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看到标题会说我“吹牛”。但，这是不争的事实。其实，早在20年前，就有人给我“潘大吹”的外号，我于今不悔。十年庆典足以证明我言不虚：一个教授创办一个国际性的学会，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仅此一点，堪称世界之最。
公元1984年，我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提出16字决：“亦商亦文，以商养文，商发文兴，商文并茂。”倡导儒商和儒商文学，石破天惊，语惊四座。有人斥之曰：“无稽之谈，荒谬之论，为奸商辩护，搞‘铜臭’文学。”我一笑置之，坚持著书立说，为儒商鼓与呼。
笑骂由人，我行我素，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这是我的性格和作风。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勇为天下先，创新着先鞭。我不仅这样说，还坐言起行，雷厉风行，一起步就迅跑。此后十年间写了百多篇文章，出版一套儒商文丛，率先建立一门“儒商学”新学科，令人刮目相看。
公元1994年，我这个两袖清风的学者独自创建了一个跨境跨国的国际儒商学会，打造出一个诚信的学会，产生了品牌效应和国际影响，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红、黑、白三道争相抢牌夺权，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更显示我会风采与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声望，赢得四海喝彩，迎来第三个十年的辉煌。
这难道不是人间奇迹吗？从海外，境外到内地称我为“儒商之父”、“儒商鼻祖”、“儒商教父”（见《中华儿女》），我也因此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待遇，荣获88个荣衔，荣获国家图书奖，我的传略被国内外40多家辞典所收录，这决非偶然的。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之成功绝非有过人的才华和超群的能耐，而是胆识才能兼具、人文言行一致。这与时代、社会、经历、苦难、机遇有关，也与我的出身、性格、命运、品格、遭遇有关。我出身于华侨世家的书香门第，呱呱坠地之时正是东北沦陷之际，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我才跨入小学门坎，这就注定我前半生处于动荡年代，必定走尽坎坷路，饱尝甜酸苦辣和悲欢离合，这使我从小就产生强烈的爱憎感情和爱国主义思想。更因家庭变故和父母离异，在我满周岁时，父亲南渡菲岛，一去不复返，使我长期失去父爱，立志写本《母爱》。偏爱文学，偏科带来极大的局限性，不幸给我许许多多的遗憾。从我学话开始，母亲就要我背《千家诗》，从我懂事开始，祖父就给我讲他的故事，对我影响至深。
祖父3岁丧母，因受后母虐待，8岁出走，在厦门当店小二，自学成才，15岁偷渡吕宋，诚信致富，认识孙中山，同情革命，加入同盟会，捐资推翻满清政府。辛亥革命后，告老返乡，把山、林、田地租给穷人，但从不收租，清誉远扬。抗战期间，屡受土匪恶霸敲诈勒索。太平洋战争后，侨汇中断，80岁高龄还上山砍柴，我常跟他上山割草，听他的海外奇闻。他常感叹说，中国历来轻商，不懂商战重要，让列强倾销洋货，任人侵略宰割，弄得积贫积弱，成为“东亚病夫”、“一盘散沙”，民不聊生。他主张商战救国，在我的潜意识里，他就是现代儒商典范。我之所以率先倡导儒商，与祖父长期潜移默化分不开。
因为爱国，我读初中时就同情革命，大唱革命歌曲，出任“我们唱民歌团”的总干事，读高一时任学生自治会学习部长，出墙报，参加游行示威和地下党外围组织，阅读进步书籍，大写反蒋文章，上了当局黑名单，36计走为上，跑到香港读大学继续参加学运，并响应地下党组织的号召，返回广州深造和参加工作，但在肃反运动中却因“特嫌”被审查100天。因海外关系未能入党，无法从政，便以调干生身份进中山大学深造。在反右斗争中因文祸而当上右派分子，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大学任教，后被下放贵定师范和黔南师专，在文革中千锤百炼九死一生。文革后奉调暨大任教。改革开放时，我年近半百，机遇与冒险是起飞的双翼。我得天独厚，通天通地通海，率先在暨大成立致公党支部，当选中委，且连任三届，成为民主人士；率先研究台海华文文学，出任暨大台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1982年在暨大召开首届台港文学研讨会，开出“香港文学”、“台湾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三门课。1985年4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邀请我赴京讲学，长达数万言的《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现状》讲稿随即在《香港文学》上连载。一石激起千层浪，东南亚各国率先邀请我出国与会、讲学，出了几本专著，文友遍四海，文章飞五洲，赶上最后一班车，当上教授、评论家。
以上经历说明，我之所以首倡儒商和儒商文学，一是血缘关系；二是苦难经历；三是改革开放前沿；四是对外开放型的暨大；五是家在香港；六是广泛的海外关系；七是拥有人所不及的优势；八是最先走向世界……正因为独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敢字当头，苦干实干加巧干，始有今日之成就。十年辛苦不寻常，再苦再累永向前。
锣鼓在前 大造舆论 有情有爱有一切
改革开放初，我就提出“更新观念走向世界，以文会友走向世界，以文扬善走向世界，以和为贵走向世界”的口号，并认定研究重在发现，思想贵在创新，实践力求突破。一种新生事物的出现，因来得突然，出于人们意想之外，难得理解认同和接受，势必遭反对，几经挫折乃至失败。为了取得最终胜利，要有贵在坚持和韧性战斗的精神，忍受几起几落载浮载沉的漫长过程。因为更新一个观念比推翻一个政府还难。自古以来只有儒生、儒相、儒医、儒将，哪来儒商商儒？自古以来只有无商不奸，无奸不商之说，哪来儒商和商儒这一桂冠？我的对策：一是引经据典以史为证；二是列举古今中外儒商典范为例；三是给儒商下个科学的定义：“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良好的道德品格、见利思义、对社会有所贡献的商人，谓之儒商。”并指出儒商古已有之，但属个别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只有到了二战之后在南洋华社才出现，可以侨史为例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大力宣传教育，并持之有恒，是可见实效的。所以头１０年，我逢人便谈，逢会便讲，广发文章，大造舆论，终于赢得有识之士的理解、认同与支持。
本人向来反对单打一，是个多种结合论者。在过往对学生的教育，我是把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结合起来。在暨大任教时，实行教、研、创、交流四结合。在我看来，文商结合，相得益彰，互补性最强。在日常生活中，提倡互学互补共进共荣。我所建构的《儒商学》就是一门多种学科交叉渗透的边缘学科。这源于我的切身体验，因我生于战乱，长于运动，封笔２２年，头脑一片空白，急需加油充电，多方恶补，非多种结合以求自救不可。时不我待，机不再来。最佳选择是攻冷门，开拓研究新领域，寻找突破口，《儒商学》便是快捷的切入口，填补空白，人无我有，才能独树一帜，独领风骚。为此，我发挥连续作战的精神，天天读写，一天干１８小时，日夜驰骋，快马加鞭，质量并举，遍地开花，每年都发表百篇以上诗文序评，联系数以百计的文友，以求广而告之，大力自我推销，迅速提高知名度。但必须付出代价，一是妻儿在港，我一人独居暨大；二是身体健康，才能艰苦奋斗（有一顿没一顿、早一顿晚一顿、好一顿坏一顿）；三是全身心投入，不追求享受。总之，看起来好像傻瓜一个。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去争取胜利。这是我的指导思想。为了理想，产生无穷的力量，干劲冲天，永不言倦。在短时期内，我发表了系列论著：《儒商论》、《儒商文学异军突起》、《三军并起光我中华》、《儒商现象透视》、《文商角色反串》、《漫谈儒商文学》、《经济与文学的有机结合》、《文学与科技联姻》、《双才作家群像》、《儒商不奸》、《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儒商文学》、《最识时务 精英一族》等等，同时为百位儒商作家评说，进而出版《儒商学》、《儒商文学论稿》、《儒商列传》、《儒商大趋势》等。
有文就有友，有爱有一切，万紫千红结伴来。首先是我的学生文友上海汪义生君和我合作出书，和我联名刊文，这使我如虎添翼，捷足先登，扩大战果；其次是我的儿子香港瑞权集团潘董承办首届儒商文学研讨会，成立国际儒商学会；再次是香港文坛泰斗刘以鬯、菲华诗人、世界日报文艺版主编云鹤等数以百计的报刊杂志为我提供宣传阵地；更重要的是我所在单位的信任和支持，让我“斩而不奏”，言行自由，全面保护。校长还亲自到会（首届大会）致词表彰；致公党省委、中央关爱备至，让我有惊无险；我的同事纷纷加入研究行列或出席首届大会，诸如张元元、傅汉章（经济学院院长）、陈伟明、王列耀（文学院院长）李金秀、张世君教授等，还有我的同行如：江大陈公仲教授和北京白舒荣主编（《四海》）；在海外境外对我最大支持的有马华作协主席云里风为首的１８位企业家、作家，新加坡李氏基金给我２０万元研究经费，诗人书法家潘受、文协会长骆明、儒商作家周颖南、庄右铭、菲华文坛开“荒牛”林健民、诗人明澈、云鹤、泰华双才作家梦莉、司马攻、香港财经小说家梁凤仪、阮婉珍等等，等等。不胜列举。
没有以上方方面面的关爱、支持和帮助是很难成事的，更成不了大气候。因此应归功于时代、社会、学校、文友、同事、同行和家人，本人只不过是发起者罢了。
第二个十年稳步发展等待时机再出发
一人创会，既无后台，又无钱财，最是举步维艰。
儒商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既抓物质文明又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过硬，而我是位教授，一手硬来一手软，实难担负重任。我周围全是学者作家，心有余而力不足，支持我的儒商作家由于种种原因，也难发挥助力。在此情势下，我仍迎难而上，而且勇往直前，决不后退半步。
#p#副标题#e#公元１９９４年７月８日，我父子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国际儒商座谈会，请来王光英副委员长等国家领导人和首都媒体文教各界的朋友近百人，在王副委员长和文友们的支持下，打响了第一炮。翌日，首都５８家报刊广泛报导，中央电视台也在黄金时段播放座谈会盛况。趁热打铁才能成功，我们马不停蹄地飞往海南，于同月２５－２８日在海口市召开首届儒商文学研讨会和经贸洽谈会。海南省委杜清林副书记设宴招待海内外嘉宾，暨大周辉明校长代表学校致欢迎词，本人致开幕词，林健民、云里风、梁凤仪、董翚（董必武女儿、中华文学基金会秘书长）等在会上讲话，大马企业家１８人人人都提供一篇论文，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学术气氛浓，日夜交流情绪高。经过热烈讨论和充分酝酿，于２８日下午通过我对“儒商”的界定，一致同意成立国际儒商学会，一致通过学会章程和基金会章程，决定在香港注册，每３年召开一次年会。会后用３天时间进行环岛游，了解投资环境，一路歌舞一路笑，都说收获匪浅。（会后，我到香港注册，并要求退休，移居香港，终于如愿以偿。）同年８月我在第七届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上宣读《南洋儒商文化论》后，即受台湾著名诗人的反对，但想不到同年１１月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开幕式上宣读《儒学对海华企业的影响》却受到与会者热烈欢迎和好评，著名经济学家方生认为我对儒商的界定是“科学的定义”，并写进大会诀议中，《中国企业报》随即发表方生教授写我的专访文章，各地纷纷邀请我前往讲学，给我一连串荣衔。
反响最强烈的是上海，上海中汇公司余季方总经理在戴相龙的支持下于１９９６年４月在上海召开儒商研讨会，同年１０月在黄山召开徽商研讨会，并成立黄山市儒商研究会，但在上海未获批准，上海儒商学会宣告流产，这是本会第一次受挫。
最大成功是云里风率团回国后，立即筹建马来西亚儒商联谊会，一个月间发展百多位会员，并获政府注册，马哈迪首相给予高度评价。
１９９６年中秋节，我应邀赴印尼主讲儒商和儒商文学，广会２００多位文友，走遍雅加达、半坡、泗水、巴厘岛、日惹、刀把湖、马达山、棉兰、万隆等地，筹建印尼儒商学会，后因印尼动乱而中断，更因著名儒商作家莫壮坚英年病逝而受挫。
１９９７年４月，委托马来西亚儒商联谊会会长陈春德（即马华作协主席云里风）主办第二届国际儒商大会，并发表《吉隆坡宣言》，宣告“２１世纪是儒商腾飞的世纪。”由于马哈迪的重视和金大使的支持（批准中国大陆６９位与会为历史之最），大会隆重而成功，特别是我会出版的《儒商文丛》一套３册赠送与会者人手一套，深受好评，影响深远。可惜正待大展鸿图之际，金融风暴不期而至，陈春德遇人不淑，宣告破产，致使马来西亚儒商联谊会一蹶不振，这是我会受到的最沉重打击。同时新加坡儒商学会会长年高９６，后继无人，心有余力不足。而我三度赴菲，菲律宾儒商学会因人选问题迄今未能正式成立。至于欧美澳洲更因会员分散很难开展活动。因此重点转移到香港和内地。由于汪义生的努力，第三、四届年会分别于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２年先后从上海开到常熟，又从南通开到上海，并发表《上海诚信宣言》。１９９９年成立本会香港分会，于今年４月举办成立五周年庆典，就分会而言，成立最早，会员最多，成绩最大。２００３年济宁市一再要求在孔孟之乡召开第五届大会，这样从３年－２年－１年举办年会，又从个人社团到政府举办年会，说明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举世看好。去夏以来，先后成立了深圳、上海、广州、东莞四个分会，尤以东莞后来居上，会员最多，也最年轻，干劲最大，堪称后出转精。
第三个十年 重在年轻化儒商化
今年是我会成立１０周年，是关键的一年，也是转折的一年，更是大发展的一年。今春以来，我会创办了《国际儒商》和《儒商天地》（此前我会办过《儒商学报》、《儒商报》和《儒商》杂志）启动了国际儒商学会网站，注册成立了国际儒商出版社，注册了学会商标，筹办影视公司和顾问公司，拟在十年庆典前出版一套“儒商文库”（《儒商商道》、《儒商学》、《儒商和儒商文学》等８种），决定于今年１１月２８日在暨大召开“国际儒商学会成立十周年庆典暨首届世界华文作家大会”，聘奖百位名家和儒商及其研究者，举办世华文学报告会、国际儒商论坛、经贸洽谈会和书画展、拍制《闪光的足迹—国际儒商学会史略》专题片。为此近日召开筹委会、调整并扩大领导班子，实行“七化”（即国际化、现代化、信息化、儒商化、制度化、实体化、年轻化），以会养会，转亏为盈，人才强会，双才（财）致富，重赏奉献者。
为此，今后十年，重在培养接班人，大办好事实事。本人以３年为期，逐步引退，然后全面交班。我期望在今后１０年实现以下十项：
一、加强理论建设，继续出版系列专著，编印各种选本（儒商论著、儒商作品选、儒商大辞典、儒商名言录、儒商传、儒商史略等等）
二、加强组织建设，重点发展儒商和商儒，培养亚儒商和亚商儒，大力发展会员，其中儒商和商儒应占８０％以上，但应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严防奸商劣商混入。
三、解决会所、经费、人员、设备、建立基金会，以逐步反馈社会和会员。
四、大办实业，以文化、教育、媒体、中介为主，在商不唯商，求利不唯利，重在奉献。
五、大办儒商文教事业，如办儒商大学，讲习班、培训班、文化咨询公司、影视公司等等。
六、开展“儒商写、写儒商”创作活动，举办征文比赛、演唱会、书画展等，培养大批儒商双才文艺家。
七、实行民主选举，实行分工负责的集体领导。优秀者可连选连任，不受年龄即制，以求稳定性和连续性。重视发现新秀，奖掖后进，实行老、中、青三结合。
八、依靠广大会员，团结国际会友，密切联系兄弟友好社团，争取更多合作单位，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携手前进。
九、鼓励并发扬拚搏精神、奉献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奉公守法，倡廉反贪，与一切不法行为斗争到底。
十、制定奖罚分明的制度，扶正压邪，仗义执言，伸张正气，助人为乐，造福社会，有益人类。
如此，可以预见，未来１０年我会必能做大、做强、做富、做出卓越贡献，有口皆碑，被誉为“天下第一学会”。
回顾过去２０年，我深感荣幸与自豪，深深感谢政府、人民、学校、会友和广大会员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展望未来，我充满信心与幸福，坚信后来人，必能超越腾飞，开创新局面，更上新台阶，作出更大的贡献。但必须指出，由于个人创会的局限性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会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在今后前进道路上还会遭受挫折乃至失败，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心理准备，才能面对挑战，抓住机遇，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在胜利面前，更应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居安思危，努力进取，从零开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今后的岁月中，我仍本着一往无前的精神，继续尽心尽力尽才，为本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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