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生育政策有望再度调整，年内出台全面放开二孩的传言，前些天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重申了着手评估和推进新政，否认了年内实施的说法。
在相当长时间内，计划生育是国策，是一个不容碰触的敏感话题，一个绝对“政治正确”的话题，学者依附既定政策，曲学阿世，顶多在不触及根本原因的基础上，拐弯抹角地表达一些不同看法，不敢直言批评;媒体有意回避，惮于言说;民间的怨言、愤怒或批评言行，都只能在沉默处消化。
这两年要强一些，体制内外公开反对计划生育的人多了，要求放开生育政策的文章多了，甚至在传统媒体上也能公开发言，但是，从一些学者呼吁放开计生政策而受到并不好的对待看，计生政策仍然是一个没有完全脱敏的话题，还没有形成公共讨论。照理说，生育涉及千家万户，涉及人的基本权利，在政策制订或是修改时，应该征求社会意见，可是从目前的政策研究到出台，都封闭有余而开放不足。
正是将计划生育敏感化，让人无从讨论和批评，导致这一政策虽然背后长期受到诟病与批评，仍然能长期执行无阻，以至于让中国无可救药地掉进了“超低生育率陷阱”。据人口学者易富贤先生研究，在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双重作用下，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完成了人口转变，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子数)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发现已经降低到极其危险的1.22，年度人口抽样调查以及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也证实了生育率只有1.3左右。而国际上通常认为生育率2.1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中国已掉进超低生育率陷阱。这可以从近年中小学学生锐减，学校大量关闭得到佐证。2009年高考生源也开始减少了，根据人口普查资料，2019年大学年龄(19～22岁)人口将只是2009年的53%，这意味着大量高校将因为生源短缺而面临破产。
如果计划生育政策不敏感化，较早地脱敏，较早地进入公共讨论空间，其得失就会得到较早地分析，错误会得到较早的纠正，就不会跑过了，跑到陷阱里去。等到政府发现问题的严重，开始调整政策，才发现，已经有点晚了。比如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当年12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单独二孩政策依法启动实施。
但是很快发现，符合条件的夫妻对生第二个孩子的反应，未如预期中的热烈，申请再生育的比例仅在13%左右，比预期的要少很多。生育意愿的大幅降低，很多人都不愿意多生，可能是决策层未曾预料到的，却是真实而残酷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群体的艰难抉择，是在生与养之间的利弊权衡，是一家的苦恼，是一个国的困局，是一个滞后的政策调整的无奈。
计划生育问题之所以长期成为一个绝对“政治正确”的话题被敏感化，是基于对人口的错误认识，认为国家资源有限，人口多了是负担，难以承受，所以要从量上去控制。其实，人口是资源，不是负担，视人口多为洪水猛兽，这是因为社会不能让人创造出足以养活自己，甚至奉献给社会多余的财富，不能怪人口本身。只要让一个人发挥足够的创造力，说一个人连自己都养不活，岂不是侮辱人类的智商?
改革开放这三十多为什么有如此快速的发展?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就是因为制度解放了人，解放了生产力，让人口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而且是最重要的要素，在资源配资中起了重要作用，形成了“劳动力优势”和“人口红利”，让中国在短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倘若没有庞大的人口，中国断然不会有如此大的发展成就。
然而，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让中国的“人口红利”享受殆尽，年轻劳动力不断减少，每年出生人口从1990年的2600万下降到2000年之后的1300万左右。与此同时，中国社会老年化加速，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有1.6亿，其中只有城市的4000多万享受社会养老，但养老金缺口很大，年轻人少而老年人多，养老将成为今后政府长期面临的一大难题。也正是因为劳动力减少，而经济转型尚未完成，这是中国经济这些年明显减速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原载凯迪网猫眼看人“大家谈”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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