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商人·中国商人
———论企业家的共性与中国特性
鄢烈山
一． 审题和定位
我很高兴有机会到这里，来参加“中国民营企业家精神财富论坛”。虽然不是研究经济和管理的专家，也没有创业的经历，但作为一个时事评论作者，我不能不关心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化进程，不能不关心我国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状态。
主办人邀请我做论坛嘉宾，发表主题演讲，讲什么呢？我像学生写作文一样先“审题”。我这种写时评和杂文的人，习惯于逆向思维（俗话叫“唱反调”），喜欢鸡蛋里挑骨头，因此，我的第一感觉是“民营企业家”这个词语有点别扭：难道还有“国营企业家”、“公营企业家”吗？企业家就是企业家，加个“民营”的限制词和定语是为什么？再说了，如今早就把莫明其妙的叫法“国营企业”改成表述其产权性质的“国有企业”了，为什么“民营企业”没有相应地改成“民有企业”呢？如果是国有、民有都有的混和所有制或股份制企业，那么标榜“国有”、“民营”岂不是都不合适吗？概念的混乱有没有意识形态的纠结？“私有”两字是否仍有忌讳？我感觉“兴无灭资”、“姓社姓资”这一套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考量，有强大的束缚力。
在我看来，企业家只有“民营（民有）企业”才可能产生，国有企业不可能出“企业家”，后者的管理者是官员，至少是政府雇员。这是由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功能（提供公共产品而不以营利为目的）所决定的，是由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决定的，否则就违背了服务型政府的宗旨和原则，就是与民争利。我是不承认国有企业可以产生企业家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退休时发表离别感言，评价自己“是一个忠臣，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事业……”，招来网友一篇讥讽；财经评论家叶檀在《央企忠臣李荣融》一文中，批评他的自我评价是“没有公民意识，没有法律的地位，没有市场赖以建立的理念”，他的话“令人啼笑皆非”。
咬文嚼字，你看，我们以前有“民族资本家”一词，却没有对应地叫“官僚资本家”，而是说“官僚资产阶级”。如今也只有“权贵资本”或“国企高管”一说，并无“国营（或国有）企业家”一词。所以，我的论题和论说中就只用“企业家”一词，视其包涵“民有”、“民营”为不言而喻。
顺便提一下刚读过的福布斯中文网 http://www.forbeschina.com/review/201010/0004344.shtml上的一篇文章，题为《印度创业精神强于中国》，作者告诉我们“印度电信业15年前才向私人开放，但如今其发展速度为全球之最。印度现有5亿多电信用户，而每月新增用户超过1,500万人。印度电信业入市门槛很低，或许没有哪个地方比得上。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业内近六个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了全球最低的电信收费。” 开放竞争产生的效率和民有企业的创业精神高于垄断和官办企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
再说“中国”这个定语。为什么要强调“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精神财富”呢？我的大脑立即跳出“儒商”这个似是而非的时尚褒义词，跳出李光耀先生自我否定了的“亚洲价值观”的说法。我对此类标榜保持高度警惕。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是我们的父母之邦，中国的文化传统、商业传统，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交往模式，必然会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一分为二，这种精神文化传承中有精神财富，也有精神包袱。我们当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扬光大好的中国精神文化传统，克服不合时宜，不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东东。
我在这里向诸位特别推荐《中国改革》2010年第10期发表的招商局集团刚退休的董事长秦晓的文章《去意识形态化，回归普世价值》。他说，“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显。这个现象表明，中国的问题应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认识和解析，或者说，当代中国的问题不是现代化建设的问题，而是现代性社会构建的问题。面对这个重大问题，中国社会、特别是精英层出现了激烈的交锋，交锋的核心是‘普世价值’还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国家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的本质是对普世价值的拒绝。这一指向是对中国以现代性社会为目标的转型进程的偏离和倒退。这是一个关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道路和方向的问题，我们不应对此视而不见、闻而不言。” 不久前，李铁映在《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也说：什么“崛起”呀，“模式”呀，中国二十年三十年赶上美国呀，等等，这是在为忽悠和“捧杀”中国造舆论。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
从国际政治角度说，中国是联合国的缔造国之一，是安理会“五常”之一，加入了《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公约，对外要做负责任的大国，要增强自己的“软实力”；从经济发展角度说，我们要建设市场经济体系，加入了WTO，还要求一些发达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我们的企业要做大做强更要以全球为平台参与国际竞争，必须在基本的法律和价值观上“与国际接轨”，不可能我行我素，另搞一套。从我国的近期目标来看，是坚持改革开放，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用毛泽东的话说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远期目标则是世界大同。所以我们不能对“普世价值”采取欲迎还拒的态度。
作为企业家，首先是“人”，接下来是“商人”，然后才是“中国商人”——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先讲企业家举世皆然的共性，然后再讲中国企业家的特殊性。这是我的作文审题，也是我心中的“企业家”正确定位。
说明一下，我想，通常“商人”指“做买卖”而以“赚钱”（追求利润）为直接目的的人，而“生产”若是为了卖出，也是要通过交换“赚钱”，所以“做买卖”的行商坐贾与办工厂办实业办银行的企业家都是“商人”；广义的商人就是企业家。
二．世（是）人的共性
对人性（即不分地域、种族、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职业、社会地位，只要是人就有的本性）的正确认识，是市场经济理念赖以支撑的基础。认识不清，托马斯·莫尔提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的乌托邦思想；古代中国出现了“存天理、灭人欲”反人类的“以理杀人”；30多年前则在搞“极左”的一套——“狠斗私字一闪念”、“斗私批修”、“兴无灭资”。
最大的乌托邦思想，就是“改造”人性，培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一代“新人”。什么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从学“老三篇”到现在一直没想通：我能够扶困济危，心里就感到踏实甚至有成就感；见人有难能帮不帮，会自我谴责，寝不安枕，这种心理状态，是一个善良人的常态，它表明利人与利己是统一的，利人并不以“毫不利己”为前提呀。市场逻辑也是这样：我要赚钱，正常的状态是我就得提供产品或服务满足他人的要求，利己虽是目的，利人却是必须的手段，否则，不择手段，损人利己，失掉信誉，交易就进行不下去了。
简单地说，人类的本性是，谁也摆脱不了动物性，即有贪欲，有控制欲，同时也追求平等、自由而不愿被奴役被压迫，渴望尊重；人是群居动物，还有群体意识。“人性”则在“兽性”与“神性”之间，如“人性”中有不忍“物伤其类”的同情心，有“贪生怕死”导出的追问生命的意义、财富的价值，所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特别是追求超越生死的不朽，中国人有名垂青史的历史情结，一般人也会讲究“雁过留影，人过留名”。那些企业家做慈善做公益事业，不也是有追求不朽的动机吗？我们知道，诺贝尔奖，哈佛大学，中国许多名牌大学的邵逸夫楼、曾宪梓楼，都是用企业家命名的，这种追求不朽的留名方式，对社会有什么不好呢？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和本性。如前所说，市场经济的逻辑就是基于人的自利本能。改革开放前我们反“自发势力”，就是反人性；“文革”中连公社社员种“自留地”（分给各家的一点菜园地），卖点农产品换钱也被“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后来人民公社解散那是必然的结果。
就像酿酒和喝酒一样,本于追求享乐的人性,不同的民族都会有此共同的发明和嗜好。经商赚钱也是开化早一点的民族，都会干的事。我们知道，不仅中国人，犹太人、英国人及欧洲人、阿拉伯人，也都善于经商。1600年，英国人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即不列颠东印度公司，那是商人的股份公司，只为赚钱，无意征服哪个民族占有别人的国土；而荷兰、丹麦、葡萄牙、法国、瑞典等也有东印度公司。1857年印度人民大起义，1859年英国政府才不得不“收购”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实行直接的殖民统治（收购资金由印度人出）……。
试比较一下中国人与犹太人：犹太人曾长期无祖国而又不愿被同化，自然不能热衷做官，于是经商；到了现当代则更有做学问的，于是出大学者和科学家。
三．商人与其他行业的人共同的价值标准
商人（企业家）并不是社会中的什么另类，只是与别人选择的行当不同而已。他们须与其他行业的人遵守共同的价值标准。
1，诚实守信。《摩西十诫》第九条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条：“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佛教《居士五诫》是“不妄语”。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这些话都不是专对商人说的，但包括商人。
2，专业主义。就是“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守行规”；对于商人来说就是“在商言商”。你办企业，第一位是为你的客户提供合格产品或优良的服务，至于捐赠之类是“专业”之外，是全社会每个人都应该量力而行的。
中国有句古话“无商不奸”，它既是统治者抑商、贱商形成的社会意识，也是一些不良商人在良心上自我开脱之词。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乡土社会重人情往来，纠缠不清，所谓“人情不是债，头顶锅盖卖”，现在有些白领仍饱受这种人情往来之累。江湖社会讲哥们义气，宋江和柴进的仗义疏财就是利用这种东西收买人心，充满伪善。而商业精神则要求“亲兄弟，明算账”，这是契约精神。上海开埠早，上海人契约精神强，就被惯于标榜“义气”的北方“纯爷们”瞧不起。其实是落后者无自知之明。
3，人道主义。不论是什么人，不论从事哪一行的人，诸种品质中“善良”永远是最重要的。 将心比心，平等待人，恤孤怜老，这些美德对于企业家来说，只是具体表现方式不同而已。管理有权力等级，但尊重员工的人格平等；尽可能关照残障人的就业；等等。
4，社会责任感。每个公民都自觉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要说的就是道义与伦理责任，而不是有强制力的法纪责任。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对于每个成功人士、处于强势地位的人，特别要强调正确认识形式（规则）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不要满足于“赢家通吃”的形式正义。好比田径运动员，前三名的成绩差距极小，但金牌银牌铜牌的荣誉与待遇差距很大，这是没办法的事，否则没有激励机制。但获得金牌的人知道自己并不比人家强多少。企业家则要意识到没有竞争规则不利于社会积累财富，而“赢家通吃”并不表示你就真的比别人创造的财富多那么多，你就比一个工人多值那么多钱，应当占有并消耗那么多财富份额。比尔·盖茨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要将财富回报社会。我要再说一遍，社会责任感并不等于比捐款，尽社会责任的方式有多种多样。
以上这些普世的职业精神和价值标准，是各行各业的人都需要的。对于企业家来说，有了它们就能更顺利地让自己的企业走向世界，形成受世人信赖的品牌。
四．中国商人的特性
这一部分不是我这次演讲的重点。我想，主办者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论坛，大约是注意到了我2009年2月在交通银行举办的“沃德财富论坛”上的演讲内容，那次演讲题目为《公正评价20世纪的中国企业家》，说的是上世纪前50年的“民族资本家”(《南方都市报》2009/05/03发表时，题为《近代中国企业家留下的精神财富》)。
我将上世纪的那些中国企业家、实业家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粗略地归纳了6个方面。即：
#p#副标题#e#1，不耻从商，“实业救国”，做改良社会的理想主义者。以“状元公”张謇“下海”和无锡的荣氏兄弟办企业为例。
2，不耻言利，在商言商，理直气壮争经济自由。
3，劳资两利，明智处理己与人、近利与远功的关系。
4，相信法治，反对专制和暴力，支持民主宪政。近代史专家侯宜杰所著的《20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一书论证了，企业家阶层是立宪运动的最强大的推动力量。
5，重视人才养育，致力发展文化教育和科研。以陈嘉庚和卢作孚办教育和研究机构为例。
6 ，创新取胜，在科技研发和管理制度的改进上永不松懈。以 范旭东“当了裤子也要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为例。
以上说的这些人，借用任志强调侃逼捐者的话说，他们50多年前全都“裸捐”了。但他们的精神是会传承下去的，我相信。如今的企业家应该向他们学习。
至于说中国商人的特性，当然是相对于我们离不开的生存环境而言。封建时代、农业社会的传统是“重本轻末”，重农抑商；上世纪50年代的实行“工商业改造”不提也罢；到70年代“兴无灭资”更是一场恶梦。以致到80年代初，没有邓小平的撑腰，年广久卖“傻子瓜子”都有罪。如今“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仍然不算良好。 现实是，政府（官员）而不是市场仍然主导着资源配置，国企（所谓“共和国长子”）绝对优先。更有重庆市江津区委书记王银峰这样的官员，对企业颐指气使，狂言“与政府（即他本人）作对就是恶”。
所以，从古到今，中国商人的特性第一条是要能忍辱负重，坚韧不拔。
第二条中国特性、精神财富是，取之有道。所谓“君子爱财”说得多坦率，但要“取之有道”。以做“红顶商人”为荣，以官商勾结暴发为幸，并不是中国商人的正宗。中国传为佳话的是范蠡辞官下海，是牛贩弦高智犒秦师，解己之危，救国之难。
第三条是有兼济天下的情怀。这才是真正的“儒商”，而非也来吟诗作赋，附庸风雅。
这三条不是历史考察的结果，我本来不是研究经济史的，就算是我的想当然信口开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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