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国学热潮猛进，便也跟着赶起了时髦。一通听《论语》，读《史记》，看《佛典》，好不热闹。似乎不读史不足以成学者，少国学便无法做咨询，咨询顾问总是好为人师的，投国学其所好，多少会争到点面子。每每分享于人，总能带给听客之快感，内心之惬意，似乎若有所得，才学大有精进。
但静心细细想来，其实与学问差之千里，记下的仅仅是些零星的人物和故事，以及人物故事背后的品读，浮在表面者多，基础训练者少，得到的仅是些“国学那些事儿”。
一旦陷入“那些事儿”，便缺乏了整体感，用句咨询顾问的行话讲，叫“缺少系统思考”。然而，如何才能建立起所谓的“系统思考”呢？可能要跳出国学看国学。这是个什么法子呢？简单，就是注重经典之立身之本，而不多去品味文章词句与人物故事。
例如，不去管《易经》的六十四卦是什么，而求于它整体上是本什么书，可能的来龙去脉逻辑是什么；不去管《史记》里的人物与故事，而去体察司马迁当年的写作人生与历史贡献。
这法子一定需要先钻到书里再出来吗？非也。因为有人已经钻进去看个究竟了，尔后又带着宝贝出来了，并远比我们看得深刻，说得透彻。“综述”、“综述的综述”本来就是一种研究方法，八股式的博士论文没有它还真过不了关，但即便有“综述”想必学生多数应未曾读过，或勉强读了也未知其味，还是“拿来主义”方便与透彻。虽今生学浅未能亲身体验八股博士，但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吧，大概如此。
而国学又以“四书五经”为最要紧，要不老老年怎么就把它当成了科举用书呢？想必定有其道道。于是，思考国学可能也要从此入手，自己没认真读过，故只能“旁观”了，旁观就免不了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抓到啥算啥，要饭就不能怕馊了。跟着人云亦云，东拼西凑，结果便难限于“四书五经”，混进些“经史子集”的味道就不足为奇了。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这四本书原不是一家人，后来是被朱子整到一起的，朱熹又加了“注”，于是朱注“四书”成了科举指定教材。若当年就有版权费之说，那朱子可就发大财了。只是中国文人历来重名不重利，想必朱子当年也没想到有版权之美事。
朱注的“四书”咋就成了指定教材呢？肯定水平高呗，集大成，那时候送礼可能没用。何以能集大成？一用心，二悟性。朱子为此倾尽了平生的力量，直到临死还在改《大学·诚意》章的注，值得敬佩。
朱子注“四书”是有其目的的，他是要以此建立道统，去批驳与排斥老、佛之言。他是幸福的，功夫没白费，元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四书”被定为科举用书，影响了中国几百年。过去读书人不仅要背“四书”，还得背朱子的“注”，挺有意思的。
按朱熹的意思，“四书”的顺序应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这又有何关系呢？关系可大了去了，其中蕴含着学习的逻辑。
读书人要从《大学》入手，这是初学者入德的门径，从这里可以知道如何做学问，如若弃《大学》而先其它，弄不好就可能因不得章法而误入歧途。因而，《大学》第一。
朱子给《大学》分成经一章，传十章，传是解经的。据说《大学》的经是曾子追述孔子的话，而传则是曾子自己的意思并由接下来的弟子们记下的。
历来有大就有小，古代是有小学的，但古之小学可比今日好。今日的小学生就开始了“科举”长跑，深受应试教育之毒害。古之小学尽管严但想必会非常快乐，以“玩”为主，所谓“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小学是不需系统教做人的，只管玩就是了，到了大学才教穷理、正心、修已、治人。不象今日，从小就开始思想政治教育，以为抓到了根本，其实不然。暑期学校给孩子们补课又担心被教委捉到，于是让孩子说没补过课，有这一次就打烂了孩子心灵深处的那份诚信与是非，可悲至极。
从《大学》学会了学习的方法，接下来便可走近《论语》、《孟子》，以领会《论》、《孟》的精微与旨趣。
《论语》当然是孔子弟子们记的，人家孔子可是“述而不作”。问的不是一个人，记的也不是一个人，更可能东一句西一语，都是“应机接物的微言”。这一点倒有些象佛经，每一句必须得回归当下的情境才可体味，不然就会搞得你前后矛盾，又不敢怀疑释加牟尼，于是要么不得其解，要么相互批驳，这就是各宗各派。其实哪一句都没错，错在你不知道当时的情境。条条大路通罗马，问题是你不一定能走到头，要么缺少毅力，要么缺少智慧，要么缺少清静，所谓“佛法僧”三宝也。
但只言片语的《论语》却展示出孔子强大而光辉的思想，影响中国上千年。百读不厌，不断进步，实在了得。当你以为理解孔子时，那还差得很远，话里有话，深不可测。当然，只顾把朱子的注拿来参照学，记辞章，就又成读死书了。
《孟子》是书名也取于人名，据说是孟子和弟子共同编写的吧。书中用词不同于孔子，更显一种锋芒。孔子温润，孟子尖锐。这与孟子生在战国有关，那时候时兴辩论，儒家叫“攻异端”。孟子一定是个好辩手、“常有理”，正因孟子善辩而不如孔子内敛，也应称其为次圣。在北京有种人叫“侃爷”，不同处是孟子有思想懂学问，而侃爷多无知无用且不学无术，当属都市垃圾。
经过《论》、《孟》的研读最终才可学《中庸》，因为《中庸》是儒家传授心法之书，是子思记下来传给孟子。看样子《中庸》更难懂些，值得多花些时间琢磨。
把这四本书都学透了便可去参加科举考试了，这是改变古代文人命运的必经之路。考中某种资格便可以做事，建功立业，相当于今天的公务员考试。当然考中也可以升官发财，如只为了官与财可能就远离当年朱子整理“四书”的期望了。可话又说回来，权与钱毕竟是现实的，回避不得，岂能独自清高罢了。
所以人活着累，还是修炼不够、智慧不足啊。按佛的旨意，所有的苦都是“执著”，所有的经都在讲一个道理――“无我”。
既然科举是件全国性的大事儿，自然会吸引书商们搞出点参考书卖卖，这在当年也算是畅销书了，且不用再版，加印就是了，反正非朱批没人买。与今日不同的是，当年的“四书”货真价实，而如今的畅销书多为炒作的粪土。
书商们总觉《大学》、《中庸》页数太少，便将两者合订起来，这也是“以顾客为导向”。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成了人们现在通常记忆的顺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现在“四书”是归为“经”了，其实当年也是“子”，是诸子之一员罢了，朱子当时不也称其为“四子”吗？只是后来立了博士，可能就转化为“经”了，其实无所谓，心里知道就行了，读书最怕的是死读书。写作最要紧的是表达心绪，如果老是想着归为什么类，那就坏了。
与“四书”相对，《诗》、《书》、《礼》、《易》、《春秋》合称“五经”。其实据说还有本《乐》，后来失传了，也有说本不该有的，乐应算礼的一部分。“五经”按逻辑排应为《易》、《书》、《诗》、《礼》、《春秋》，大概可能时间是如此。
《易经》就是《周易》，其它都没了，当属儒家经典的第一部。孔子早期并没把《易》当回事儿，因为他是不讲怪、力、乱、神的。到了战国末期，阴阳家与道家盛行，儒家可能也受了其影响吧，开始解释《易》，存下来便是《易传》。
《易》讲八卦、太极、阴阳五行，多和算命有关吧，尤其是六十四卦，要想记住得花点儿时间，费些脑子。没这本事，就别硬记卦爻辞了，还是粗粗地知道“数、理、象”，“简易、变易、不易”就行了。
相传八卦是伏羲氏画的，因为伏羲是圣人，所以上天才派圣物给他抄写，这就是“河图”与“洛书”，龙马从黄河中来，神龟从洛水中出，身上都带着某种神图，就是八卦的基础吧。当然也有说是神农氏画的、周文王写的，《易》也分为《连山易》、《周易》，还一个什么易，名字不记得了。
我总在想，是谁有这般超然思维与创造力，能想出八卦这玩艺儿，神人也！
可以肯定，《易经》八卦的得来绝非一人之力，想必是多年多人的长期积累。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我们得找到其逻辑，以信人心。
我们都知道埃及人的几何与天文学水平都高，原因就在于尼罗河。这条母亲河养育了埃及人，埃及人也只能依河两岸生活，不然你就得有骆驼的本事生活沙漠。可尼罗河每年会泛滥，就是发大水呀，泛滥的影响就是冲坏原有土地的分界线，当然也带来难得的肥料与养分。但人们水后总得重新丈量土地，分清你我，久而久之，几何不就水平见长了。后来倡导预防为主，变被动为主动，就要求掌握来水的规律，这规律当然与天文有关，于是天文不也发达了，这就是固然。
中国文明能保持五千年传承不断裂，也是由于我们有特殊的地理环境保护着，民族性情也与此有关，这就是逻辑。
《易经》同样如此。当人们对外部自然界知之甚少时，便敬之如神，遇事常常需要算算、占卜占卜。几千年前的先人们就是如此生活，商代甲骨文就是最好的例证。想当年，遇事想不清楚，就拿来龟壳到火上烧一下，然后观其纹理，以解凶吉。究其道理，谓之天意，再问，就不知道了，再要问，可能就要触怒于天了，赶快闭嘴吧。
把凶吉记录下来，刻在龟壳上，不就成甲骨文了，中国的文字也就这样产生了，这也是逻辑。文字的道理记在古书《说文解字》里，作者是许慎。就算文字是黄帝的史官仓颉造的，想必也不是凭空编出来的，还是那句话“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解读出来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中国历代还是史官作用大呀，要不怎么“以史为鉴”呢。
其实，刻甲骨文的龟壳是不常用的，你想一想就知道了，哪有那么多八王可用。多用的应是牛的骨头，远古的人们可是过着狩猎生活，牛应该不缺少。但后来可能也出了问题，原因就是中国社会进入了农耕时代，牛可不能随便乱杀，还得养着它为人民服务呢，要不怎么常说“甘做老黄牛”呢。当然，牛是畜生，那时是不讲牛权的。
有了牛耕地并未必然提高科技水平，古人面对天地万象仍是一脑门子雾水，还得靠占卜。方法是啥子呢？简单，拽把著草，掳去叶留下茎，一根根的摆在地上。最初可能搞出某种摆法或图案，就是数数呗，反正古人面对数的变化一定觉得神奇，正因如此才觉得里面应带有上天的安排。数嘛，又能加，又能减，又有奇又有偶，又相互变化，神也。
你看看，那一根根光秃秃的著草茎，摆起来是不是有点八卦的意思。就这，可能摸索了几代人。干嘛用著草茎呀？废话，用铁棍也没有啊。再说了，著草就是“锯齿草”，多年生草本植物，茎直立，花白色，既可入药又可制成香料，多好啊。古人觉得这草既能多年生，一定是生命力强，可能在天地间生活了无数年，阅历广、知识多，用它占卜，准成。于是，就用它了，世间一切来源于生活。
摆着摆着，碰巧断了一根，咦！有阴有阳了。再由简入繁，慢慢就成了八卦，觉得还不够，就八八六十四了。再对卦、爻做出解释，写出辞，整理成书不就是《易经》了。如果换了你，可能也成，数据或许是八、或许是四，因为东南西北、上下左右，总觉得搞出个二、四、八是正常的思路，如果换了七，你说别扭不？
到后来，儒家对卦、爻做出解释，八卦真的成了符号。其实儒家也是借卦、爻辞发挥他们的哲学罢了。对任何符号牵强附会上多种解释，并加以断定的内涵，这就是算命。如果再想有点科学味，就拉进统计规律好了，这叫“实证研究”，只可惜中国人喜思辨，不喜科学。再把阴阳八卦与五行结合起来，就演变出后来的医卜、星相种种迷信，花样不少，想深入，去研究好了，旁观者倒没这兴趣了。
说完《易》改说《书》，《书》就是《尚书》。
《尚书》是记言的，也是最早的历史。为啥记言呢？因为记言最简单、最容易，人家说了啥，你就记啥呗。就如同咨询助理的访谈笔记，不用加上你自己的理解，就做录音机最好。可能再去掉些没用的话，捡干的来，这多容易呀。
总比要记出事情的来龙去脉，再加以评说简单吧。所以，最早的历史书是记言的。其实，商代那些甲骨文记的也是言，卜辞也是言。当然也有事了，这不必较真，祈了一次天，求了一次雨，啥也没说，你记个鬼呀，所以就得记事呗，但多数是记言的。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记的是号令，说白了就是领导发言稿，比如“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当然也有部分是下级的对话，比如“首长好！为人民服务！”。我们相信《尚书》的记录应该是当时的官言，也就是当时的普通话，看来古人说话还真费脑子。
当初这种“书”记录的一定不少，因为中国历来注重记史，专门设有史官。不象是印度，历史倒是挺久，但就是没个记录，真是遗憾。今天找起先人的足迹来，还得跑到中国去查佛典，去西天求瑜枷师地论的玄藏无意中为印度做了件大好事儿。看来，只要你肯写文字，多少是有用的。
这么说，《尚书》记的言本应很多，谁能成天不说话呀？但后来丢失了很多，尤其是秦始皇烧天下书，正常人哪敢随便拿出来显呗呀，要杀头的。这让我自然联想到文化大革命，一个味儿。到孔子整理《尚书》时，剩下的已不多了。所谓“尚”，“上”也，表达一种崇敬之心，也指“上古帝王的书”，后经儒家都归到“经”里去了。
到了汉惠帝开始解禁，汉文帝鼓励献书，才又见得着了，总有胆儿大的。秦时有个博士叫伏生，把《书》藏在墙里，后来经兵乱流亡在外，汉定天下后，急忙回家，取出一看，丢了数十篇，据说剩下的只有二十九篇。
到后来，又有许多高人冒名补写了许多篇，这可能与经学之争有关吧，反正也说不清哪真哪假，都是种种研究与推测，也为今人的求证出了不少课题，史学者正好有活儿干了。
其实《尚书》里的主要思想是“鬼治主义”，遇到臣民不听话，就搬出鬼神来，抬出先祖来，没啥法律道德可言。到了后来，才有了孔子的“德治主义”，这就好理解了，这也是种顺其自然的逻辑吧。
《尚书》因记言，便可以查找历史，于是还是大有用处的。又因其以记言而成史，与后来的《史记》、《汉书》、《二十四史》不同，这就独成了一类，也为后面“史”的旁观留下评说的尾巴了。
接下来，该是《诗》，也就是《诗经》了。
古人没有“练歌房”、“KTV”，悲了、喜了总得吼一嗓子，吼些啥呢？当然是歌谣了，歌谣便是诗的源头。可想当年的古人们，聚在一起，手舞足蹈，随时拣一支歌谣唱唱，足可消愁解闷，好不快活。
后来人们把歌谣记录下来，彼此传递，就成了《诗》之源。如今的《诗经》分为风、雅、颂，又有赋、比、兴，大概有三百多篇吧。既然是歌谣，当时一定是有谱的，表达情感怎能没音乐呢，至少也得有个抑扬顿挫呀。可乐谱记下来比较难，传承就更难了，声音不象文字怎么能留到今天呢？于是就只剩下光溜溜的《诗经》了。
到了孔子，他用诗教学生，是来讨论做学问与做人的道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来说的是打玉，将玉比人。原本用来说美人的“素以为绚兮”，他也拉来做比方，说画画得先打白底，这与做人一样，人要先朴素后有修养。“思无邪”一句就概括了“诗三百”的道理。
总之，今天你或高兴、或悲伤都可去《诗经》里淘一篇出来唱唱，自由放荡，想必别有一番味道。
《礼记》可是儒家的要典，儒家是主礼的。人活在这世上，人人都有自己的欲望，有了欲望就相互斗争，没个界限，谁说那田是你家的？结果是社会乱套了。孔子当年看到的大概如此，礼崩乐坏，国将不国了。怎么才能不乱呢？就得知礼呀，人人都懂礼社会就太平了。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级都得守住自己的本份，按尊卑划分，要“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做不到这一点，乱是必然的。
也有说古代没有《乐》的经典，只有《礼记》里的《乐记》，其实当初《大学》、《中庸》也是在《礼记》里的。所谓“记”，就是儒家杂述礼制的记录，要学礼有礼，得研究《礼记》，要了解儒家思想，也得看《礼记》，然后再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春秋》是古代记事的史书，与《尚书》不同，《春秋》多记事，这就难了点。在记事过程中遵循年月日的顺序，这叫“编年”，于是《春秋》成了我国第一部编年史。它不仅记录了鲁国的事儿，也有其它国的，所以可以称为通史，也就成为中国第一个通史了。
我是向来喜欢通史的，原因是就想知道个大概，不用求甚解，甚解需要时再去“抄”呗。小时候，父母带着去看一部电影，叫《甲午风云》，演的是甲午战争的事儿，非常喜欢，但看到中国人被欺负，总是心不甘。于是，想求求甚解，这段儿便是中国现代通史的开头。再求下去才知道，其实当时的中国并非简单的闭关锁国，洋枪大炮也不是打开中国的力量，根本还在于人，在于那些狗日的腐败的官员们。
又扯远了，回到《春秋》上来，之所以叫“春秋”，是因为朝廷的重大活动一般都在春秋两季举行，所以记事儿用的书便取名为“春秋”，就这么简单，其实逻辑不需要想得太复杂。在古代，各国都有记述本国活动的“春秋”，可后世都不传了，剩下的就只有《鲁春秋》了，于是《春秋》也成了它的专称，当然孔子整理的《春秋》也有别国的活动记录，要不怎么叫通史呢。
《春秋》的源记录应是鲁国史官做的，后经孔子修订，用来教学。其实孔子也是有目的的，他想以此来行道，用历史的事件来说明世间的道理。因为直接讲道理都没人听，尤其是
与《春秋》相应的，还应有《左传》、《公羊传》、《彀梁传》，所谓三传。这三传都注重《春秋》里的明辨是非，分别善恶，提倡德义，从成败见教训，推行亲爱国家，尊重王室，实现民族大一统的理想。
了解历史，尤其是了解编年史，需要摸摸《春秋》，它记录了公元前七二二年到四八一年，前后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事件。也因此，那一时期，我们叫做“春秋时期”。
说到了“春秋时期”就不能不提“战国”。战国时期指的是公元前四零三年到二零二年前后二百零二年。这期间战火连天，天下大乱，故称战国吧。也有本书是记这一段的，名字叫《战国策》。
《战国策》是汉代刘向编定的，名字也是他起的。如名所述，书中记录的是战国时代的策略，有点象今天我们贯用的“咨询报告”，这个儿咱熟儿呀。
战国时期，专门有一帮人，是给人家出谋划策的，这是那一时代的咨询顾问，可能是最早的咨询师了，算是我们这职业的开拓者吧。原因大抵如下。
春秋末年，原本各列国大臣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大臣是世袭的，一代一代拒敛了不少财富，并都在明争暗夺君主的权力。终于机会成熟了，自己又有钱又有兵，就不听君主的话了，翻身做了主人，看来各朝各代都需要革命的。各国原本是共主的，现在就四分五裂了。
晋国让韩、魏、赵三家给分了，姓姜的齐国也被姓田的大夫占了去，不光各国各自起乱，就连东周、西周也各自为王了，周天子成了寡人一个，只能认命了。春秋不在，战国到来。
在此状态下，各国打来打去，都想扩大地盘，也有担心被打去主动找人说和的。于是就出现了“策士”，这是个职业，专门行游说之事，算是搞咨询的。只是对象不是我们如今的企业，而是
把这些“策士”所说所做的“咨询报告”记录下来就是《战国策》了。但《战国策》除了好听好看之外，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作为咨询顾问，我不推荐去学《战国策》中的“策士”，不去学这个职业的开拓人，为什么呢？因为策士不是君子，他们一般没有自己的立场，谁给钱就给谁干，还专
当年战国七雄中的秦强大后，逐渐与六国对峙。这时，便有的游士劝六国战秦，称为“合纵派”；有的却劝与秦和，称为“连横派”。合纵派的代表人物是苏秦，连横派的代表人物是张仪。这是当时两个最有名的咨询顾问，说到纵横家不可能不想起他们二位，他们都是鬼谷子的弟子。
苏秦起初也是主和的，本属连横派，但他游说秦惠王，人家不理他，也不听他的，气得要死。没了客户满意也就没得钱挣，穷得要命，只好失业回家。家人都觉得他是个笨蛋，瞧不起他。苏秦死的心都有了，于是专心读书，困了就用锥子扎大腿，血都流到了脚上。看了一年书，再次出山，这次却反过来游说六国抗秦，变成了合纵派。巧了，这回成功了，后当了六国相，又有钱又有势，再见到家人，都给他下跪谢罪，以前算是瞎了狗眼，真是让人感叹“世事无常”。
张仪也是这味儿，与楚相喝酒，楚相丢了块壁，手下人见张仪又穷又破，非说是他偷的。张仪没偷当然无法承认，又说不清楚，说了也没人听，于是被暴打一通，这个气呀！你说咨询顾问往往在客户面前夸夸其谈，但面对自己的问题怎么就没解了呢？现在的咨询师不也一样吗，总和客户高谈职业生涯设计，而自己明天做什么还心里还没数呢。后来张仪也成了秦国的相，好是得意了一番。
由此而看，咨询顾问多为无立场的，这不在职业，而在人。如今的许多管理咨询顾问不也拿着所谓的工具方法四处招摇撞骗吗？以为打印出两斤多重的咨询报告就可以交活了。殊不知，咨询的本质价值在于“思考”，没有“思考力”就算你写成百万言不也等于零吗？就这“思考”的本质定义足够许多咨询顾问悟一辈子的，还不一定悟出来。
更有甚者，如今仍有咨询师以“策划”、“点子”为荣，总想以“技巧”、“策略”取胜，根本不知企业的存在理由、基本逻辑与使命原则，满足于自己的“小聪明”，实无“大智慧”，无异于偷盗之徒，可憎可恨。
做人得有立场，有骨气。得象朱自清一样，宁饿死也不吃美国粮；得象梁漱溟一样，宁被打也不批孔老二。这种人现在不多了。
说到做人，整个国学里面基本都在讲这个道理，这就不能不说到了司马迁和他的《史记》，进而可能还得提一嘴班固的《汉书》。
上面说过，《尚书》是记言的史，属于领导发言稿；《战国策》也是记言的史，属于作战咨询报告。还有《国语》同样是记言的史，这是一类。
《春秋》、《左传》倒是记事的了，但一来《春秋》太短了，二来按编年史的方式，记事不免有些杂乱，忽重忽轻。
但《史记》就不同了，它开了另一个先河，创造了“纪传体”。《史记》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首尾三千年的历史。司马迁，实在是了得，令人佩服、佩服！
上面从做人说起，于是《史记》记啥不重要，重要的是司马迁的做人风范。
司马迁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专业就是记史的，他父亲也是汉朝的太史令，叫司马谈。小时候，本来家住乡下，成天与放牛为伴，后来司马谈当上了太史令，才入了城，司马迁也有机会开始读书。司马迁从小聪明，十岁就识古书，二十岁后，被父亲派出去四处游历。一面是为了增长见识，另一面可能也是为父亲收集史料，反正是半公半私去旅游吧，总是件快事。不管怎么说，司马迁的旅游重在考查历史，听故事，求例证，开眼界。几年下来，司马迁的见识是一般人所没有的。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个有抱负有理想的人，他一直想仿效孔子编出传世之作。孔子当年整理文献，功绩卓著，司马谈也想集史为大成，搞成一部横贯千古的史书。可司马谈自叹命不好，汉武帝元封元年行封禅大礼，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作为史官的司马谈本该随行记录，可不巧病重在身无法前行，正好，司马迁去了。
后来，司马谈只能将自己未了的心愿托付给儿子，他说司马家先人一直做史官，日子过得不错，中间有些代不做了，家也就败了，后经过司马谈的努力，又走上史官这条路了，只是命不好，完不成心中愿望，只能交付给司马迁了。父亲的话让司马迁终身牢记在心，立志写史。
父亲死后三年，司马迁果然作了太史令。这下便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史料，汉朝呈给皇帝的折子基本上都留个副本做史料，下面郡县的资料更是不缺。于是，司马迁开始阅览群书，筹备写史。
不巧的是，天汉二年（公元前九十九年）李陵奉李广利将军之命，领兵五千去出塞打匈奴，被匈奴八万兵给围了，虽奋力拼杀匈奴一万多，自己也死了一大半。箭射完了，粮也没了，就边跑边躲，耗了八天也不见救兵来，等来的却是匈奴的劝降。李陵想着回去也没脸见人了，就降了。
汉武帝听到这消息勃然大怒，见此情景，武帝身边大将也不愿粘这事儿，看出了武帝的意思，便纷纷大骂李陵不是东西。想到司马迁做郎中时与李陵共过事，所以武帝便问司马迁李陵人咋样。
司马迁对李陵是有认识的，他说李陵这个人秉性忠义，常想牺牲自己来报效国家。这次为降一定是佯降，大概是找时机里应外合吧。以五千兵破敌八万已属不易，前无粮草，后无援兵，是故见机行事。
武帝听了怒上加怒，好你个不知好歹的司马迁，不给我派出的李广利将军叫好，不去痛骂叛徒李陵，反为李陵申冤。于是，司马迁被打入牢中。
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司马迁也得一宫刑。那年代，一个男人不接受杀头而怕死接受宫刑是奇耻大辱，既污及先人，又见笑亲友。
司马迁真是贪生怕死之徒吗？非也。他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命，完成编史之命，这是人生之理想。
为此，司马迁一定忍受了常人无法理解的痛苦，努力编史终成大器。写完史，一身轻，于是，才给旧友任安写信，说到“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何等的悲壮。
后来，武帝改元太始，天下大赦，司马迁又重见天日，后又做了官。不过，连自己啥时死的都没被人记录下来，但他却为后人记录了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叫人伤感。
《史记》是纪传体，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汉书》，受尽白眼的司马迁多少也会在书中把自己的情感与不满讲出来，但整体上，史还真实可信的。班固看到了《史记》中的牢骚，专为汉编了《汉书》，跟《史记》学也是纪传体，故通常讲《史记》不如《汉书》更近于史情，但与《汉书》以专记一朝的史书相比，能够总结三千多年的历史，算是集大成了，司马迁功不可没。
看来以史为实的记录还是比出谋划策的咨询报告作用大些，至少它向后人展示出历史的风貌。
历史那点事儿如果详细唠唠，可是没完没了，“四书五经”旁观就写至此。既为旁观，就要东征西引，拿来主义，缺少深入，都是抄来的思想，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真是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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