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末“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冲击，到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西方各种思潮、主义潮水般地涌入，风起云涌的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导致了传统士阶层的解体与分化，新型知识分子的诞生与在文化思想领域倡导“新思潮”、“新学说”，激进的反传统思潮勃兴，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和在动荡不安中急切推进，使20世纪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境遇之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马列主义的传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使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现代文化的严峻挑战，自然使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孔学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在中西文化处于新的回合与冲突之际，各派社会力量都在思考和设计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释与利用孔学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因此，尊孔、反孔、释孔、重建孔学诸倾向交织进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场面。
第一 西学东渐的冲击
自明代万历七年（1579）以后，随着许多西方传教士和商人陆续来中国传教经商，出现了“西学东渐”的趋势，给予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和官僚士大夫以很大影响，也大大助长了实学学风。
“西学东渐”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向以“泱泱大国”自居的封建时期的中国，到了明末清初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非常缓慢，大大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在此时来到中国，他们不仅带来了大量的科学技术，同时也向中国大量的传播基督教的教义，这一时期的中国除接受了一部分国外先进的科学知识外，长久以来以元气论为主的古代中国哲学思想也受到了一些细微的影响。这是“西学东渐”的第一阶段。
第二个阶段，洋务运动时期，西方的科学技术再一次传入中国，但是这一次中国人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的先进武器，也出现了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如龚自珍等，但是中国整体的哲学思想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由于清朝政府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最后导致失败。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大门，大清帝国日益衰落，濒临崩溃。在内忧外患交替、社会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时代冲击下，深具忧患意识的儒家知识分子掀起了检讨社会弊病、呼吁社会改革的实学新潮。其时，龚自珍大声疾呼“更法”、“变古”，提出了改革“一祖之法”的要求；魏源则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继之而起的是同治、光绪时代的“洋务派儒家”，明确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思想主张。其所谓“中学”或“旧学”，主要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即“伦常名教”、“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之类；其所谓“西学”或“新学”，是指西方科技、政制、历史，即“西政、西艺、西史”之类。 他们认为，“中学”是“治身心”的“内学”，西学是“应世事”的“外学”，应当内外兼用以匡救时弊。
洋务派儒家提出“中体西用”口号，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儒学在西学强烈冲击下企图通过吸收西方新知新学以弥补传统理论之缺陷、进而挽救社会危机的主观努力，这标志着历经两千多年的儒学开始尝试突破旧学的思想模式而寻找改革开新之路。但他们所谓的“西学”，其实还不是真正的西方之“学”而主要是西洋之“技”，他们在基本思想模式上仍然没有跳出传统儒学的藩篱，因此也就没有实现从古典儒学向现代儒学的根本转型。然而，这一口号的提出及以后一百多年的“中西体用”之争，对于人们探索儒学转型乃至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却是发人深思的。
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的科学和思想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它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时期只有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可以与之媲美。
第二 打倒“孔家店”
“打倒孔家店”这一口号最早是由胡适提出来的。1921年5月《吴虞文录》出版，他在为该书段写的序言中，赞扬吴虞是中国思想界扫除“孔滓”、“孔尘”的清道夫，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打孔家店”后演变为“打倒孔家店”而广泛流传。
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学士无论对孔子作出什么样的评价，其研究方法都是偏重于对孔子言行的解释和订正。这虽然给我们留下丰富的历史遗产，但却没有也不可能揭示孔子及其思想学说的实质，因而也就没有也不可能对孔子作出科学的评价。
而在封建王朝即将崩溃和灭亡之后，资产阶级学者对孔子的研究和评价发生了新的变化。资产阶级革命派指出：“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二千余年”，到了“五四”运动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孔子的批判更加尖锐。吴虞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的政治观和历史观对孔子进行了严厉地批判。他认为孔子是他生存的那个时代的伟人，而形势发展到自由、平等、博爱的时期，如果再坚持孔子的学说，那就会阻碍文化的发展。他在《吃人的礼教》一文中指出，孔子的礼教是吃人的。胡适进而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孔子及其思想学说进行了彻底的否定。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必要的，它对于清除封建统治者对孔子的神化和圣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48年，张申府在发表的《论纪念孔诞》一文中再次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认为把孔子当成教主，罢黜百家，独为一尊，关门闭户，使得学术不得进步，遗害中国已经两千年，当然要不得，当然要打倒，也只有打倒了儒家孔教独尊地位，打倒了对孔子的一时崇拜，可以自由研究孔子的面目，孔子的真精神，孔子的伟大，才真正会被人认识。胡适也在30年代所写的《说儒》中提出，将历史上的孔子与偶像的孔子分开，采用中西比较的方法，对孔子作历史的再评价。他说，孔子是原始儒学的革新家，把“柔顺取容的殷儒抬高到那弘毅进取的新儒，这真是‘振衰而起儒’的大事业”。总之，从最初的尊孔到批孔，再到客观公正地认识孔学，无疑是儒学研究的一大进步。
第三 新儒学
新儒学亦称“新儒家思想”，中国贺麟哲学用语，指以西方哲学“与中国孔朱陆王的哲学会合融贯”，“产生发挥民族精神之新哲学”。主张以西方文化使儒学“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重新解释和发挥三纲的真义，建设新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以此复兴中华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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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儒学的产生，归根到底是由当时的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的。从“五四”开始，中国的历史虽然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没有变，它的经济基础仍是外国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民族资本主义等多种经济成分组成的综合体。新儒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它主要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倾向。梁漱溟先生可被视为新儒学的开山鼻祖，他首先创立了“新孔学”思想体系，早在1921年，他就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用“意欲”论和“直觉”论观点来看待中西文化。牟宗三在谈到梁漱溟对新儒学贡献时曾说：“在新文化运动中反孔顶盛的时期……他独能生命化了孔子，使吾人可以与孔子的真实生命及智慧相照面，而孔子的生命与智慧亦重新活转而披露于人间。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他开启了宋明儒学复兴之门，使吾人能接上宋明儒者之生命与智慧。”一般认为，新儒学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大革命失败后有了进一步发展，而在抗日战争时期进入了成熟阶级。
由于新儒家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研究能够摆脱旧经史的窠臼和政治势力的干扰，加之中西贯通，古今衔接，源于传统，又立足于现代的特点，所以出版了一批上乘之作，成就了一批大师、巨匠。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是中国近现代文化比较学的奠基之作；熊十力先生以其思想最精湛又有高风亮节而成为受人敬仰的哲学大师，众多学者随其后而为弟子；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不仅在中国影响巨大，而欧美学界很长时间也是通过此书来了解中国古典哲学的；钱穆先生是国学大师，他的《国史大纲》，通古今之变，合当世之用，是一部以史为鉴的上乘之作。这些儒学大师与他们的著述，为而后的儒学研究和中华学术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四 批林批孔
从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在内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其间，发生了一场“批林批孔”运动。
运动的开始，在北京毛家湾林宅查到“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和其他揄扬孔孟的材料，毛泽东便肯定林彪是极右，并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1973年，毛泽东写诗致郭沫若：“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后又写《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等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视龙虽孔秦犹在，孔学名高实和糠。后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道文王”。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批复的杨国荣所作《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8月13日，又发表了杨的《两汉时代唯物论先验论的斗争》，这两篇文章为“批林批孔”提供了某种理论的准备。
1974年1月18日，《林彪与孔孟之道》发表，“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的真实意图，既不在批判被打倒的林彪和孔夫子，也不是为秦始皇翻案，而是着眼于解决对待文革的态度问题，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进一步肯定“文革”的理论和实践，防止“右倾翻案”。江青集团急于乱中夺权，又塞进“批周公”的私货。毛泽东既鼓励江青一伙推动“批林批孔”，又不允许他们夺取最高权力。为此，这场运动一波三折，扑朔迷离。
第五 儒学研究的盛况
随着以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为标志的“知识时代”的到来，二十世纪初、中叶受到严酷冲击、批判而一度“花果飘零”、衰极一时的儒学，到世纪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建、复兴的良机。1980年起孔子研究进入拓展阶段 ，并逐渐形成高潮。相较之前的儒学研究有了一些新的特点：首先，研究孔子的学术机构和团体相继产生。在1984年以前此类专业机构只有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到如今，成立了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孔子学会、山东省孔子学会、湖南省孔子学会、山西孔子学会、四川省孔子研究会、云南省孔子学术研究会、广西儒学学会、苏州市子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建立了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所、复旦大学孔子研究所、四川社会科学院中华儒学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尤其是1996年国务院批准在曲阜成立了中国孔子研究院，以期成为孔子及儒学的现代化综合资料中心、学术研究中心、信息交流中心、人才培训中心和展览教育中心。其次，各种类型的孔子思想学术讨论会不断召开，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文革”后第一次全国性的孔子学术讨论会是1980年由曲阜师院发起召开的，以后每年都多次举办各种类型的学术活动。中国孔子基金会1987年与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在曲阜联合举办第一次国际儒学讨论会，1988年与德国阿登纳基金会在波恩联合举办了第二次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1989年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召开了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暨国际学术讨论会，1993年在韩国召开了第五次儒教思想国际学术会议。再次，孔子研究的论著以及学术专刊、专栏相继问世。1984年以前，每年发表孔子研究的文章不足百篇，而到了1987年后每年都在300篇以上，1986年还创办了《孔子研究》专刊。另外，研究领域不断扩大。除哲学、史学、教育学、政治学、语言文学仍是研究的主流外，经济学、法律学、管理学、美学、逻辑学 、人才学、心理学、军旅学、宗教学、音乐舞蹈学、饮食卫生学、旅游学等方面也都开展研究。在新的形势下，更加开放、更加现代化的研究环境下，儒学研究将会愈来愈活跃，成果愈来愈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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