《易》转向哲学，从而引发了易学革命的第一人。

　　4、教育上的贡献。孔子打着“有教无类”的旗帜，先后培养了“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选编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教材；将弟子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进行教育。孔子在其丰富的教学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如：教育目标是培养君子仁人；教育对象“有教无类”；教学原则是因材施教；教学方法采用“循循然善诱人”的启发式；要求弟子学思结合、举一反三、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重视德育，智仁勇并举而以仁为中心；提倡教师以身作则，师生教学相长；端正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求弟子学以成才，学以致用等。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被尊为“万世师表”。

　　5、政治上的贡献。孔子从“仁者爱人”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实行仁政德治，将社会公正、秩序、诚信和人民的福祉摆在第一位。提出为政从自身做起，“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优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法治。他的政治理想，一是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一是实现“天下有道”的“小康”社会。这是孔子为中国人设定的两个理想社会的目标。

　　宋朝人赵普，曾任中书令、宰相，协助宋太祖、宋太宗治理天下。他的“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流传至今，成为人们对《论语》的高度评价。

　　（七）孙武

　　孙武，字长卿，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齐国乐安（今山东广饶、一说惠民县）人,著名军事家。生卒年代不详，约与孔子（前551-前479）同时或略晚。

　　孙武出生于军事世家，生活在社会动荡、战争频繁的时代。他从小博览群书，学习黄帝的作战方法以及商、周军事名家的作战史实，从中总结出作战策略及作战思想。他游历齐、鲁、晋各国，实地考察古代战场，掌握了大量资料，结合自幼学习的兵法战书，进行反复思考分析，写下了传世之作——《孙子兵法》，又称《孙子兵法十三篇》。

　　约公元前532年，齐国的贵族田、鲍、国、高四族之间发生争斗。孙武是田氏后裔，贵族阶层的家族斗争必然也会危及孙武。孙武不愿纠缠其中，长途跋涉投奔吴国，一生的事业就在吴国展开，死后亦葬在吴国。

　　公元前512 年，吴王阖闾决心同楚国大战，谋臣伍子胥借与吴王论兵之机，连续7 次力荐孙武是真正可以“折冲销敌”的主将人选。于是，吴王召见孙武，孙武便带上他的兵法十三篇晋见吴王。吴王看罢，赞不绝口，为孙武横溢的军事才华所折服，任命他为将军。从此，孙武与伍子胥一起辅佐吴王，理国治军。

　　孙武为将之后，为吴国的兼并战争立下卓越战功。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说：“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意思是说，吴楚柏举（今湖北麻城）之战，攻占楚国首都郢，孙子有战功；吴军在齐国艾陵重创齐军，“北威齐晋”，吴国取代了晋国的霸主地位，孙子也功不可没。

　　（八）颜子

　　颜子（前521—前481），即颜渊，名回，字子渊。春秋末期鲁国人。父亲颜繇，也称季路，是孔子最早的弟子之一。在孔门弟子中，颜子最称高足，其品德与学业均翘居群首，是孔子多次赞许的弟子。在孔子教学的四科之中，颜子的“德行”科列孔门七十二贤之首。在《论语》中有六处孔子赞扬颜子的句子，这在孔门和《论语》中也只有他一人了。如在《论语·雍也》中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子去世时，孔子悲恸欲绝。宋朝以前，人们往往“孔颜”并称。

　　颜子勤奋好学，能做到“不迁怒，不贰过”；实践仁道，能做到“三月不违仁”；贫能安心守道，可以做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为人志向高远，又谦虚谨慎；善于体悟孔子之志，遵从孔子教诲。颜子对孔子极其敬重，称赞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

　　颜子没有著作传世，但他的品行为后世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一般认为，后来的儒学八派之中的“颜氏之儒”就是指颜子一派。历代对他也不时追加封号，如唐玄宗封他为“亚圣”、“衮国公”，元朝封他为“复圣公”，后世称之为“复圣”。山东曲阜有“复圣庙”。

　　（九）曾子

　　曾子（前505—前435），名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今山东嘉祥县)人。

　　曾子性情沉静，举止稳重，为人谨慎，待人谦恭，以孝著称。据说，齐国曾经想聘请曾子为卿，他因在家孝敬父母，辞而不就。他提出了“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论语·学而》）的主张。又提出“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他还十分注重仁德修养，提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即，修养的奋斗目标和所维系的中心思想是仁，是立仁、行仁。其任重道远，必须具备宏大坚毅之志，自强不息，死而后已!

　　曾子十七岁那年，求师于孔子，孔子对曾子的第一印象是“参也鲁”，也就是说比较质朴、憨厚。他颇得孔子真传，并在修身和躬行孝道上颇有建树。《二十四孝》中记载了曾子啮指痛心的佳话。曾子是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和传播者，在儒家文化中居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现山东嘉祥县南建有曾子庙。

　　（十）子思

　　子思（前483—前402），鲁国人，姓孔，名伋，字子思，孔子之孙。春秋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相传子思受业于曾子，宣扬儒家道德观念“诚”，以为“诚”是世界本原，以“中庸”为其学说核心。孟子曾受业于子思，将其学说加以发挥，形成了思孟学派。后世尊称子思为“述圣”。《中庸》为子思所作，收入《礼记》，流传于世。中庸之道是孔门最高之道，子思把中庸之道在更深层次上归结为中和之道。《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子思极力强调主观努力的意义，他有句名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庸》第20篇）。

　　《子思》是极富思辨色彩的儒家经典，出自子思及其门徒之手。《汉书?艺文志》有《子思》23篇，已经遗失。《子思》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既有科学的光辉，也有民主的光芒。“天人合一”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天道作为人世间的公理，它是由人去把握支配的。人可以并且应该在客观规律面前充分发挥主动性，做世界的主人。而“天人合一”从美学意义上讲，追求的是一种和谐美。只有人与人和谐、人与物和谐，才能达到社会发展的整体和谐。

　　（十一）墨子

　　墨子（前468-前376），姓墨名翟，鲁国人，春秋末战国初期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创始人。

　　墨子自称“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似属当时的“士”阶层。但他又承认自己是“贱人”，可能当过工匠或小手工业主，具有相当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墨子“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

　　墨子在政治上提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他的“非攻”思想，体现了当时人民反对掠夺战争的意向。他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他对统治者发动战争带来的祸害以及平常礼俗上的奢侈佚乐，都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他主张改善劳动者的地位，“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则得治”。在用人原则上，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官员，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来充当；而人民则要服从君上，做到“一同天下之义”。

　　墨子的哲学思想首先是在认识论方面。他以“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墨子也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墨子最早提出名实必须相符的思想，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由后期墨家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

　　（十二）孙膑

　　孙膑（约公元前380—前320），孙武的后世子孙，生于齐国鄄邑(今山东鄄城县红船镇孙老家村)，是战国中期杰出的军事家。因受膑刑，被砍去两个膑骨，故世称孙膑。

　　孙膑少时，同庞涓一起拜隐居山野的鬼谷子学习兵法。庞涓先于孙膑下山来到魏国，深受魏惠王赏识，拜为将军。孙膑不久也由墨子门生禽滑厘举荐，做了魏国的客卿。庞涓深知才能不及孙膑，便在魏惠王面前诬告孙膑私通齐国。惠王震怒，听从庞涓建议在孙膑脸上刺字、砍去膑骨。孙膑受刑后，成了残废。庞涓假意接济照应孙膑，使其整天刻写祖传兵法。后来，孙膑得知事情真相，便开始装疯，烧掉已经写出的兵书，并在齐国使臣的帮助下，藏在车中离魏赴齐，被齐威王拜为军师。大家熟悉的“田忌赛马”、“围魏救赵”、“马陵之战”的故事，都是展示孙膑军事智慧的杰出例证。

　　孙膑晚年退隐鄄邑孙家花园,设馆授徒,钻研兵法战策,著有兵书《齐武子》，也称《孙膑兵法》。经整理考证，《孙膑兵法》分上下两编，共30篇，11000多字，是我国古代军事著作的一份珍贵遗产。

　　（十三）孟子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城)人。战国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孟子生活在百家争鸣的时代，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思想，是儒家主要代表之一，被尊奉为“亚圣”。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境贫困。朱熹《中庸·章句序》称：“孟子受学于子思”，而子思受学于曾子，曾子是孔门之学的重要继承者，故孟子是孔子学说的嫡传。孟子学成以后，游说诸侯，到过梁(魏)、齐、宋、滕、鲁。当时各国致力于富国强兵，孟子的学说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最后退居讲学，“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把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首先提出了人性本善的主张，《孟子·滕文公上》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话既包括了他的哲学思想，又包括了他的政治思想。他讲人性本善，是为他的仁政理论提供哲学依据。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源于孟子的这种思想。

　　孟子还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孟子·尽心下》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认为君主只有得到人民拥护，才能取得和保持统治地位。对于残害百姓的国君，国人可以杀之。商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武王伐纣，他认为杀得对。《孟子·梁惠王下》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虽然有同情人民、谴责暴君的一面，但他的政治思想还是维护封建制度的。《孟子·滕文公上》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这种观点长期以来成为替剥削制度作辩护的理论根据。

　　（十四）邹衍

　　邹衍（约前324—前250），齐国人，战国后期著名思想家，阴阳五行学说的集大成者。齐宣王时，邹衍曾在稷下学宫学习，后成为稷下先生、齐国上大夫。邹衍的治学方法是“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他的思想宏大不经，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包。他的学说主要包括五行相生说、五行相胜说、五德终始说、大九州说和乐律学等内容。

　　邹衍用五行相生说解释自然的季节转移，认为：木性温，钻灼而火出，故木生火；火热能焚木，木烬而成灰（灰即土），故火生土；金居石依山津润而生，聚土成山，山必生石，故土生金；金属遇冷，空气中的水汽凝结附着其表面，故金生水；水润而生万物，故水生木。这样，木、火、土、金、水就构成了循环相生的关系。依据五行相生的顺序有春、夏、季夏、秋、冬五季，天子则应在相应的方位（东、南、中、西、北）穿相应颜色（青、赤、黄、白、黑）的衣服。

　　邹衍用五行相胜说解释政权的兴废，认为：众胜寡，所以水胜火；精胜坚，所以火胜金；刚胜柔，所以金胜木；专胜散，所以木胜土；实胜虚，所以土胜水。

　　邹衍根据土、木、金、火、水五行之间这种循环相克的关系创立了五德终始说。五德指土、木、金、火、水五种德运。它们之间存在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的关系。认为：历史的发展正是按照这种顺序循环往复的。每一个朝代都有五德中的一种与之相配合，由此种德运决定这个朝代的命运。

　　邹衍还提出天下分“大九州”的地理学说，成为我国古代“海洋开放型地球观”的第一人，打破了古代“盖天说”和“浑天说”为代表的宇宙论。邹衍认为“中国”（指华夏族聚居的中原地区）并不是世界的全部。中国内有九州，即大禹治水时划分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外部还有中国这样大的九个州，每个州的周围都有大海环绕。

　　邹衍在乐律学方面也颇有建树。“律”在古代不仅是一种乐器，而且是一种测气仪器。邹衍吹律测出地的温度和湿度，进而确定无霜期和播种期，指导人们进行农业生产。

　　（十五）荀子

　　荀子（约前313-前238），名况，字卿，又称荀卿。荀子是战国末期赵国（今山西南部）人，但他一生的主要活动在齐、楚两国。他是先秦时代儒家学派的大师，我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象、教育家。

　　荀子早年（十五岁）就来到齐国，在稷下学宫从事游学活动。后来再次来到齐国，因学问博大，“最为老师”，担任当时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之职，李斯、韩非都是他的学生。后来，荀子逐渐成为主持学宫各项事务和活动的领导者，可见他当时在稷下学宫的名望之高。

　　荀子在楚国，受到楚国的相国春申君的器重，担任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令。后来，春申君被杀，荀子也被免官，从此便定居兰陵，从事教学和著述，直到老死，葬于兰陵。

　　荀子学问渊博，在继承前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各家的长处加以综合、改造，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传统。在荀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中，“礼”是一个核心观念。他说：“国无礼者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荀子·王霸》）。在自然观方面，他反对信仰天命鬼神，肯定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并提出人定胜天的思想。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性恶论”，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和礼治、法治相结合。在认识论上，他承认人的思维能反映现实。

　　荀子的学说立足儒学，兼取道、法，旁收百家，形成了一个博大而又开放的系统，建立起集大成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齐鲁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和核心，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兼容并蓄，博大精深，将五千年中华文明联为一条不断的长河，具有极其丰厚的思想内涵。主要是：以人为本，以仁为核心，以德为美，以孝为先，以和为贵，以礼为范，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以天人合一、阴阳和谐为最高境界，以“中庸”为基本方法，以因时变革为前进动力。

　　（一）以人为本

　　齐鲁文化具有明显的人文主义特征。以人为本是齐鲁文化的灵魂和核心。齐鲁文化是围绕“人”这个核心展开的，因此，我们把齐鲁之学概括为“人学”。无论是儒、法两家重人道、轻天道，还是道、墨两家重天道、轻人道，人都处于思考的中心位置。天、地、人并为三才，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把人事归依于“天道”，把人的伦常情感贯注于“天道”，使“天”变成理性和道德的化身，实际是把“天”还原为人，强调天人之间的统一性与合理性。

　　由重“人”出发，各家无不重视高扬人道旗帜，把人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孟子的“民贵君轻”，《管子》的“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始于爱民”，《荀子》的“安以静兵息民,慈爱百姓”，《墨子》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等，无不体现了人文主义特征，放射着以人为本的光辉。人道精神体现最突出、理论最系统的还是儒家。孔于是中国古代最光辉的一面人道主义旗帜，他创立的儒家文化体系称为仁学体系，是人道精神的最高体现。孔子突破了阶级的、种族的、国家的、地域的局限，把“人”作为一大类来看待。他的“爱人”，是“人类之爱”，这和他的“有教无类”是一致的。

　　（二）以仁为核心

　　齐鲁文化把天、地、人看作统一的整体，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是以“仁”为核心的。

　　孔子儒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仁”。什么是“仁”?“仁者人也”，“仁者爱人”，这是最基本的概括。孔子对仁的解释很多：在家庭中就是孝悌之爱。把孝悌之爱推广到血缘关系以外的社会成员中，即是“泛爱众而亲仁。”把仁用于处理人际关系，就是《孟子·滕文公上》提出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用于治理政事，就是“为政以德”，是以“爱人”为内容的仁在政治上的运用。反映在教学上，即“有教无类”。“爱人”是做人的根本原则，也是处理人际关系最有效最完美的方法。孔子崇尚周礼，但对周礼决不是照搬或机械套用，而是循其基本原则和思路加以改造和发展，其中有许多重大突破。他引仁入礼，要求礼一定要符合仁的精神，也就是守礼不违仁，故《论语·八佾》说：“人而不仁，如礼何?”

　　（三）以德为美

　　齐文化和鲁文化尽管存在差异，如鲁文化崇尚礼，遵循“亲亲尚恩”，而齐文化崇尚“尊贤尚功”，但就道德及价值观的看法却近乎相同，都认为讲道德不能不讲修身，讲修身不能不关注道德。

　　从根本上说，齐鲁文化是伦理道德型的文化，讲究“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周公的座右铭是“敬德保民”。孔子提出了德政思想，提倡“为政以德”。《论语》讲“齐之以礼”，“见贤思齐”。“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有令不行。”可见，道德是当时人们内心的普遍追求，是当时社会文明的集中体现。

　　中国传统道德具有悠久历史，至今仍然有两点重要学术价值：第一，把道德看作具有崇高价值的精神追求，且认为这种追求是可以实现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第二，传统道德多方位地回答了应该怎样做人这个基本问题，许多形式和内容至今仍然具有普遍意义。

　　（四）以孝为先

　　孝指子女对父母在尊敬、抚养、送终等方面应尽的义务，是传统社会的基本道德。孝的观念在我国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孝”字，就是说，在公元前11世纪以前，华夏先民就已经有了孝的观念。至春秋时期，孔子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孝道。《孝经》中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人之行，莫大于孝”。“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夫孝，德之本也”。孔子认为，子女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法则，是人们应该身体力行的。儒家视“孝”为“仁”之本。《论语·为政》中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在这里突出了一个“敬”字，实在是精辟。孔子还明确提出在孝顺父母时，要做到和颜悦色。《孟子·万章上》也说：“孝之至，莫大于尊亲”。

　　自秦代后，“不孝”被定为十恶大罪之一，不肯抚养甚至辱骂殴打父母或祖父母者，都要受官府严厉处治，甚至处以绞刑和腰斩。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汉王朝就提倡“以孝治天下”，选拔官员也把“孝”作为一个标准。唐朝时，参加医学、算学、律学考试的人不用读五经，但《论语》、《孝经》却不能不读。唐玄宗曾亲自为《孝经》作注。《孝经》是《十三经注疏》中唯一一部由皇帝注释的儒家经典。

　　受齐鲁文化的影响，人们常常把“孝”与“敬”、“孝”与“顺”联在一起，叫“孝敬”、“孝顺”。要想对父母、长辈做到孝，必先对他们做到敬，而只有做到了孝，才能受人尊敬。同样，要想孝，必先顺，而只有做到了孝，才能一顺百顺。

　　“孝”做为华夏民族固有的道德观念，又经孔孟儒学的发挥，以及历代帝王的提倡，孝道在古代确实深入民心，难以动摇。中国人之重孝道，几乎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最大特点。

　　孔子提倡的“孝悌”，应用于社会，就是“忠义”。孝，是处理晚辈与长辈的关系。悌，是处理兄弟之间的关系。忠，是处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义，是处理广泛的人际关系。

　　（五）以和为贵

　　“和”即“和谐”之意，它被认为是美好的人际关系状况和极高的道德境界。《论语·学而》中记载：“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春秋时期，思想家们已经提出了“和”的概念。孔子把“和”作为最高政治伦理原则。《论语·子路》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孔子区别了和与同，他认为有道德的君子与人相处时，应力求做到和睦、和谐，但并不盲从附和。《中庸》中子路向孔子问强，孔子作了回答，并说：“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则矫；中立而不倚，强则矫”。即君子以和待人，而又能坚持原则，不为流俗所移。孔子所遵守与坚持的原则，就是必须按照礼义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人们之间和谐相处，便达到了人际关系的理想境界。子思在《中庸》中也论述了和的概念，他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子思把中、和从至德提升到“天下之大本”与“天下之达道”的哲学高度。这是儒家天人合一的哲学，即把天道与人道结合在一起，而达到“致中和”的结果。人与大自然达到了普遍和谐，大地上的万物就得到风雨的调润，在大自然的环境中生长、成熟。《周易》也论述了“和”的概念：“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即认为，天道的大化流行，万物各正性命，保持完满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

　　（六）以礼为范

　　“礼”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论语》中多次谈到“礼”。周公最早提出“德治”的理念，孔子又提出“仁”的思想，而“礼”是把德和仁具体化的制度或者行为方式。先秦历史上有儒、法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实行礼治还是法治。儒家主张只有“齐之以礼”，老百姓有了羞耻之心，才不会去做坏事。儒家和法家，尽管政见不同，但都认为人的行为是需要约束的，双方的分歧在于，究竟用什么来约束人。孔子主张用内在的道德力量来约束自己，《雍也》中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作为君子，一方面要“博学于文”，广博地学习文献，积累深厚的知识，同时要“约之以礼”，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并提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由于孔子以仁释礼，使礼具有了仁的内容，仁具有了礼的形式，即内容与形式成为不可分离的统一体。

　　（七）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

　　“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要求为臣、为子、为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董仲舒认为，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三纲”取于阴阳之道，君、父、夫体现了天的“阳”面，臣、子、妻体现了天的“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

　　“五常”指仁、义、礼、智、信，是人的内在德性，是人的价值、尊严之所在，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董仲舒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在他看来，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五常之道。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稳定和人际关系和谐。民国初年，孙中山借鉴“五常”，提出了八个德目：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孟子也提出五种“人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而这五种人伦关系却包含相互对等的意思。如父子之间，是一种亲情关系，孝是建立在亲情之上的，不是建立在等级关系之上的。君臣之“义”也是如此，其中包含着人格平等的意义。比如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君臣的地位是不能改变的，但君臣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由等级地位来衡量的。

　　（八）以天人合一、阴阳和谐为最高境界

　　阴阳和谐是《易经》的灵魂。阴与阳相互联结、依存，舍阴无阳，舍阳无阴。先秦典籍《左传》、《国语》中阴阳连用多见。

　　道家对先民的阴阳思想加以弘扬。老子提出了著名的命题“万物负阴而抱阳”，认为万物包含着阴阳两个对应的方面。庄子曰：“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庄子·则阳》）。他认为：“人大喜邪？毗于阳。大怒邪？毗于阴。阴阳并毗，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庄子·内篇》）。过度的喜与怒会伤及阳气与阴气，阴阳相侵会伤害身体。他指出毗阳毗阴的相对性，是为了追求阴阳的和谐性。

　　汉代大儒董仲舒广泛吸收阴阳五行诸学派的思想成果，把和与阴阳联系起来，提出了一个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宇宙生成论。《春秋繁露?五经正义》认为“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在阴阳五行四时有序的运行中，万物生生灭灭。

　　“天人合一”的观念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概括。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把自然人格化，使人的精神与自然相融合。从而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儒家一贯重视人与天地自然界的和谐共济问题，并不断探究天地自然界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论语·阳货》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即天的运行是自然而然的，大自然中的百物，其生长也是自然而然的。因此，大自然是一个和谐整体。王夫之也说，宇宙“合同而不相悖，浑然无间”。

　　阴阳和谐、天人合一的思想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祖国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是阴阳调和观念，“内外调和，邪气不能害”，表明人身体健康；当失调或失和，则意味着人身体有疾病，“阴阳离决，精气乃灭”。因此，中医治病的基本原则是调整已受到破坏的生理机能，使之重新恢复到阴阳平衡协调状态，即“阴病治阳，阳病治阴”。

　　（九）以“中庸”为基本方法

　　“中庸”是建立在儒家人性论基础上的一种伦理道德观，也是一种辨证的思想方法，由孔子首创，经过后来的儒家、特别是《中庸》一书的发挥而完善。

　　“中”字在先秦古籍中有三层涵义：一指中间、中等、两者之间；二指适宜、合适、恰好、合乎一定的标准，即“圆者中规、方者中矩”；三指人心、内心，即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孔子将“中”的思想发挥运用到他的伦理道德理论中，从而发明了儒家的“中庸”说。孔子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可见孔子是把“中庸”作为道德伦理准则而提出的，是以“仁”为内在核心，以“礼”为外在形式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孔子曰：“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孟子·尽心下》)这里所谓“中道”，也有适宜、符合的意思。孟子也提到“中道”，《孟子·尽心上》说：“大匠不为拙工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这里可以明显看出，所谓“中道”，就是要象工匠做工要中于绳墨，射手要合于彀率一样，符合“道”的要求。《礼记·中庸》说圣人“从容中道”，也是合于道的意思，与折中调和、中间道路风马牛不相及。如果人们能在一切事情上恰到好处地这样做，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庸之道已成为中华民族颇具特色的一种思想方法和道德品性。它的基本原则是适度，内外协调，保持平衡，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也就是说，任何极端的主张和做法都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到了极端，事物就要走向反面。而只有中道才是常道，才能持久。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若能坚持中常之道，才可能做到可持续的发展与进步。

　　（十）以因时变革为前进动力

　　因时变革，是齐鲁文化的一大特征。周公制定周礼，孔子创立儒家思想，都是坚持思想理论创新的结果。姜太公、齐桓公、齐威王在经济、政治等领域进行的改革，使齐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历时800年而不衰。

　　姜太公被封为齐国始祖之后，五个月向周公报政，周公问“何疾也”，太公答“我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他认为“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史记·鲁周公世家》）。同时，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行九府圆法。九府圆法即货币之法，以助商工之业和鱼盐之利。史载，太公先立“九府圆法”于周，“退行之于齐”。他把货币之法视为“知开塞之术者，其取天下如化，是为政之大端也。”荀子对此评价说：“财货流通，无不尽致其用，四海之内，若一家也”（《通典·食货》）。经过太公的改革，“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齐桓公任用管仲推行政治、经济、军事改革。首先改革了行政管理体制。“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五乡焉。参国起案，以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这一改革一举多得：通过使民类聚，专业生产，同类授业，以利技巧；通过分类务事，使民不相蛊惑；通过兵农合一，农战结合，使国泰民安；而且有利于形成社会公德，使人们“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世同居,少同游……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国语·齐语》)。其次改革官吏选拔制度，通过乡选、官选、君选三个环节选拔各级官吏。主张“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并规定对初选的人员，必须到其所在的乡里进行考察，“退问之其乡，以观其所能而无大厉”，若考察合格，任为“赞”，即早期的实习和助理制。再次改革了税制，打破了“力役税”，根据不同的土地等级和物产而征税，从而“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同时改革关税，“使关市几而不征”，鼓励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以“通齐国之鱼盐与东莱”（《国语·齐语》）。这些改革使齐国“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世家》）。

　　后来，齐威王又进行吏治改革。齐威王即位之初，面临的处境是，国家危机，“诸侯并伐，国人不治”，内外交困，四面楚歌，长达九年（《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为匡国救弊，威王首先从吏治入手，亲察吏治。他派使臣深入乡里，实地观风，微服私访，获取实情，然后重奖严惩。其中，给务实爱民、不善求名、曾遭诽谤的即墨大夫以重奖和正名，封之万家。对贿上窃名、不务民事、不修国防的阿大夫，烹杀示国。对朝中曾赞誉阿大夫的左右臣僚，一并烹之。并以此为契机，修订法律以督奸吏。威王在对二人行使赏罚之前，有一番话很值得思考。他对即墨大夫说：“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对阿大夫说：“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然使使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昔日赵攻甄，子弗能救。卫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威王通过改革吏治，大震于天下，“于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因时变革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要求。法久必生弊。持则危，僵则死。一切事物都是在变异中衍生，变则通，通则久，久则变，这样才能循环无穷，螺旋式发展。变革与创新是一对孪生同胞。没有变革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变革。变革与创新都是事物发展运动的方式或途径，都是一个民族发展与生存的灵魂。

　　

　　齐鲁文化博大精深，各种文章浩如烟海。其经典著作主要有《四书》、《五经》、《孝经》、《管子》、《墨子》、《荀子》、兵家经典等。（按成书时间顺序，《五经》在前，《四书》在后。按由浅入深的学习顺序，《四书》在前，《五经》在后。）

　　（一）四书

　　四书，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是儒家经典著作。《四书》分别出自早期儒家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孟子、曾参、子思，所以称为《四子书》。之后各朝都把《四书》列为科举考试范围，因而造就了《四书》独特的地位。著名理学家朱熹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书。《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记录整理的，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人们常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它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论语》在表达上，语言精炼，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全书总共20篇，计有《学而》、《为政》、《八佾》、《里仁》、《公冶长》、《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共有七篇，篇目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大学》，传为孔子弟子曾参所作，后收入《礼记》。唐代韩愈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大学》，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并撰《四书章句集注》，《大学》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入门读物。所以，当列为“四书”之首。《大学》提出“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至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庸》，一般认为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后来也被收入《礼记》。《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不过，现存的《中庸》，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文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摄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

　　（二）五经

　　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其实本来应该有六经，据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只剩下五经。

　　《诗经》在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据传为孔子编定。《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

　　《尚书》古时称《书》、《书经》，至汉称《尚书》。“尚”便是指“上”、“上古”，该书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约1500多年。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相传为孔子编定。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诗书”便是指《诗经》和《尚书》。

　　《礼记》是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资料汇编。《礼记》有两种传本，一种是戴德所编，有85篇，今存40篇，称《大戴礼记》；另一种，也便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礼记》，是戴德其侄戴圣选编的49篇，称《小戴礼记》。

　　《周易》是儒家经典之首。《周易》与夏代的《连山易》、商代的《归藏易》并称“三易”（又说《连山易》为炎帝所作，《归藏易》为黄帝所作）。《周易》的形成与完善经历了三个阶段：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孔子作传。《周易》原是占卜之书，经孔子作传后，成了一部哲学著作。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内容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包含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文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等组成。《传》一共七种十篇，有《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杂卦》和《序卦》。古人把这十篇“传”合称“十翼”，意指“传”是附属于“经”的羽翼，是用来解说“经”的内容的。

　　《春秋》为孔子所作。《春秋》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春秋》最初原文18000多字，现存版本只有16000多字。在语言上极为精练，遣词井然有序。

　　因《春秋》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春秋》的著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左丘明的《左传》，公羊高的《公羊传》，谷梁喜的《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其中《左传》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

　　（三）孝经

　　《孝经》，是以孔子与其弟子曾参对话的形式，论述孝道及孝治的一本儒家经典。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孝经》多被焚毁。秦末，孔子裔孙孔鲋将《孝经》藏于墙壁之中。到汉武帝时，鲁恭王扩建宫舍，推倒孔子故居墙壁时始被发现，由此，《孝经》才得以流传下来。这便是著名的“孔壁藏书”（或“鲁壁藏书”）的故事。

　　《孝经》共18章，不满2000字，但内容极其丰富深刻。它首先阐述了“孝”的重要地位，指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接着，论述了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到庶民五个阶层如何恪行孝道。并且推而广之，讲述了如何以孝道治天下。后世言孝之书，很少能超出《孝经》。《孝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成为人们必读的书目。

　　（四）《管子》

　　《管子》，集中体现管仲政治经济改革思想的重要典籍，是管仲的代表作品，是先秦“管仲学派”的代表作品，也是齐文化的代表作品。

　　《管子》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内容极其丰富，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经济、农业等方面的内容。现存《管子》一书为汉代刘向编定，分“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轻重”等八个部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可多见的经济力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

　　（五）《墨子》

　　《墨子》，是墨子言行的真实写照，是墨子的代表作，被称为先秦时代的百科全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墨子》原有71篇，传至宋代，己散失不全，现仅存53篇。《墨子》一书，集中反映了墨子的思想主张。其中《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葬》、《节用》、《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篇，是墨家提倡的十大纲领性主张。《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等是以上篇章的补充。除此之外，《墨子》中还有被称为《墨辩》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涉及逻辑学及自然科学。而《备城门》以下十一篇，则体现了墨家的军事思想。

　　（六）《荀子》

　　《荀子》，荀子的代表著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荀子的思想学说。在汉初流传的《荀子》有300多篇，后经汉儒刘向最终定为32篇。

　　《荀子》一书，涉及哲学、逻辑、政治、道德等许多方面。他以儒学思想为基础，对诸子百家进行批判总结，融会贯通了各门学术，有许多闪光的思想黄金。

　　在《荀子》当中，《劝学篇》是极其重要的一篇。它集中论述了关于学习的见解，强调学的重要性，认为“学不能己”，学无止境，并非常重视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七）兵家经典

　　春秋战国时期，齐鲁大地上涌现出无数思想家、政治家，也涌现出不少军事家。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同时也是军事家。管子、晏子、墨子、孔子、孟子等都有自己的军事思想和有关兵法的论述。但是，在齐鲁文化中称得上兵家经典的，当数《六韬》、《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

　　《六韬》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北宋朝廷作为官书颁行的兵法丛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由《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七部著名兵书汇编而成）之一。相传为周文王师姜望（即姜太公）所撰，实为战国末期之人所伪托，真实姓名己不可考。存本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武经七书》本等，在流传过程中部分内容逸失。今本《六韬》全书分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卷，共60篇，约2.3万字。它总结了先秦兵家和诸子论兵的精华，通过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对话的形式，阐述治国治军和指导战争的理论、原则及方法。其中，《文韬》主要论述了用人治国的政治战略。《武韬》主要论述了用兵的军事战略。《龙韬》主要论述了军队的组织、奖罚、将帅选拔及修养，以及秘密通讯、侦伺敌军和奇兵运用的方法。《虎韬》主要论述了在各种特殊天候、地形条件下的进攻与防御战术，以及武器装备的种类、形制、作用、配置和布阵原则。《豹韬》主要论述了在森林、山地、河流、险隘地区作战，防敌袭击及其遭遇战的战术。《犬韬》主要论述了军队的指挥调动、击敌时机以及步、车、骑兵的组织、协同、战法和练兵方法。《六韬》对后世颇有影响。其内容为众多的兵家著作、政书、类书所引用和介绍。16世纪开始传入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受到广泛重视。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等，简称《孙子》，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为“武经七书”之一，也是世界公认现存最早的“兵学圣典”，为春秋末年齐国人孙武所撰。全书共13篇约5900字。该书总结了商周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的战争经验，从战略高度论述了军事领域若干重大问题，揭示了一系列带有普遍性的军事规律，形成了系统的军事理论体系。其中第一篇《计》主要论述谋划战争的重要性，提出了“五事”“七计”、“兵者，诡道也”、“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等军事原则。第二篇《作战》主要论述人力、物力、财力与战争的关系，提出了“因粮于敌”、“兵贵胜、不贵久”等原则。第三篇《谋攻》主要论述“上兵伐谋”的“全胜”思想，揭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军事规律。第四篇《形》主要论述赢得战争必须具备的客观物质力量，提出了“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原则。第五篇《势》，主要论述如何正确实施作战指挥，灵活用兵，以造成锐不可挡的有利态势。第六篇《虚实》主要论述作战指挥中如何“示形”等手段，调动敌人，避实击虚，“因敌而制胜”。第七篇《军争》主要论述如何争取战场主动权，提出了“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军事原则。第八篇《九变》主要论述如何根据战场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军事原则，提出了“君命有所不受”的思想。第九篇《行军》主要论述行军、宿营和作战中如何侦察判断敌情，怎样利用地形地物。第十篇《地形》主要论述地形与作战的关系，以及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行动原则。第十一篇《九地》主要论述九种不同作战地区及其用兵原则。第十二篇《火攻》主要论述了火攻的种类、条件和实施方法。第十三篇《用间》从战略高度论述使用间谍的重要性和方法，提出了先知敌情“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的思想。《孙子》在世界上流传很广，早在唐代就己传入日本，18世纪又传到欧洲，至今有日、英、法、德、俄、朝、意、捷克、罗马尼亚、希伯莱、希腊、阿拉伯、荷兰、西班牙、越南、丹麦、缅甸、泰国、马来西亚等不同语种的译本传世。

　　《吴子兵法》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作者吴起（？—公元前381年），战国时期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初为鲁将，大破齐国。继任魏将，“击秦，拔五城”，屡建战功，被魏文侯任为西河守，以拒秦韩。曾师事曾参，习道义之说，故其论兵颇具儒家特色。《吴子兵法》与《孙子兵法》齐名，并称“孙吴兵法”，颇受历代军事家、政治家重视。《吴子兵法》多代流传，版本很多。今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武经七书》本及明、清刊本等传世，仅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6篇，近5000字。其中，《图国》篇围绕“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方针，论述了修德行仁、明耻教战、任贤使能、简募良才的重要意义，并探讨了战争的起因和类型。《料敌》篇分析了敌方的优劣长短，论述了侦察敌情的要领，以及对不同情况下、不同敌人的作战方法。《治兵》篇论述了训练、行军、宿营和驯养使役军马的原则和方法，提出“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用兵之害，犹豫最大”等主张。《论将》篇阐述了将帅在经国治军中的重要性和应具备的条件，以及判断敌方将领优劣的方法等。《应变》篇从因情制变的原则出发，论述了遭遇强敌、敌众我寡、进攻据险坚守之敌等情况下的战法，以及谷战、水战、车战、攻城战的作战要领等。《励士》篇论述了如何奖有功、罚有罪和激励部队士气。

　　《吴子兵法》于唐代传入日本，后又传入欧洲。现有日、英、法、俄等多种译本流传，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孙膑兵法》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亦称《齐孙子》，为孙武后世子孙孙膑所撰。该书曾广泛流传于战国末和秦汉时期，其后失传。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前期汉墓出土一批孙膑论兵的竹简，经专家整理、编纂为《孙膑兵法》，分为上、下编，各15篇，由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其后对1975年版的《孙膑兵法》做了重大调整，定为16篇，近5000字。今本《孙膑兵法》虽然与《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齐孙子》相去甚远，但从中仍可看出，它在继承《孙子兵法》、《吴子兵法》等兵书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总结了战国中期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提出一些新的有价值的观点和原则。例如，它继承了前人的重战、慎战、备战思想，强调战争胜负关系社稷安危；“乐兵者亡”、“利胜者辱”，不能不慎；必须做到“有义”、“有委”、“事备而后动”。同时，针对战国中期七雄并立、诸侯割据，混战不己的现实，又充分肯定了统一战争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主张用战争手段实现国家的统一。认为在割据混战的情况下，依靠仁义礼乐无法“禁争夺”，只有“举兵绳之”才能解决问题。同时，它又把提高人的素质视为强兵的关键，认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特别是对将帅，它不仅提出德、信、忠、敬等一般要求，而且提出要有驾驭战争的能力，即上“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

　　《孙膑兵法》虽曾失传千余年，但《史记》、《通典》等古籍中保存有少量佚文，在历史上颇有影响。特别是孙膑提出的“围魏救赵”，早己成为军事史上的著名战法。

　　《司马法》，又称《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古司马兵法》等，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 之一。作者是陈国公子田完（即陈完）之苗裔司马穰苴。因他“文能附众，武能威敌”，齐相国晏婴推荐他于齐景公。司马穰苴严于治军，不避权贵。在他受命率军攻打燕晋之初，就将出征违纪的景公宠臣监军庄贾斩首示众，使全军震恐，争相赴战，大败燕晋之师，收复了失地，其名声大震。后受谗被景公解职，发病而死。《司马法》有汉、隋等版本。今本3卷，共有《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5篇。其中，《仁本》篇主要论述战争的性质、目的、起因、对战争的态度及发动战争的时机，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重要思想，并记述了古代一些战法。《天子之义》篇主要阐述了治国、治军、教民的不同方法，提出“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难进易退”、“赏不逾时”、“罚不迁列”等重要思想，并记述了一些作战形式、兵器配置、战车编组、旗语徽章、赏罚制度等。《定爵》篇主要论述了战争的准备、战场指挥、布阵原则，侦察敌情、战时法规等问题，提出了“行惟疏，战惟密，兵惟杂”、“教惟豫，战惟节”、“见危难勿忘其众”等思想。《严位》和《用众》篇主要论述了解战略战术和将帅战场指挥，以及胜利后的注意事项等。

　　《司马法》一向受到统治阶者、兵家和学者们的重视。它所阐述的以法治军的思想和具体的军法内容，为其后各时期制定军队法令、条例提供了依据。

　　汉代到明清，学生上学，一般是先学启蒙读物，主要是《老子感应篇》、《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朱子家训》、《格言联璧》、《增广贤文》，称“七小经”；再学四书、五经、孝经；再学诸子百家。诸子，除上面列举的齐鲁文化的代表人物外，还有老子、庄子、商鞅、韩非子等。百家，是指先秦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流派。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首次将百家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后人刘歆在此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为十家。班固袭刘歆，去“小说”为九家。百家就成了“九流”。即：儒、墨、法、道、阴阳、纵横、名、杂、农。俗称“三教九流”即从此开始。最后学诸史，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资治通鉴》。学得好的，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做官。

　　

　　齐鲁文化本来是属于山东这一带的古代地域性文化。秦始皇统一天下，客观上为齐鲁文化走出山东创造了时机。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最终奠定了儒学的正统地位，从而使齐鲁文化成为全国的主流文化。

　　齐鲁文化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山东是齐鲁文化的发源地，近水楼台先得月，山东人受齐鲁文化的熏陶最深。可以说，每一个山东人从出生到辞世，随时随地都受着齐鲁文化的教育。山东人、山东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无不深深打着齐鲁文化的烙印。

　　（一）齐鲁文化对山东人个体素质的影响

　　山东人身体素质的形成，主要因素是食品构成的多样性、季风气候的多样性、地形条件的多样性，共三条。

　　山东人思想道德素质的形成，主要因素也有三条：一是年复一年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锻炼；二是连绵不断的农民战争特别是革命战争的考验；三是齐鲁文化的深刻影响。

　　这些因素造就了山东人那种特殊的素质和气质。无论山东人走到哪里，人们都很容易从言谈话语、举手投足、待人接物中辨认出他们来。

　　山东人出门在外靠老乡，无论走到天南地北，山东人见到山东人都有一种强烈的亲近感、信任感。 这是因为山东人与山东人之间有齐鲁文化作纽带。齐鲁文化是天南地北山东人共有的思想基础和文化认同。

　　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山东人继承“周孔遗风”，坚持“孔颜人格”，历朝历代名人名家辈出。所谓“周孔遗风”就是“知礼逊，习俗节俭，人多读书，士风彬彬，贤良宏博”。所谓“孔颜人格”，就是忠实厚道、豪爽豁达、勤俭朴实、吃苦耐劳、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等人格形象。

　　济南大明湖湖心有座亭子叫历下亭，著名诗人杜甫与书法家北海太守李邕相聚于此，留下了一幅楹联：“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

　　据说，《二十四史》中涉及到的山东人有1000多位。

　　巨匠鲁班，医圣扁鹊，笔圣蒙恬（秦朝蒙阴人，大将，毛笔发明者），算圣刘洪（东汉蒙阴人，珠算创始人，天文历算学家），智圣诸葛亮，书圣王羲之，农圣贾思勰，文学评论鼻祖刘勰，爱国词人辛弃疾、李清照，短篇小说家蒲松龄等，都是齐鲁文化熏陶出来的杰出代表。

　　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山东人特别重视做到“忠孝两全”。《二十四孝》中“孝动天地”的24个故事有10个出自于山东：孝感动天的虞舜，啮指心痛的曾参，单衣顺母的闵损（字子骞，春秋鲁国人），为亲负米的仲由（字子路，春秋鲁国人），鹿乳奉亲的剡子（春秋郯城人），戏彩娱亲的老莱子（春秋楚人，隐居蒙山之阳），卖身葬父的董永（东汉高青人），行佣供母的江革（东汉临淄人），卧冰求鲤的王祥（晋代琅琊人），闻雷泣墓的王裒（魏晋昌乐人）。

　　山东人本性仁厚，对上讲忠诚，对朋友讲义气，对前辈讲孝敬。一旦他们认准了值得为之忠心耿耿的人或事，就会忠诚有加，不会有丝毫懈怠。忠君保国，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爱国词人辛弃疾（济南历城人）、李清照（济南章丘人），在词作的感情基调上，都贯穿着抗敌报国的情怀。辛弃疾坚决主张抗金，反对妥协投降，在临终之时，还大喊：杀贼、杀贼！抗金报国之心至死不渝。

　　李清照也是一位气节高尚、性格刚毅、洒脱不羁的爱国女性。突出表现在她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深切同情陷于外族入侵的劳苦大众。

　　民族女英雄杨妙真（山东益都人），金末红袄军的杰出女领袖，号“四娘子”，善骑射，人称一杆梨花枪天下无敌手。是我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上少有的女领袖，她的许多抗击金兵、骁勇善战的故事，至今在山东民间广泛传颂。

　　抗击倭寇的著名将领戚继光（山东蓬莱人），明代杰出的军事家，民族英雄。在戚继光少时，东南沿海倭寇为患，他刻苦学文习武，誓平倭贼。后乡试中武举，负责督修海防设施，训练海上营卫，练就了一支军纪严明的劲旅，史称“戚家军”。他率领这支军队痛击倭寇，连连告捷。时人誉为“足称振古之名将，无愧万里之长城”。

　　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山东人重视追求立德、立功、立言，富有牺牲精神和进取精神。“立德”讲做人，就是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官员要做百姓的表率，教师要为学生的师表，长辈要为晚辈树立榜样，前人要做后人的楷模。“立功”，讲做事，就是要为国家、民族作贡献，为黎民百姓谋福利。“立言”，讲学问，就是要会写文章，著书立说。通过立德、立功、立言，可以做到名垂青史，流芳百世。这种理念，对启动人们的进取精神，很有作用。

　　新中国成立前，山东总人口4000万，其中男子2000万，除去老弱病残，青壮年男子最多不过1000万。然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却有1100万人次支前，100万人当兵，22万人牺牲。

　　解放战争反攻阶段，随着大军往江南推进，山东有10万干部下江南，开辟和建设新的解放区。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出兵百万赴朝作战，其中山东将士28万，有2万人长眠在朝鲜战场。

　　新中国成立后，王震将军率领的二十万人的野战军，在新疆就地转为生产建设兵团。为了解决兵团老战士的婚姻问题，山东姑娘8000人应征入伍，义无返顾地奔赴新疆。

　　山东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比较多的省份。著名的农民起义有：隋末的瓦岗寨起义，唐代的黄巢起义，宋代的梁山泊起义等。那些起义军的领袖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带有齐鲁文化的印记。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涌现出著名模范人物曾广福、张富贵、郭占一、李田英、郝建秀、徐建春、王杰、时传祥、焦裕禄、孔繁森、王乐义、许振超、张海迪等。

　　清代以来，山东人“闯关东”形成移民潮。到1911年，东北人口约1841万，移民人口约1000万，其中山东移民约700-800万。1912-1949年，山东人闯关东的总数竟超过1830万，除去回返者，留住东北的山东人有792万之多。东北的大开发，山东人居首功。

　　还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前后去台湾的山东人，数量之多，居大陆各省之冠，他们为建设台湾，胼手胝足，勤奋努力，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二）齐鲁文化对山东人家庭的影响

　　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山东人具有一套特殊的家庭价值体系。中国社会是“国与家”的结合，是一个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社会方方面面都带有浓厚的家庭色彩。齐鲁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始终对山东人的人生价值取向起着主导作用，其中“齐家”占中心地位。人们常说，不能齐家，何以治国平天下？可见，“齐家”是山东人人生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山东人讲究“父母在,不远游”，既有“孝”的成分，又反映其家庭观念比较强烈。齐鲁文化提倡“忠孝节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使家庭中每个成员都能找到自己的角色，各安其位，各行其是，长幼有序，和谐相处。这样就保证了山东人的家庭特别稳定。

　　齐鲁文化对妇女特别是家庭主妇有着更高更严格的要求。齐鲁文化对男人女人在家庭中的分工要求很明确，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妇女们肩负着家庭的全部重担和教育子女的神圣责任。她们必须恪守妇道，“三从四德”（三从，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妇德、妇容、妇言、妇功。就是说做女子的，第一是品德，能正身立本；然后是相貌，要端庄稳重持礼，不轻浮随便；言语要会随意附义，理解别人所言，并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妇功是治家之道，包括相夫教子、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等）。经过两千多年的熏陶，一代一代上行下效，山东妇女特别能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贤良守节，忍辱负重，尊老爱幼，团结互助。她们给家庭带来温暖，为社会做着贡献。孔子的母亲，孟子的母亲，就是她们的杰出代表。近代以来，山东又涌现出成千上万的红嫂、好军嫂、石油大嫂、兵团大嫂等。可以说，山东妇女那双拿过烧火棍、擀面杖的手，撑起了千家万户头上的“天”；那双拿过绣花针的手，绣出了一个美丽的世界；那双推动摇篮的手，推动了整个社会前进。

　　（三）齐鲁文化对山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山东的社会相对比较稳定。鲁国事事处处讲究“齐之以礼”，而齐国最讲究“尊王礼邻”。受此熏陶，山东历来有礼邻奉上的美德，尊首长，敬父母，礼师长，对附近的人以礼相待，邻乡、邻里、邻居、邻业、邻人等相互帮助，和睦相处。因此，相对来说，山东的社会比较稳定，社会风气比较好。

　　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山东人重义轻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从而造就了无数反对见利忘义、讲究义利并重的“儒商”的出现。成就了一大批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著名企业和企业家。自清代到民国，山东就出现了鲁商（即儒商）群体。其优秀代表就是民族资本家苗海南。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又涌现出数以万计的当代企业家。他们的共同特点，一是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二是坚持齐鲁文化的优良传统，实现了经商与做人有机结合。

　　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山东人重视教育。山东“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一直比较浓厚。从社会来说，再难，不能不办教育。从家庭来说，再穷，不能耽误孩子上学。从子女来说，再苦再累，也要好好学习，学成之后回报父母，服务社会。这些观念，深深扎根于一代又一代山东人当中。山东现在有全日制大中小学在校生1500万人，其中大学在校生150万人，在全国是最多的。全国高考统一命题的时候，山东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在全国是最高的，高出北京地区100多分。

　　山东是儒家创始人孔子和孟子的故乡，山东人常以“与圣人同乡”为荣，酷爱自己的家乡。中国有两个地方的人爱夸自己的家乡：一是山西人，爱唱《人说山西好风光》；一是山东人，爱唱《谁不说俺家乡好》。

　　山东受益于齐鲁文化，也受制于齐鲁文化。如部分山东人乡土观念凝重、官本位意识浓厚、商业意识滞后、思想相对保守等。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广泛汲取齐鲁文化之精华，彻底摒弃齐鲁文化之糟粕，为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