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李白寄家济宁23年

李白寄家济宁23年这一结论，从1982年10月在四川召开的全国李白讨论会上公诸于世后，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关注，到现在已经20年了。如果因为它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而就招惹了一定的麻烦，如引起了抹煞、否定济宁象征李白东鲁之家的千年胜迹太白楼，和彻底否定李白寄家济宁的千年定论两个奇说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等于唱了一出《甘露寺》，好事没办成，反而让人把济宁的千载胜迹太白楼给抹煞与否定了，这实在太不合算了。为了不致导致或挽回这种不如人意的结局，这就有必要对李白寄家济宁23年的问题，再行论证，其词如下：

第一，李白寄家济宁的千年定论，是根据李白《寄东鲁二稚子》诗中反复提到的，他东鲁之家的象征是酒楼，和唐人沈光《任城李白酒楼记》中所说的当时东鲁唯一的李白酒楼就在济宁而确定的。李白的诗，和沈光的碑《记》，就是有力的史证、物证。这两件证据，至今仍在。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掉的史实。这一基本史实，也是李白寄家济宁23年之说的基础条件。

第二，李白寄家济宁23年的起迄时间问题。①起始时间，即公元736年(开元24年)。是1987年以前的历代所有太白论家根据李白的诗文系年及游踪等各种因素反复论证的共同结论。笔者至今认为，这一结论是*得住的，是不可轻意推翻的，也没有人从正面对它提出疑问。②终止时间，即公元759年(乾元2年)。是根据这年李白在江夏一带所写的《门有车马客行》一诗中“呼儿扫中堂”一句确立的。郭沫若先生说：“在至德2年(公元757年)伯禽姐弟还在东鲁。但在长流夜朗遇赦放还后，伯禽显然在江夏一代随侍着他的父亲了。《门有车马客行》中……‘呼儿扫中堂，坐客论悲辛’，这个‘儿’毫无疑问，就是伯禽了。伯禽以后，似乎一直在他父亲身边”。（《郭沫若全集》第四卷243页）笔者认为，郭老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这个终止的时间，不能提前。因为这年以前，即公元757—758年，李白正在囚狱及流放期间，李白在狱中所写的《万愤词》中仍说“穆陵关北愁爱子”。清代大注家王琦，据此句判定：“盖是时伯禽尚在东鲁未归耳。”（王琦《李太白全集》1123页注13）郭老上文“在至德2年，伯禽姐弟还在东鲁”的判断，也是根据这句诗说的。从唐玄宗开元24年即公元736年李白移家济宁起，至唐肃宗乾元2年，即公元759年伯禽最终离开济宁止，共间正是23年。从上述的论证完全可以看出，李白寄家济宁23年的提出，并不是笔者的发明创造。而只是对先贤研究成果综合总结后，把比较复杂的起止年代，改成了另一种数字形式，即23年的说法而已。之所以改成“23年”这个说法，又是客观环境所决定的。当时因为笔者正参与济宁李白纪念馆的发起、筹建、布展、开放、接待等各项工作。这其中的各个环节，不但都需要做宣传工作，而且还都遇到有关人士的询问。客观的要求，迫使从事李白纪念馆各项工作的同志，必须对李白与济宁有关的问题，如移家济宁的渊源、移家济宁的原因，在济宁写了多少首诗、游历了几个县，交了多少个朋友，共有多少处纪念李白的遗址、遗迹等扒拉清楚，以便提高宣传和咨询的质量。在时间比较紧迫的情况下，对上述这诸多问题，多数是用条文和数字的形式宣传的。既简明、又扼要。给听者的印象既集中又深刻。”“23年”这个提法，就是上述诸多问题普遍提法中的一个。至于“23年”这个结论在社会上发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固然与“23年”这个简明扼要的数字有关。但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笔者当时并未想到这一些。?笔者现在依然认为，李白寄家济宁23年这个结论，是比较符合客观事实的。它的提出，不但对济宁李白纪念馆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对进一步明确济宁太白楼的历史意义和文物价值也有重要意义。如若因23年的提出，而就引起了某一些人用抹煞、否定太白楼及压根否定李白寄家济宁的千年定论的错误行为，来压制打击这一新说。这就未免太小家子气了。但愿不是如此。

第三，关于否定李白寄家济宁千年定论的问题。否定李白寄家济宁的奇说，是1987年以后才发生的，这件事情确实发生得很突然。就连著述最丰，一贯主张李白寄家济宁，甚至提出济宁是李白第二故乡的全国最著名的太白论家，也在毫无发现新的史证物证的情况下，来了一个180度的急转弯，这确实令人难以理解。从全国大多数提出和支持否定李白寄家济宁的人来看，他们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把李白诗中虚构的一些有关寄家的地名，如“东鲁”、“汶阳川”、“沙丘旁”、“鲁门东”等，都与李白的家混为一谈了。东鲁之所以出现十几个李白虚伪的家，都是如此混淆的结果。也就是说，他们把反映李白家的一些地名现象，误认成了家的本质。犯了混淆概念的错误。但也不否定，有个别人表现为故意行为。如：把济宁的李白酒楼故意替代为“所在之地”、“位置”、“青莲阁”等等。尤其是用“所在之地”、“位置”等这种偷换概念，且又玩弄字眼的做法，迷惑性尤为严重，需要特别注意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