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历史的儒家刻画

当代历史的儒家刻画

丁纪（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我以为，儒者要去从事一种当代历史叙说，应该特别警醒的就是切忌为各种立场去背书、去做选边站队的事情，也不能陷入某些有可能被外间人也罢、儒门同仁也罢看成是充满琐屑气的、或者可视为像老公羊家那样一种“非常可怪”面目的地步上去。

去进行一种历史叙说，当然是正大而值当的事情，其最高典范之所在，总在《春秋》。而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起来后儒追随《春秋》典范的例子，一个是文中子，一个是朱子。文中子希望通过一种“续经”之举来达成对于汉晋历史的重述，其“续经”的作为未必没有可议之处，但是，他希望通过一种重述达到“褒贬所以代赏罚”的目的，这个目标不能不说是纯正而崇高的。朱子作《资治通鉴纲目》，元儒许鲁斋是这么评价的：“《纲目》寓褒贬于片言只字之间”。这是直接以《春秋》视《纲目》了。通过这样的例子可以说，儒家的历史观，一定要落实在“褒贬”两个字上。如果我们既从事于当代历史叙说，而上之不能有以接续《春秋》，下之又不能够从事乎删削（依文中子的表达，叫做“依大义而削异端”，“删削”是对异端而言的），则一段历史叙说反而成为不值当的事情了。

如果当下展开一种删削意义上的历史叙说条件犹未具备，也有成例可为沿循。比如说，“鲁春秋”只是为圣人“作《春秋》”提供一个“稿本”而已，因此可以说，身处“鲁春秋”那样时代的儒者仅仅应该满足于为后儒留一份“稿本”；司马温公作《资治通鉴》，就可以看成是给朱子提供了一个“稿本”，而同样，朱子虽依《资治通鉴》这个“稿本”做《纲目》，但他也有给后儒留“稿本”的意识，所以当他去做《名臣言行录》，或许认为有宋一两百年历史尚未到“作《春秋》”地步，因此，留一部《名臣言行录》做“稿本”，而删削则更有待来者。今日之儒者亦如此，倘真有心来做当代历史叙说，则当问：是否得其人？是否得其机？若一切还在勉强的话，则不妨以做一篇“稿本”为自身使命，秉笔直书做实录可也。

儒家的褒贬，必须回到儒家的根本义理上去。这里不能多做阐说，只说三点：　

第一，借佛家“法印”说言之，仁政王道，乃是儒家之所以为儒家的唯一法印。仁政王道，绝不能降格以求。前面曾亦教授说，中华道统回归是在“目标降低”之后才有以达成；若如此言，儒家道统岂是一个可以降格以求的目标？窃深不以为然！

第二，儒家伦理本位意识、道德本位意识，这个意识绝不能丢，须于时时事事上予以映现。

第三，须看此时是否当一个“齐一变，至于鲁”的时机。“鲁一变，至于道”则未也；虽然，若当“齐一变”，亦不妨有为，则为一个富而可教的时候。

只有秉着这样一些根本的义理来行褒贬之事，当代历史叙说才是值得的。

还有一些问题，则不仅为儒门人物之所当思，也可以检验任何一个普通的从事于历史叙说的人，看他是否真正具有历史意识、对于自己正在从事的乃是一份攸关历史意义生成的工作是否保有必要的自觉性。个人以为，有三个先行问题可在此一言：

第一个问题，最近三十年中国人民生活的一个大事因缘，当然可以说是“改革”，但是因此就可以一言以蔽之，说中国近三十年的历史就是一段“改革史”吗？恐怕不然。我以为，如果存心乎一段饱满完整的历史，就应该看到，以“改革”来命名此三十年，尤其是在将“改革”主要定位于一种“经济变革运动”的前提下，其与一门历史学本身应该具有的广阔度、深远度是没法比拟的。我们不只是要过一个经济生活和经济运动，我们要过的是真正有意义的人类文明历史的生活。如果中国人近三十年的生活仅仅是一场主要以经济运动为定位的这样一种“改革”所决定或概括的、或主动或被动的经济生活而已，那几乎就可以说，中国人民在这三十年里面尚从来没有机会去过一种真正的人类历史生活。所以我说，如果我们自觉于不是去说“改革”，而是去说历史，那么，就应该深沉体察一段历史之中人民的生命、精神的命运、历程是如何的，中间历经若何造次与颠沛、达成怎样一种纾解与安顿；“改革”对于中国人民全部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作用，以及人民在这段历史中真实的苦痛如何、真实的幸福如何，他们对于“改革”的臧否、评议如何……这一切，都应该纳入当代历史叙说的视野。

我个人对“改革”的理解，“改革”一定是反对革命的急风暴雨式的暴烈性的，但是，“改革”也一定同时具有反保守这样一种特性。至少在“改革派”看来，保守主义会具有一种因循守旧的凝滞性，所以他们在标榜“改革”的时候，肯定希望跟他们所以为的保守主义拉开距离。革命因为具有单纯的理想主义特性，在说理方面非常单纯和容易；保守也因为它具有鲜明单纯的保守主义或传统主义特性，在说理方面也很容易。而“改革”介乎两造，天然带有一种混杂性和暧昧感，所以，说理就变得非常的微妙和困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改革主义”就有理由采取一种变色龙式的说理姿态，时而倒向革命，时而倒向保守；一会儿去迎左打右，一会儿去迎右打左。如果这样的话，它就不过是机会主义，通过自身立场的摇摆去获得一种机宜之利。一个好的“改革说理”，应该努力追求在革命作为“第一极”、保守作为“第二极”的前提下，把“改革”朝着“第三极”去竭力成立的这样一种努力。这种努力在我看来，实现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我觉得，“改革说理”至少要表现出这样一种真诚性、由衷性来，如果连这个都没有，那我会认为，这当然不能摆脱一个“坏的改革说理”的嫌疑。

第二个问题，“改革”不能自证正当与成功。我们看到，有一种对“改革”中所出现问题的辩护，是这么说的：“改革”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有寄希望于下一步的“改革”来解决。我说这是一种“坏的说理”。既然前一段的“改革”已经出现了问题，怎么保证“进一步的改革”不会导致“进一步的问题”？而且，一定存在着“改革”触及不到、因而完全不能寄托于“改革”去加以解决的问题。“‘改革’中的问题只有交给‘改革’去解决”，这是一种规避问题的逻辑。“改革”的正当与否，应该付诸真正开放的公议，然后，要去寻求建立一种真正恒定的标尺以检验之。

第三个问题，“改革”是变不是常，是变化而不是常道。但是，不管是历史也罢，政治也罢，还是人民生活也罢，都需要回归常道。如果“改革”无限度，它就不再是“改革”，就成为一场“拉长了的革命”。曾亦教授讲，改良，或者改革，是“降低了目标”；而我的表达，是“有限目标”。有限目标是一场“改革”的定义性指标之所在。以近三十年和上一个三十年对比，在改变全体中国人民日用常行、精神面貌、传统习惯，以及我们身系其中的天地风物、山川面目等一切方面，近三十年这场“改革”所达到的深刻程度，已经超过前一个三十年的革命时代，而且现在也还没有看到底线所在。我以为，应该重新给“改革”确定有限目标、标志，确定哪些是革命会去碰触而“改革”不会去加以碰触的。一旦“改革”居然会进展到对革命所要追求的目标也抱同一种追求的时候，“改革者”就必须有勇气宣布，“改革”到了它可以停下来、可以结束的时候了。可以等待下一场“改革”时机的来临，但是，这一场“改革”必须结束，以自区分于任何意义上的一种革命。

革命是变，“改革”也是变，只是变化有缓骤而已，其为变化则无不同。一场“改革”与常道之间存有疑似关系，这使得它有机会借常道的名义让“改革”得以永续。这就尤其要求“改革者”要彻底消除任何一点自利之心，要有一种回归常道的真诚意愿。什么是常道？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民各依其天分生活而不被打扰的状态，不被革命打扰，也不被“改革”打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