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是我国的25史之一，是早已被国人公认的民族正史了。其 “李白传”中所说的 “李白，山东人，父为任城尉，因家焉”这几句话，是对李白其人的最具权威的历史定论。换句话说，这是国家颁发给他的一个 “身份证”，证明李白姓李名白，家住山东任城，其父为任城县尉 （武装部长）。对他这样的定论，是不可轻易推翻的。弄不好，对李白其人的真实性就会发生动摇，甚至否定，这并非危言耸听。有人曾这样评价 《史记》中的 “伯夷列传”，说： “伯夷是司马迁在先秦诸子书，尤其是在 《庄子》各篇不同说法的基础上集中、概括、加工而成的一个莫须有的艺术形象。” （韩兆琦《史记通论》41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版），说者之所以说伯夷是个 “莫须有”的历史人物，其根据不正是因为对其身世 “说法不一”吗？如果用这个模式，来衡量推翻 《旧唐书》后的对李白身世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李白，那么李白不也就成了一个“莫须有”的历史人物了吗？
于此，我并不是说 《旧唐书》关于李白如此身世的记载不可以否定，但关键的问题是用什么样的论据否定。
一、如果从李白的诗文自述中确实查不到“李白、山东人、父为任城尉”的蛛丝马迹，则可大胆否定，可惜的是李白在他的诗文中偏偏说了“我家寄东鲁”，家中有酒楼，及 “我固侯门士”的话，东鲁就是山东，酒楼就在任城，这就与“李白传”的话对其头来了。李白本人都承认了还否定什么呢？
二、 《旧唐书》 “李白传”既然是正史，也称官书，都是由掌管国史档案的官员编写而成。要否定这样的官书定论，首先一条，就是必须把握准当时所依据的什么档案资料。俗说 “出树刨根”，如果查不到所依据的什么原始档案资料，那就失去了否定的起码条件，现在通观所有否定《旧唐书》的论家，没有一个人查到这个依据的档案资料，也就是说连根都没弄清楚怎么能刨出《旧唐书》 “李白传”这棵大树呢？
三、以往的论家，多用李白的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在李白之死的当时所写的李白 《草堂集序》和稍后的范传正为李白所立的 “新墓碑”中所说的李白的先祖 （约太祖父）罪谪西域之说，来否定 《旧唐书》 “李白传”山东人等之定论，这也是不可以的，理由有三：第一，在李白的诗文中，丝毫查不到李白先祖有流放西域的蛛丝马迹。这只是李阳冰、范传正的个人之言，没有事实依据；第二，李阳冰、范传正这样的个人之言，与正史 《旧唐书》相比，属于稗官野史之类别。用稗官野史来校正正史是一大忌；第三，李 “序”范 “碑”之说，已经是 《旧唐书》发现并废弃了的资料。因为 《旧唐书》“李白传”未有 “文集20卷，行于时”一句话。经严格查考，《旧唐书》成书之前，已经发现了李 “序”范 “碑”。既然发现了，为什么没有采用他们的罪谪西域之说呢？显然是因为不可信而被废弃了。
仅上述三点，就足以证明，《旧唐书》对李白其人的这一定论，是根本否定不了的。如果这一定论，真的由当时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书门下省的档案《起居注》和《时政记》或《玄宗实录》中抄出，那就是李白入宫时自己的填报，中书门下省核实后的定案，这就更不可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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