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3日，抗战胜利日。
这一天，是星期一，27摄氏度。身在重庆的黄炎培，特地将这一天报纸上的《日本降书全文》做了剪报。
据其日记，当天他“偕家人观庆祝胜利大游行，参加者四万人”。
“胜利”，无疑是这一天的首要关键词。
同庆
当天的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申报及“中央日报”，无一例外，头条新闻全是日寇签字投降。
在重庆，这天是个“初秋气爽的日子”，有人潮、有热泪、有欢腾的海；“清晨人们就涌出来了”，一张张喜悦的面庞挤满山城，甚至有市民爬上了屋顶；爆竹、舞龙、踩高跷、荡湖船，公共汽车暂时停驶，盟军的吉普车经过时欢呼热烈，还有人高举同盟国领袖的头像；“中央印制厂”印有胜利纪念徽五万枚，派车散发人群，徽上刻着“普天同庆”。
在延安，据解放日报，边府决定放假3天，“各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于三、四、五日放假三天，以资庆祝。并闻将于五日举行群众庆祝大会”。
“国府9月3日令：抗敌兴师，阅时八载，最后胜利，洵非幸致……”据申报，“国府对抗战将士将论功行赏”。这一天，电台也播放着命令：褒恤抗战阵亡将士、褒奖全体官兵、停止征兵免赋一年……
中国与世界同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1945年9月3日的纽约时报发文称，这是二战全面爆发以来，世界各地第一次发表战报。
次日的莫斯科，尽管下着毛毛雨，红场依然一片欢呼庆祝，数百对人在尽情舞蹈。
“夜，苏联大使馆招餐，观电影，偕维往。”黄炎培当时在日记中记下与妻同往的，正是毛泽东这一天在重庆所赴的一场大使宴，多国贵宾云集。大使馆球场上灯火通明，当庆祝胜利的飞机在天空投下两颗照明弹，与探照灯的光形成无数“V”字时，当时苏联的最新纪录片《胜利大检阅》开始放映了。
当天众媒体的又一舆论热点，也是一次“宴请”。报道内容近乎一致。据解放日报，蒋介石先生特于2日晚8时半在其官邸宴请毛主席及周恩来、王若飞两同志，并有孙科、冯玉祥、吴铁城等作陪。席间，蒋介石先生称：“今日为日本投降日，欢迎毛泽东先生倍加高兴。”毛主席对蒋氏盛意，亦表示感谢，并庆祝胜利。
宴席中的蒋，与应蒋之邀来渝谈判的毛，两人满脸笑意举杯的照片，流传至今。
胜利是如此沸腾人心。
讲价
3日上午，重光葵在深思熟虑一夜之后，去了横滨找麦克阿瑟，讨价还价。
前一天早晨，这位走路一瘸一拐的时任日本外相，刚与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碰过面——就在历史性的签降仪式上。
据重光葵所著《日本侵华内幕》，重光葵本不想作为日本政府全权代表去签降，他提议由首相及副首相代表签字，但未能实现。签字投降前，日本天皇裕仁召见了他，“循循地嘱咐这次使命的重大”。
10年前的9月3日，本报记者辗转找到亲历签降仪式的3位中国记者中当年唯一健在的、原《大公报》记者黎秀石（于2007年辞世）。当时黎老回忆：1945年9月2日上午，当日本代表团11人在外相重光葵与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率领下登舰时，“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走路一瘸一拐却仍试图保持腰板挺直的重光葵身上”。
重光葵的腿，是1932年时在上海被炸的：时任驻华公使的他，在虹口公园出席日军为“一·二八”事变举行的祝捷仪式，被朝鲜爱国志士尹奉吉投以炸弹，左腿炸断，从此装上假肢。
1945年9月3日这一天，重光葵是专程去说服麦克阿瑟，“要求打消颁布军事管制的原意”。
“9月2日晚上，外务省驻横滨的玲木九万公使从麦克阿瑟司令部收到了已贴遍日本全国的对日实行军事管制的抄件。接到这个抄件时东京刚好开完议会，对日本实行军管震骇了日本上下。”重光葵认为，日本的投降与德国投降不同，承认日本政府的存在、通过日本政府实行占领才是“最贤明的政策”。
麦克阿瑟被说服了。
据1945年9月4日新华日报，3日美军第一骑兵师1.3万人已到日本横滨，尚未入东京，“日军仍打算拖延盟军占领本土的时间”。
想想看，就连自认“充分地承认投降这一事实”、祈祷“投降是日本将来复兴的唯一道路”的重光葵，都还会主动去讨价还价，更难怪，日本朝野数十年来一直坚称，日本是区别于德国的“有条件投降”。
而日本的投降，果真有别于德国吗？
胜利日这一天的纽约时报，给了一个清晰的态度：“假如世界将来的和平必须保持，日本的军国主义必须即刻受到惩处。”
要捍卫胜利成果，要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一切的前提都是：决不允许军国主义卷土重来，决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胜利日4天之后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日本的阴谋还没有死》：“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从甲午战争到‘九一八’、‘八一三’的血海深仇，美国人也不该忘记珍珠港的那悲惨的教训。千万美国青年成了塞班、硫磺和琉球岛的泥土，他们的生命和血汗是不该在胜利后被忘却的。日本的土地被占领了，但日本法西斯还没有死灭……”
水灾
据1945年9月4日新华日报的报道，3日“下午三时以后，毛泽东同志往访于院长、戴院长、白崇禧将军、吴稚晖先生等……”。
会客访友，妙语解颐，一扫长期被妖魔化的形象——如此风采的毛泽东，想必是邀其来渝谈判的蒋介石始料不及的。
就在3日下午，毛泽东通过周恩来、王若飞向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提出十一条谈判要点，请其转呈蒋介石。
中国共产党要促成和平建国的多番积极努力，能否如愿？
细察两份隶属于不同党派的报纸，对同一件与百姓息息相关事情的报道，即见端倪。
胜利日这一天的新华日报，有篇大幅报道题为《重庆大水灾 两河沿岸损失极重 本报浸水继续工作》，称:“中国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度，据老重庆说：这样的大水，一生不易遇到几次。”
而同一天及次日的“中央日报”，都充斥着“胜利”——杜鲁门宣布胜利日……难以找到关于大水的新闻，只在次日报道重庆庆祝活动时，隐隐地提了一笔——
3日晚8时30分，重庆校场口广场的露天音乐会没有准时开场。指挥家上台致歉，说乐团的主要成员被洪水阻隔，赶不过来，只得临时指挥台上台下高歌。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央日报”这篇报道中，众人高唱的，有《义勇军进行曲》——
这首曾经被国民党政府禁止传唱、却依然传遍大江南北的中国抗战最强音。
国际知名记者爱泼斯坦在抗战初期写成的《人民之战》一书里，形容了这首抗日歌曲的流行度：“从前线到大城市，从城市到最遥远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首歌，都会唱。”
对抗
那年3日，“美国和苏联的棋手，正在用无线电话进行一次国际的棋赛，两队的队员是在莫斯科和纽约”。
据1945年9月5日新华日报报道，美国人对此次国际象棋赛兴趣浓厚，“美国报纸把关于棋赛的进展，刊在头版新闻里”。
那个时候，冷战尚未开始。参赛的前苏联棋手斯梅斯洛夫，在20岁时就已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国际特级大师。他将非凡的棋艺生涯归功于勤奋、天分以及美国一位赞助国际象棋的银行家。正是这位银行家的慷慨，使得这场对抗赛成为现实。
就在同一天，美国官方宣布，艾森豪威尔“荣获自由奖”；在德秘密研究德国预算数据的美方财务组宣称，“希特勒年俸264万美元”，而希特勒曾一再表示，他是各国元首中唯一私人未有银行存款者。
就在同一天，刚刚落选而变成英国“前首相”的丘吉尔在意大利米兰参观了墨索里尼的坟墓等地，还将在湖畔打高尔夫球、绘画、歇息。尽管已是“前首相”，他所到之处，“经市民发现并对之欢呼”。
一切，都是胜利后的光明模样。
然而，胜利日之后4天，当时的美、苏、英、法在柏林联合举行阅兵式。这场阅兵，顿时让盟军之间的蜜月期开始变得苦涩。
冷战的阴云渐渐升腾。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这个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旧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不复存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这是历史的宏亮声音。
历史还留下了这样一个细节：
1949年3月，毛泽东像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像的后面是四个手写的字：“民主统一”。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
以胜利日为转折点，中华民族开始摆脱衰败，走向振兴。（本文感谢叶孝慎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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