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李白寄家任城，之所以称为奇说，就是因为他们不需要任何史实证据，仅凭说者的空口辨说，就能使人信以为真，故称奇说。这一奇说，滥觞于1987年，盛行于1994年，至今以历时15年之久。奇怪的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不但没人发现该错误之所在，反而受奇说迷惑的人却越来越多，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本着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对这个奇说的错误，剖析如下：
第一：制造虚假证据。他们说：“李白在任城写的诗，只有《赠卢潜》、《饯六父》、《厅壁记》三首。这三首诗皆为客游其地所作，均不能证明李白寓家任城”。问题十分清楚，说者列举的这三首诗，根本没有证明李白寓家任城的功能。李白寓家任城的定论，也根本没用这三首诗作证据。这三首诗既然不能证明李白寓家任城，硬拿它来作李白寄家任城的证据，这不明明是在制造虚假证据吗？又如：李白在东鲁诗中涉及的“石门”、“沙丘”、“沙丘城”、“尧祠”、“石人”等，这些物象，根本与李白的家毫无相干。因为李白没说他家中有这些东西，也没用这些东西象征他的家。它们与李白的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类物象，而否定李白寄家任城的说者，硬拿它们来作为李白家的证据，这不同样是制造的些虚假证据吗？
第二：隐瞒史实证据。现存济宁的沈光碑，明明记载唐代济宁就有李白酒楼。这本是世人皆知的史实。而他们却隐瞒不提，硬说唐代济宁没有李白酒楼，只有青莲阁。李白酒楼是明朝才有的。这不明明是在隐瞒史实吗？再如：李白在《寄东鲁二稚子》诗中，明明说他东鲁的家有酒楼，而他们却偏偏回避这一事实，这不同样是在隐瞒史实吗？
第三：混淆李白的家（即酒楼）与反映李白家（即酒楼）的现象的概念。李白东鲁的家是以李白酒楼为特殊标记的物象概念。“东鲁”、“鲁门东”、“沙丘旁”、“汶阳川”以及生造的“南陵”，它们都是一些地名地域概念。这些地名地域概念，仅是反映李白酒楼所在的一种现象。现象不是本质。它们都不是酒楼（即李白的家）。它们与李白酒楼（即李白的家）绝对不能划等号。而否定李白寄家任城的说者，不但把这些地名地域概念都混同了李白的家，而且又把这些地名地域概念歪曲为徂徕山、大汶口、兖州等。因而就任意否定李白任城的家，和任意做出了李白寓家徂来山、大汶口、兖州等虚伪的结论。否定李白寓家任城的说者，还有一种故意的概念混淆，那就是他们把象征李白家的真实的酒楼，与酒楼所在之地的“地皮”混为一谈。进而将真实的李白酒楼混淆为无限的“地皮”。这是他们任意的把任何一地随意说成酒楼所在之地的一种“高妙”的手法。“陵城村即其酒楼所在之地”的虚伪结论，就是这种“高妙”混淆手法的典型体现。
第四：编造史实。他们说：“太白楼等一组李白的文物，原来都在兖州。元朝以后，京杭大运河行经济宁，政治中心由兖州转移到济宁，因此，太白楼等一组李白的文物，也遂之转移到济宁”。此种编造，滑稽的可笑。济宁有李白酒楼的史实，发生在唐代开元24年（公元736年）。京杭大运河行经济宁的史实，发生在元朝至元20年（公元1283年），上下相悬四百四十余年。此等编造史实不滑稽的可笑吗？他们又说：“李白在任城勾引有夫之妇鲁女，遭到任城任城士大夫阶级的兴师问罪。他为了摆脱在任城的尴尬局面，天宝元年，被迫移家曲阜陵城村去了”。这段故事听起来有声有色，实际上李白在济宁根本没这桩事，纯属说者自欺欺人的胡编乱造。同样是说者为否定李白寄家任城制造的虚假证据。
第五：制造违反逻辑规定的推理。他们说：“旧说李白寄家任城，千年以来，以成定论。然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此推理的形式，完全违背了逻辑推理的规则。只给李白寄家任城的判断戴上一顶“旧说的”帽子，就能把寄家任城的结论给否定了吗？“旧说”这个概念，不具备正确还是错误的判断性质。也就是说，“旧说”并不一定就是错误的。它既然不一定是错误的，就不应该得出“并非如此”的结论。再者“并非如此”这个结论又是何等性质的判断？这种既无主词，又无宾词；既不肯定什么，也不否定什么的判断，除了混淆是非之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通过上述对否定李白寄家任城所采用的五种手法的剖析，我们不难发现，否定李白寄家任城之说的错误，诚然有些是分不清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一时受现象所迷惑。但绝大多数则表现为“故意”性质。此等性质的错误，在李白研究的全部历史中，是不为多见的，所以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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