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儒家
吴重庆（中山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
我原来拟定的题目是《儒家与社会主义》，今天坐在这里想了一下，也许应该调整为《社会主义与儒家》。我本人没有做专门的研究，只不过希望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社会主义与儒家。我其实也是怀着一个很美好的愿望，希望儒家出场出到更前台一点，出场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去。这个题目如果从出发点来说，我是想思考一下社会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内生性，或者说，社会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外部植入的思潮，这是第一。
第二，也是响应上午秋风兄说的儒学的主体性问题。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中，在这样的社会主义思潮中，能不能看到儒家的主体性？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了这样一段话：“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我在想，他这么一个角色的人，在当时说这句话，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里面有没有他认定的一条主线，有没有一个主题？是不是笼统说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需要重视？是不是有一条主线在里面，或者他认为孔夫子跟孙中山有什么契合的、相同的东西？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的会议上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继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为什么不是偶然的呢？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与其他国家和民族有什么不同呢？
社会主义在近代的兴起，包括传入中国，这中间的历史背景就是近代资本主义入侵中国。我们以前经常说帝国主义，我当时也不知道帝国主义是什么，我现在觉得，帝国主义是以武力做后盾，一定要打开别国的市场，这就是帝国主义，你若不开放市场，我就要以武力攻打进去，我把军队开进去，我就是要占你的市场。近代资本主义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进入中国，我们小农经济破产很严重，很多分析指出，地主都跑到城镇里、城市里去了，不在村的地主在乡村里出现大批的代理人，一定程度的道义经济不复存在，阶级冲突出现，乡村社会也因此解体和出现危机。
我觉得，考虑社会主义思潮进入中国的最重要的背景就是我们中国基层社会的解体。我认为，原来的社会是维系成一个社会的，乡村社会是在一种比较自给的状态、小农经济状态下，在在乡、在村、在地地主统治下维系着的，后来帝国主义进入，乡村社会解体了。我们如果这样来看社会主义思潮进入中国，那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其实，从字面上也能够说明问题，那就是“社会”。我们不要把社会主义看作很有意识形态色彩，我觉得就是“社会”。我看到一条资料，说1870年最早在日本解释社会主义，就是叫“会社之说”。就是说，政府是不重要的（所以无政府主义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工农商都要结成会社，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就应该这样，以后才是怎么来建立国家。
左翼的文化批评学者雷蒙·威廉斯有一本书叫做《关键词》，里面说的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共同生活体系。雷蒙·威廉斯非常强调共同生活体系是区别于个人的。同时，在他看来，从个人主义出发的社会形式是充满竞争的，而从个人主义出发的竞争的社会形式是真正的社会形式的敌人。所以他认为，资本主义其实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历史性的经济制度，它根本不是一般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当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和威胁。他们当时所说的社会主义其实是经常要跟合作社、互助论、协会这些东西联系在一起的。所以，马克斯、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里面也说，起码在欧洲大陆，社会主义是受人尊敬的，共产主义就不是，共产主义经常被攻击、被谩骂。社会主义一开始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运动，这在《共产党宣言》里有提到。所以我觉得，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就是社会团结，就是社会能不能团结在一起，平等，当然还有财富均衡的占有。近代中国的危机出现之后，加上帝制腐败，社会危机，特别是出于对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恐惧，包括讨厌、厌恶，所以引出了进步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思潮的引进。
可以说，儒家思想在社会主义思潮的引进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儒家的大同思想、平等观念、伦理本位、和谐意识、志士人格，都起到了接引社会主义思潮进入中国的作用。特别是康有为的《大同书》，它对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有吸收，对私有制也有批判。康有为所说的“大同”，已经不仅仅是《礼记·礼运》里面那个“大同”的意思了，它已经丰富并展开了“大同”的内容。《大同书》的出现，为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所有的中国人要选择社会主义理论，都会想到《大同书》，都会看到《大同书》里面开展的一些话题。
近代以来，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其实都肯定了这一点。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阐述就是说劳力。他说不要谈土地、不要谈资本，就谈劳动力是一个创造价值的源泉，这就是社会主义。孙中山提到的民生主义，很显然也是社会主义加大同的一些理想。梁漱溟当时也说，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主要是得益于传统文化，特别是伦理本位是可以克服个人主义的。毛泽东当然也是很推崇“大同”。郭沫若当时写了一个好玩的东西叫《马克思进孔庙》。在这篇小品文中，马克思说，想不到我在遥远的东方找到了知音。李达他们当时也都有一些类似的表达。所以我觉得，在近代能够很积极地去接引社会主义思潮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前途一点都不感到悲观。不是说社会主义、共产党要破坏传统文化，完全不是，越是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人，他反而越看好中国的文化。
中国近代以来是哪些人在破坏中国文化，骂儒家骂得最凶呢？其实并不是社会主义者。很显然，比较主张个人价值的自由主义者一定是骂儒家骂得最厉害的。他们现在从自由主义的立场来肯定儒家，我觉得当然很好，说明儒家很有生机活力。
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如果跟近代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比，又是一番怎样的情况？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冲击下，乡村社会溃不成社会。在今天的经济全球化中，资本主义的经济当然是更为活跃，我觉得，它对今天中国社会的侵害甚于往日。在近代，我们有很多流民，从农村流到城市里去做苦力。那时候的人力车夫，据统计，当然不是完整的统计，全中国连他们的家属都算进去，有近百万人。人力车夫是最没有技术的人，进入城市出卖劳动力的门槛是最低的，当时从农村流到城市里非常多。今天的情况我觉得更严重。李大钊曾经说过，少年中国就是希望从一个非常沉沦、沉静的乡村变成一个生机活泼的乡村。我们今天中国的乡村的确是比较沉沦的。乡村社会受到瓦解和破坏，妻离子散，家庭分裂，产生了一系列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这都是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思潮理应再度起来加以回应。近代我们有社会主义思潮进入中国，其实就是对乡村社会溃败的一个回应。我觉得在今天这么一个严重的局面下，社会主义思潮一定会起来的。我认为，今天儒学的复兴、儒家的活跃，实际上构成了社会主义思潮的一部分，构成了社会主义回应侵害瓦解社会的全球化经济的一部分。我是这样来看待儒家的复兴与活跃的。当然，儒家有很多丰富的作用，但是我觉得，儒家作为济世之学，在面对经济全球化吞噬社会价值时，它一定得作出一种回应。所以，从儒家的复兴看，不能说社会主义今天进入了冬眠期、休眠期。我所说的社会主义跟被时下污名化的社会主义不要划等号。日本早年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喜欢说一句话，“小生乃由儒教走向社会主义”，他认为他信奉社会主义完全是从儒教、儒家出发的，儒家帮助他走向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我觉得，有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灌输其中的社会就是一个均平的社会，就是一个有德有义的民主社会。所以，我期待中的儒学复兴乃包含有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复兴，也包含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是复兴中的儒学——它的入世、它的外王、它的经世济民、它的大同的一种应有抱负！
盛洪：我感觉吴教授刚刚的题目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论。首先是社会主义可能是有歧义的。刚刚其实也做了一个声辩，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含义不同，或者说，欧洲起源的社会主义和被共产主义化的社会主义可能是不同的。另外一点争论可能会是儒家跟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我觉得两个方面都有。因为在“五四”以后儒家是走下坡路，它被新文化运动打下去了，社会逐渐走向去儒家化。在这个背景下凸显了社会主义的影响。可能跟吴教授刚才说的不同。
姚中秋：吴重庆教授的发言很有意思。社会主义确实是晚近一百年中国最重要的思想谱系之一，如果我们仔细地考察，就可以发现，它的力量比自由主义大多了。吴教授刚才讲的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近世的新儒家基本上都是社会主义者。我把他们分成三组：由儒者转化而来的康有为、梁启超是第一组，他们是社会主义者；作为政治家的孙中山、蒋介石也是社会主义者，而具有儒家情怀；还有从现代知识分子转化为儒者的张君劢、梁漱溟，也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可以这样说：现代中国的儒家基本上都是社会主义者。这当然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史问题，为什么儒家会是社会主义者？我想，在我们儒家的历史叙事中必须要回应这个问题。
刚才吴教授用左派理论对此做了一个分析，认为社会主义思潮引入中国，是对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反抗。这有一定道理，但我更愿意把它表述为，对于清末民初人们倡导的富强观念的反抗。当然，也是为了回应吴教授刚才讲的中国基层社会解体趋势这样一个大问题。梁漱溟在这方面的议论最多。随着现代转型开启，中国的基层社会正在解体，那么，社会如何重新组织起来？应该说，从1910年代开始，这就变成困扰中国知识分子的重大问题，各种意识形态的兴起，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兴起，与此有极大的关系。所以，社会主义和儒家之间的关系，确实值得我们深入地去理解。
我曾经研究过张君劢。张君劢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代表性人物，还专门到了新加坡去向李光耀传经送宝，李光耀在新加坡的治国模式，大体上遵循张君劢的思路。所以说，社会主义还是活着的，它没有成为一个历史。经由孙中山、蒋介石，社会主义也进入到中华民国宪法中，也是一个活的制度。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中共所奉行的政治纲领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来讨论一下，也许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因素都有。可能我们需要有一个更细致的眼光来重新理解中共的历史。今天，中共面临着重写自身历史的重大任务。十七届六中全会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忠实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但现在的党史显然不是如此描述，因而是需要重写的。重写的时候，也许可以把社会主义的维度突显出来，这样才可以实现一个自我转身。由此，中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儒家衔接上。如果这样重写历史，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郭沫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孔子的态度，包括1962年的孔子热，都可以获得一个重新的理解，可以说，孔子始终在共产党内。中共之所以能成功，因为他还在中国文化这个大家子里，虽然有很多不满。这样，也许可以实现其正当性的悄然转换。
白彤东：刚才任锋兄批评儒家的保守倾向，我倒是不觉得保守倾向有什么问题，问题是保守什么东西。蒋庆认为他自己占有儒家正统，然后他要保守他那套儒家正统，而他那套儒家正统实际上是他自己理解的一套公羊学的东西。做儒家的有些人可能经常有一种倾向，即，只有我占据的是正统，然后你们这些观念必须经过我的认证以后，你们才是正经儒家，其他人没读过这本书，没按我这个解释，就不是儒家。
任锋兄提了一些建议，其实主要是为引入西方自由民主，提供了一个儒家的基础。当然你还是给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公私不是对立的，公私是互相促进的，这是跟西方主流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你的建议的问题跟我以前批评海外新儒家的说法一样，就是说来说去基本上儒家就成了自由民主的拉拉队，给人去站场助威，没有太多的正面的制度上的批评和贡献，最多只是从民间社会层面考虑。新儒家也讲这些东西，讲政治架构之外各层面包括仁政、领导者素质、道德建设，但是并不是对制度本身有任何批判。在这一点上，蒋庆也好，贝淡宁也好，包括我自己，更多是强调一种制度上的批判。顺便提一点，我的儒家混合政体丝毫没有受到蒋庆影响，倒是受了贝淡宁的一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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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兄刚才论述说社会主义者跟儒家是一直有亲和力的，因为好多社会主义者原来都是儒家。其实，用同样的论述办法，我可以论证自由主义跟儒家也有亲和力，因为近150余年很多追求自由、推动自由民主的人，都是受儒家士大夫影响的。
曾亦：更不用说社会主义者跟自由主义者当时也是一家的。
白彤东：刚才吴重庆教授说自由主义者对传统的侵害最厉害，我不知道哪个自由主义者对传统侵害最厉害。比如胡适，我觉得他对传统有很大的伤害，但他还是有很传统的方面，相比而言，毛泽东对传统的伤害却是深刻和全方位的。
对于当前的各种纷争，我希望大家能在宪政、法治的前提下，再去有不同观点的争论，我比较强调经济自由化，你比较强调政府的再分配，我们是在一个共同的宪政体系下的左右观点对立。
关于西方资本主义，我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有自我的认识和修正。资本主义，包括帝国主义，很多都用民族国家，即对内王道、对外霸道这样一个范式。但这个东西是不是资本主义必然带来的？早期论述市场经济的一些学者，例如孟德斯鸠，他认为通过市场交换，两个国家可以学会不用暴力的方式，而学会贸易合作。现在也有这种论调，认为如果两国都有麦当劳的话就不会打起仗来。所以我想，其实资本主义内部有一种能够制约侵略性的东西。从个人主义来源来说，有霍布斯式的个人主义，有康德式的道德自律的个人主义，还有基督教的道德对个人主义的约束。后来还有当代自由主义罗尔斯这样的人，罗尔斯也批判极端的个人主义。而批评罗尔斯的社群主义也是制约个人主义的方法。总之，自由主义有很多内部的资源。资本主义西方其实不是铁板一块，它有很多复杂的谱系。
最后讲一点，我自己觉得社会主义跟儒家最终是有根本不同的。一方面，儒家好像跟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左派有相通的地方。比如说，至少我理解儒家认为政府是绝对必要的，并且政府是人之为人的来源。《孟子》讲得清清楚楚：起初，没有政府，大家面对洪水猛兽，饭都吃不饱，没有人生安全。然后尧担心了，让一堆人去管这个事，“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就是说，让人民吃饱了以后还要去教化人民、建立五伦。至少从《孟子》这一段读来，政府是必要的，如果没有政府的话，人活都活不下去，即使活下去也是像禽兽一样活下去。但是，儒家还有另外一个根本立场，孟子讲“物之不齐，物之性也”，强调要有等级上的差别。而左翼经常是强调平等，否定差别。所以我想，社会主义与儒家可能有些相同点，但是更有这些根本不同，这两个东西没法混在一块去。
曾亦：任锋兄好像对保守主义有点不以为然。刚才白彤东也讲到，保守主义其实有好几层含义。对儒家来说，一方面，当然不希望社会动乱，所以要保守“旧房子”，也就是现存的政治秩序；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就是要保守数千年的先王之道。
刚才任锋兄讲的道，实际上是共和之道，而且，他似乎把共和完全泛化了，即把中国几千年的道路都理解成了共和之道。那么，作为共和之道，它的反面到底是什么呢？
另外，我还想问一下陈赟。陈赟批判了现代政治中的政教分离原则，因为政治里若没有教化，就完全退化为一种统治了。那么，你如何看待前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呢？你不能说毛泽东时代没有教化的内容，那么强烈的共产主义教育应该算是教化。而且，不论是汉地搞的“破四旧”，还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民主改革，当时都被看成移风易俗的行为，这可是毛泽东时代完成的。那么，你能说那时只有统治，而没有教化吗？
廖恒（西南交通大学中文系）：关于陈赟老师刚才对现代性的批判，我觉得相当的深入，很受启发，但也有一些疑问。您说现代性的危机表现为政教的分离，又说当下可以做的重要工作是重建教化，而您对儒教作为国教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更换的工作又表示不太赞成。实际上，在现代国家的情景之中，意识形态本身就既是政也是教，当然这个教不完全等同于传统中的教化。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具体到中国来说，既在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又要克服现代性的危机，要同时完成这两个目标，那么我们当下能够做的是什么？我个人对意识形态的看法可能会跟很多人不太一样。很多学者把意识形态直接等同于国家的和当政者的意识形态，并看作是负面的东西。而实际上，意识形态从它的本义上来讲是一种整体性的观念建构，它是一个中性的东西。比如说近现代史上对于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的建构，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到五族共和，到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建构本身是一个可以做为正面去看待的例子。（我并不赞同已有的以儒教作为国教的各种方案，同时认为不能放弃对于教化的整全性的思考。）陈赟老师认为儒学应该用自本自根的性善论作为一个民间的教化去克服现代性的危机，但实际上，在您的具体方案里，这也是政教相分离的，也就是说，当政者他仍然是一个原有的意识形态，而教是从民间去做的东西。我们又如何用这种政教分离的现代性方式去克服我们面临的现代性危机呢？
任锋：可能彤东兄并没有抓住我的要害。我觉得共和之道从意义和制度上都可以帮助我们对所谓的自由民主，最流行的是多数人统治的所谓民主主义的理解，进行反思。比如说，蒋庆先生在政道意义上要通过实体化形式的议会三院制，把天地的价值确立出来，那这种思路可行不可行？我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最近几十年西方共和主义理论的复兴，很大程度上就不同意简单的同意的民主，而是更加强调厚的民主和协商的民主。这个东西其实相通于我们中国的传统，比如我自己研究的公论的传统。“稽于众，舍己从人”，像《大禹谟》里的这些东西就是非常悠久的传统。这个传统不仅仅是投票同意，而是要面对面的深度的基于公共理性，而不是基于个体理性偏好加总的一个民主制度。这种制度里面制度创设性就有很多了，而不仅仅是议会的立法制度上的重新思考。另外像谏议制度，我想一会儿盛洪老师还可以再阐发。除了这些，比如说司法审查制度我们要怎么样在现在体现？中国的监察制度的传统又怎么样在现在体现？西方的监察制可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环节。
共和之道的反面其实很明显。像厉王那样一个专利、一个弭谤，要么就是在公共资源、公共利益上去独占，要么就是对于公共理性的一种强权的禁制。具体到政体上，要么是一人之制，要么是多数人暴政，要么是过于精英主义。而共和恰恰对这些都是要警惕的。其实，《大禹谟》里讲“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但是也讲“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这都是一个共和理念的体现，而不是一个民主理念的体现，也不是一个自由理念的体现。所以，在体现制度这方面，我觉得共治的制度有很多具体表现，但未必是立法性制度。从这些地方，都可以重新去焕发它的生命力。我绝对不会仅仅满足于只是把自由民主拿来用儒家义理论证一下。那样的话，我们做得还真是超不过新儒家。
陈赟：曾亦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是这样的，表面上看，毛泽东的时代可以说教化的力量很大。但实际上，从儒家角度来看，它的教化不是基于天理人情当中自己向上的机制，它是从外部植入一套价值，也就是说，它不是天道的机制，而是来源于过于人文的机制。毛泽东时代塑造的雷锋精神，类似螺丝钉精神、砖瓦精神，从中国角度来讲他是一个墨子。墨子在《庄子·天下篇》中被视为“才士”，从西方的角度来讲它是基督教的个人价值。这个东西它是一套价值，它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为了国家的动员，社会的效忠。
关于廖恒的问题，我觉得现代的政教分离恰恰是统治技术的一个方面。至于说意识形态，我也同意，比如说文化的解释当中有一个广义的意识形态。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意识形态，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统治的方式。至于说我最后提出的一个方案，好像是跟我自己的主张有点相反，其实是这样的，我自己的正面主张是内教外治，所有的政治方式都需要移植，不管你在事实上采用，还是在一个现象层面上采用，就是“内圣外王”。“内圣外王”不是说一个真的王，而是说要把教化作为统治的基础。政治是一个大学校，就是梁漱溟讲的这个东西。
盛洪：我觉得儒家这个谱系比较宽，而且有儒家的时候大概还没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区别。我觉得儒家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包含什么内容，而在于它们的度。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或者说理论社会主义，和实践社会主义重要的区别，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就是理论的社会主义，即欧洲源始的社会主义，它是承认私人产权和市场制度的；共产主义化的社会主义则没有，包括在中国的实践也没有。所以，讲儒家有社会主义倾向，是在承认私人产权和市场制度前提下，强调经济自由前提下的社会主义。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根本的不同。讲社会主义往往容易让人误解。但是如果你非常突出地说是概念上的和欧洲原本的社会主义，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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