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人很少把自己的诗当成礼物送人，这很有媒体传播意识，是一个“自媒体”，也是让他名满天下的原因之一。
——张大春看李白
一个演员涂了红脸就唱关公，涂了花脸就是张飞。每个作家都应该尝试变换腔调。“风格论”害惨了现当代作家。
——张大春
张大春每天在家里写小说到下午两点半，然后到台北古亭恒生银行大楼里的News98电台，从三点到五点主持两个小时“大春泡新闻”，讲时事、科学、音乐、法律、古典文学。电台的节目完毕，是他一天中最累的时候。
电台楼下马路对面，一间咖啡厅是张大春常去的。9月的台北还正热，他坐下喝加冰的可乐，仍穿着印有“大唐李白”字样的宣传T恤，2013年7月初他在香港书展上穿的就是这一件。他最新的小说《大唐李白》2013年7月底由台湾新经典出版社出版。
一本理论著作《小说稗类》，虽不是高头讲章，但小说家讲小说，行家里手，尤其将天下小说用东西经纬捋成几条辫子，掰开揉碎，为不谙外语的作家或读者一一道来，“西语教养”了得。
《聆听父亲》本应是一本传记，但他从六大爷留下的70页《家史漫谈》，把家族故事推演得扑朔迷离：爷爷在日本征服者到来后干过一段“维持会”的金库主任，而父亲在江湖的清帮中算是一个“帮朋”。“帮朋”的命运是逃亡。张大春是1957年生在台湾。清帮的线索在《城邦暴力团》中成为主脉，帮会文化及其与政治的关系图解，又显出他的“中文教养”。
写李白缘起于他爱诗。张大春习惯早上六点半钟起床，第一件事是写一首律诗，最长的有五百字。从2013年春节后开始到2013年7月份，《大唐李白》第一部《少年游》半年就完成了；目前第二部也写了一半。李白传记小说计划共四部，一百万字。
第一部《少年游》，“写李白从十七八岁到二十二三岁，反映当时的大唐和之前一两百年的不同，有时候会到北魏，典故用得久甚至还会跑到两汉”。
第二部《凤凰台》，写李白结婚，到入长安之前，“这一段时间在安陆，现在的湖北。所谓‘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实际上到处游山玩水也不见得是蹉跎”。
第三部《将进酒》，“说的是他四十岁入宫一直到天宝大乱十年”。
第四部《卓越歌》，“写李白跟永王造反，大概写到四十几天之后，然后就是（写）李白死前两年”。
张大春笔下的李白是个逃亡者。他的祖上逃到了西域，父亲李客带着他偷偷溜回了中土，李白一辈子对身世避讳不谈。“他一直错认这个时代，他不知道自己在一个帝国之下，他一直认为自己是战国时代的人。”
李白错认了那个时代
南方周末：为什么写李白？
张大春：写李白首先和我爱诗有关。我已经写了几年的古体诗，台湾也没有发表的空间，从有网站以来，我基本上是在大陆的网站上发表。古体诗有格律的要求，尤其是古典诗里面的近体诗，我又特别喜欢钻研格律。李白反而是一个在格律上特别“出格”的人，这对我是很大的一个迷惑。写诗的人，只要你稍微有一个地方出律就有人拍砖的，李白就不一样。我很想知道他那个时代怎么形成格律，他又是怎么跳脱格律的。
李白的身世，过去有很多的研究和传说，看起来彼此不大相容，我又做了整理。包括他是不是外国人，是不是胡人——这是两个概念。包括他是否是道教徒、是否爱喝酒；也有人说他的婚姻是入赘，是否真的是这样？大大小小的问题，我重新做了研究。
现代小说的发展已经很疲惫。无论是以故事情节为主的，还是以写实题材为导向的，是重视爱恨情仇，是重视社会的，都很疲惫。有没有可能写出不像小说的小说？之前我在《城邦暴力团》中已经做过这样的尝试，这一次做得更彻底一点。我尽量让它看起来像客观叙述的状态，不要像小说，或者不要打开就是扑鼻而来的“小说”气。怎么去掉现代小说的气息？它就变成了融合野史、传记、小说、诗论的东西。
南方周末：你写李白要做怎样的准备？
张大春：李白学是个显学，史学界、文学界，搞宗教学、民族学的都在谈，是一个大题目，材料或者研究都不匮乏。材料上可以说没有什么特点可以讲，任何关于李白的题目都有，只是莫衷一是而已。我就想办法找到观点和角度，拼凑背景来凸显主体。主体材料没有多少。他的传记材料、回忆材料、自述经历，这些都不多，几篇材料而已。但是他的背景材料很丰富，衬托出来就找到了。
南方周末：什么样的背景材料？如何衬托？
张大春：举一个例子，李白是中国历史上游历行走最远的诗人，中原地区他几乎都跑遍了，台湾地区没有来过。这么广泛的行脚怎么走？水路还是陆路？他曾经说，他一年花了三十万钱接济寒士。这个钱什么概念？五个钱一斗米，六万斗米差不多是一个刺史三四年的薪水。三十万钱怎么携带？那个时候没有钞票，也没有票号。只有一个可能：他的父亲是一个行商，各地都有债务，他有借据，到各地去变现。而且债可以换债，用书契交换的方式可以取得大量的现钱，应该是这种方式。
我也考察他父亲从行商到后来甚至经营的是一种类似现代物流的行业，因为他的哥哥在九江，弟弟在三峡，都有自己的事业。九江、三峡是长江航运的两头，是河运的重要枢纽。他出三峡却没有直接去找他的兄弟，同时他在一年之内花了三十万钱——我估计他本来带着钱要去给哥哥、弟弟的，结果都花掉了，不然说不通。
多年之后他才在诗里面提到：“兄九江兮弟三峡”。你去拼凑他的诗和背景，最后得出来他的行脚路线。他现在也有年谱，像《李白诗文系年》，对照那些找原因，找不到原因只有猜。
再比如，他是在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大概四十岁的时候，第一次真正进宫。早在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他就已经去过长安，可是没有机会进宫。没有任何势力肯定无法进宫，可是他两次进宫之后，都交了很多朋友。所有和他进宫关系密切的人，大都有一个背景：道教上清派茅山宗的道士或者信道者。司马承祯、吴筠、玉真公主、元丹丘，这些人通通都有上清派的背景，李白背后有一个道教集团在有意无意地支援或者声援他。
南方周末：也有人说李白是入赘的女婿。你的看法是什么？
张大春：对，有人认为李白是倒插门女婿。实际上李白没有入赘，他入赘就不姓李了，而他的孩子还姓李。
他娶了两个老婆，一个姓许，一个姓宗，前后两个老婆都生了孩子，都没有说他的孩子有别的姓。这个叫“不庙见”，在唐史上就有这样的材料，非常少见，但并不表示这种形式的婚姻少见。
南方周末：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婚姻形式？
张大春：就是丈夫住在女家，不把妻子带回自己的祖庙。这叫夫随妻居，不是入赘。“不庙见”在唐人是很普遍的，有政治上的原因。从高宗开始，尤其经过武则天之后，内廷的官吏、京师的官吏外迁内转很频繁，一个人外迁到一个地方结婚，原乡不在这里，又内转，始终无法回家。他的老婆可以带着，或者他居住在老婆的家。这是基于世人任官或者任职的习惯形成的，很普遍。因为材料不够多，学者就会说这是倒插门。
李白几乎不在诗里面提兄弟，偶尔提到子女，有人说他是家庭观念淡薄，我认为他不能提。唐人有两个习惯。一是商人的子弟不能参加科考，而李白是商人子弟，如果讲到他的原乡、父母，他就漏底了。
第二，一个人如果当过小吏（九品以下），以后你再参加考试，会妨碍你的功名，如果有一天你当了刺史，人家只要知道你之前当过小吏，马上瞧不起你。用背景凸显的方法，会看到李白所处的社会是一个他处处碰壁的社会，是一个非常虚荣的社会。这种门第、阶层的观念，使得李白无法在诗里面表述自己的身世。
所以我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号称盛世、号称繁荣、号称大时代，它对于人的“虚荣折磨”。李白是一个虚荣的牺牲品。
南方周末：虚荣的牺牲品？
张大春：我认为他的诗了不起的地方，是开拓了不同于格律诗的声调美学。第二他大量地运用看起来不着边际、彼此无关的意象，融会在一首诗篇里面。他天才的原因在这里，而不是这个诗写得好看。两个基本元素：一个是在逐渐成熟的格律之外找到声调因素，第二个是不着边际的意象糅合，离题万里甚至可以说乱云飞絮的意象。
他的人生一塌糊涂，政治上他到晚年甚至还参与了永王的造反。他的整体悲剧可以看到，在制度逐渐严明，国家性格逐渐完整的时代，他不知道自己在一个帝国之下，他一直认为自己是战国时代的人。他最佩服的是鲁仲连、姜子牙，诸葛亮他都看不到眼里。他认为鲁仲连这样的人最伟大，你看《史记》就知道，这个人是凭空冒出来的，干了两件漂漂亮亮的事情，解决了国际之间的纷争，这个人就不在了，不求功利。他错认了这个时代，错认为自己就是鲁仲连。
南方周末：《大唐李白》写他是汉族人。有人说他是混血——李白的女儿叫明月奴，儿子叫颇黎，有学者认为是西域游牧民族的叫法，比如现在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女孩叫努尔的很常见。“努尔”，或“奴”，是“光”的意思。
张大春：他的父亲一定是汉人，否则不需要带着他偷渡回来。他们全家是偷渡回来的，因为他们的户籍在外面，他的母系有可能是中亚人或者西边的胡人，这个不确定。的确一个汉人在那边落脚了几代，如果没有胡人的血统是不太可能的。而且说他长得像太白金星，可能有这个原因。但有人说他是吉尔吉斯人，我不同意的。
南方周末：吉尔吉斯的“碎叶”（托克马克）也在争李白的出生地。
张大春：碎叶城有两个，一个比较靠近印度，另外一个在吉尔吉斯。碎叶城到底在不在吉尔吉斯，它的发音是“suye”还是“suiye”，这个事情学界的争议非常多。这一条路线是眼前无路只好回头，他出生地也没有意义。
前一阵子台湾有一个旅行团跑到吉尔吉斯去，导游说我们本来要参观李白的故居，可那边在整修，没有李白故居，后来就告上了法庭，非常好笑。
我认为有一些学者跟着陈寅恪、郭沫若两个人前后脚的看法，而且不加深考。作为一个汉族的后代子孙，千方百计在国家通关制度刚刚打开一点那个时机赶快跑回来，选择落脚的地点既不是长安、洛阳、扬州这些大城市，也不是边塞之地，而选择在蜀中，可想而知他是不希望被管制到的。蜀中当时物产发达、人口众多，政治的形式比较松散，表示他想在那个地方做一个周转。他回到中土来，他想认祖归宗。
南方周末：但并不排除他有异族血统。
张大春：如果这样说，我是不是汉人我都不知道。我是山东的，往上推就是鲜卑或者东胡人。我不太愿意强调他是吉尔吉斯的，这是故作惊人之论，我觉得意义不大。李白四岁回到中土这件事，证实他的先人肯定是汉人。他回忆为什么先人要去西域都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一个是经历过政治灾难，还有一个是因为犯罪，两件事情都不容易。
濮存昕主演的话剧《李白》曾经引起过争议。人们认为李白特立独行、狂放不羁，但话剧中的李白却有热衷功名的一面。在张大春看来，李白的问题是一直错把唐朝当成战国，错把自己当成鲁仲连。 （CFP/图）
我没有见过不具有强烈意见的“公知”
南方周末：你说不论李白是否混血，他跨越这么大地域，这和他诗歌思维的形成有关系。
张大春：我做研究和论述都不会停滞在“有关系”三个字上。如果“有关系”，但是找不到和什么地方有关，我就会排除，不会承认。
在唐代有国际经验的诗人，我可以找到的只有李白。我不知道这个是否算证据：他有一种陌生的语感，大家熟练应用的那种字句他不用，可能是不会。“琼浆玉液”、“朱门碧瓦”这一类很典雅的成语他没有用，很可能他不会。在唐代很雅致的四字成语别人会用，他不会用，很可能是因为他的教育问题。但不能因此而证明他就是一个洋人。
#p#副标题#e#他的教养非常好，可能很小的时候就以一种游戏的态度读了很多遍《昭明文选》，他绝大部分人生之中使用的教养材料是《文选》。《文选》是南朝萧梁时期编出来的，在他那个时候已经很普遍了。另外他可能有很基本的教养材料《兔园册》和《蒙求》。这个教养材料在唐太宗的时代就有了，我认为是普遍民间都有。尤其是他回到中土之后，父亲希望他可以补充一点文化知识。我认为《兔园册》更复杂一点，必须要有人教，他的父亲（李客）不会教的，虽然他说他的父亲不爱做官，隐居林下，但我认为这是吹牛的。他真正的教养最大动因来自赵蕤，《兔园册》应该也是他教的。
南方周末：关于赵蕤的记载也不多。
张大春：不能只靠记载，要靠推理。你可以说这里面每一句话都有来历，也可以说每一句话都是瞎编的。我把赵蕤的书《长短经》一个字一个字看完了，从这上面找李白的性格就很清楚。
南方周末：你写李白生在唐帝国，却认为自己应该是战国时代的人。你觉得古代的专制社会和现代社会下的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同？
张大春：现代作家看起来像专业的角色，古代的作家不会是专业的，他可以成为一个作家，一定有其他的公共事务在身上。他是一个“通人”，只有成为“通人”才会有作家的能力。
现在的作家没有办法成为一个“通人”，都学的是大学文学，中文、外文的本科，毕业之后由于接触的文字和作品比较多就成了作家。有的是作家变成教授，有的是教授变成作家。在台湾作家很容易变成“公共知识分子”，大陆也有这个词。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为了表述自己的意见，有机会出书，也变成作家了。
在台湾，看到的绝大部分被称为“公知”的，无论是反政府还是支持政府都是有强烈的意见。问题就来了，我没有看到过不具有强烈意见的“公知”。接着我发现，只要是作家变成公知，或者公知变成作家，那意见会更强烈，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
对于政治问题，两汉书、《世说新语》、新旧《唐书》，你看了就会发现，一个人是否坏人，除了《奸佞传》里面某些人物之外，绝大部分的人你分辨不出来。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公知”，也是官僚，在这个政策上他犯了错误，可是在下一个政策上他又是骨鲠大臣，成为了一个很完美的人，然后另一个事又搞砸了。
这样的事不胜枚举。古来名相，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姚崇、宋璟，没有一个未犯过重大的错误，只是他们从来没有被标签化成一个具有强烈个别意见的人。今天尤其是作家出身的，只要涉及公共事务，有非常强烈的意见旗帜，不注意立身，这个很怪。
南方周末：回到李白身上呢？
张大春：李白从来不具备士人的身份，因为他从来没有科考，也没有当过官。他死之后被封为“翰林学士”，也是一个虚职。他没有从事过任何公共政策的制定。他绝大部分的诗都是拿来干谒、送人，干谒的对象多半是不成器的小官僚，很诡异的一个事。中国的诗人把自己的诗当礼物送给别人，在他之前很少。
把诗送给人，也因此成就了他的大名，天下人都知道有李白。这一件事看起来他是很具有媒体传播意识的，是一个“自媒”。作为一个“自媒体”的李白，正是他名满天下的原因，而不见得是他的诗比较好。可是我还是要讲，丰富意象的凝成，格律本身的变化，他的声调没有人可以取代。
南方周末：你的作品好像和意识形态离得比较远？
张大春：应该说和各种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观察距离，不一定要特别远，不然你无法观察，无法观察你就无法讨论。这是无法避免的，每一个人的意识形态负担都是有的，关键是你怎么样找到那样一个比较冷的距离，不管是自我审视，或者审视他人。我对于强烈意见是非常反对的，唯一的强烈意见就是反对强烈意见。
南方周末：《城邦暴力团》似乎是和意识形态离得很近了，但实际上还不是。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如果有意识形态的话，那只有一个就是遁逃。所有的武林人物没有一个不是在逃的。如果我要讲隐遁就很肉麻了，中国古代的“隐”一直被大规模地误解，“隐”是要付代价的，《世说新语》里面讲多少人“隐”是要掉脑袋的。士人家族是有从事公共服务的义务的，只要你不当官就是对这个政权有意见。嵇康、孔融就是这样被干掉的。千万不要以为“隐”很潇洒、高雅、飘逸，那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
“风格论”害惨了现当代的作家
南方周末：单纯看你的书，看不出来大陆作家还是台湾作家。
张大春：我很感谢你这样讲。一个作家个人的痕迹能够被辨认得越少越好，而有的人希望被辨认。我认为作家应当把作品永远放在前面。苏东坡的诗“万人如海一身藏”，要把自己藏起来，不小心抛头露面那是不得已。
有一些腔调可以伪装，故意做得比较典雅，或故意比较质朴一点都可以。我觉得这个风格完全不一样，差别很大。如果你看《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更不一样，那是14岁小孩的。
我们进入一个叙述状态，生活里面是在写作的时候会洗掉，不然不可能做到对的字放在对的位置。“对的字放在对的位置”，意思是说它不可能在另外一个情景里面发生，只在这里发生。在这里对的事情可能到那边就错了。
南方周末：意思是刻意回避自己的风格？
张大春：一个演员涂了红脸就唱关公，涂了花脸就是张飞。每一个作家都应该尝试变换腔调，可现在的作家多半受现当代文学史的毒害，尤其是近代以来小说诗歌的发展，使作家变成一个可能拥有虚荣的职业。他们会认为作家应该有一套风格是别人没有的。
但风格使你没有办法让自己变换各种顺序位置，一个作家本来就要让自己的语言不断变换。“风格论”害惨了现当代的作家，让作家变得失能了。
南方周末：“中文教养”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对你来说，中文教养是如何陶成的？
张大春：小时候父亲经常会带着我大街小巷地逛。看到那些人家的门上的春联或者招牌，父亲会随时点评：这个字不错，这个字不好。我和我的儿子聊天，讲过这个事。他说，你不是也这样对我吗？我从小走到哪里看到招牌你就说这个字写得不错，害我现在走到哪里都看这个字写得好不好看。
几十年我每天都读字帖，包括写字。我的姑父是非常著名的书法家欧阳中石，我没事到北京就会跟他学两笔。
有一年，我到北京领一个什么奖，之后到我姑姑家，我姑姑拿一本书给我。山东济南有一个制锦市，之前我并不知道。我一到家，她说你来看看，这里有个关于制锦市的类似小型的地方志。她问我参加什么活动？我说应该是“年度文化人物”。她很严肃地说，无论你在外面得意成什么样，你终归要记得你是济南制锦市张家的一个后人。我父亲也是这样的人，无论你取得了什么成就，他总会告诉我这么一句。这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
南方周末：《聆听父亲》是你的传记吗？
张大春：不要让我定义它，有人问过我，我说你把它当做长篇散文读吧。我根据六大爷写的一部《家史漫谈》，大概稿纸600字一张，一共70张（写的）。它是有错的，我姑姑后来帮我校正出写错的地方。不是错字，而是事件描述，她的理解和我六大爷不一样。
（感谢腾讯文化的赞助，田聪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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