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传统社会士人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学而优则仕”的正面实践。为此，多少寒窗苦读的读书人纷纷投身其中，有范进中举那般的癫狂，也有名落孙山的苦闷愁怨，搬演着一幕幕的人生活剧。
01来自《红楼梦》的批判：科举助人扬名立万 最后感悟官场虚妄
科举制度是中国隋朝开始实行的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为维持中国的“文治传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魏晋南北朝以前，主要通过荐举贵族子弟的方式选拔官员，隋文帝开始用笔试的方式来选拔地方人才，以此加强地方官制和中央集权。唐代以后众多的士人通过科举考试踏上立身扬名的道路，在此过程中发生了很多逸话，唐传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宋代以后科举制度的地位更加巩固，确立了乡试、会试、殿试的基本模式，唐传奇以来有众多的中国小说描述通过科举考试立身扬名的过程，
《红楼梦》是18世纪中国的代表小说，通过主人公贾宝玉展现对向往荣华富贵的立身扬名方式的批判，与历代小说相比这是比较独特的地方——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中展现主人公立身扬名的过程往往比较顺利，《红楼梦》则批判和否定了通过科举考试而立身扬名的过程，突出表现了主人公要求摆脱儒教社会的压迫，追求自我实现的人生观。贾宝玉作为《红楼梦》的主人公，反对科举制度，被刻画成批判儒家立身扬名道路的代表。。
贾宝玉一开始就对功名利禄不屑一顾。这与他自己已经享受荣华富贵当然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他天生就不热衷于此。他极度蔑视那些一心追求功名利禄的贾雨村一流。贾宝玉认为他们是“禄蠹”，也就是领着国家的俸禄一心扎进仕途的虫子。因此他也没有了努力准备科举考试的理由。虽然日后贾宝玉也被迫参加科举考试，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但他却在科举考试后直接遁入了空门。
《红楼梦》中对追求立身扬名写的最露骨的人物就是贾雨村。在小说第一回贾雨村和甄士隐同时登场，但是甄士隐很快就悟到人生无常，最后在道士的指引下出家，相反贾雨村费尽心机踏上立身扬名的道路。他为求官职不择手段，对上也是阿谀奉承。结果贾雨村因贪污而被革职，递籍为民时才领悟到官场的虚妄世界。
中国的小说作者大部分都是中层士人，是科举落第或不能应试的士人。明末以后，中国的小说作者们开始以自由的思想来描写人生和社会，甚至对男女爱情也以自由的手笔进行描写，以至当时自由恋爱盛行。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的男女大部分自由恋爱，私订终身。甚至中国的白话小说在通俗的日常生活描写方面更加露骨，对性的描写比较多。众多小说中主人公先是立身扬名最后感悟“人生如梦”，恐怕也是一定程度上作者的写照。
02 蒲松龄坎坷功名路：科举战场上连战连败痴心不改
著有《聊斋志异》的蒲松龄，一生的坎坷不平与愁苦、贫穷，几乎都源于他不愿抛弃科举功名却又始终无法得到。根据记载他至少参加过五到十次乡试，而连战连败的科举苦行直到他七十二岁时才算告终。
科举失败的痛苦现实让蒲松龄深深思考自己的人生际遇和目标。表面上，他是一位恂恂长者，也是著名的文学家，但心里却一直燃烧着对世俗功名的欲望，而且无法实现的目标和不尽如人意的现实总是让他懊恼，并带给他极大的心理矛盾，为了排解这些烦恼，有时他故意做狂人之态，也批评科举的各种负面影响。其实，他也清楚地知道科举带给他的只是无数的烦恼和痛苦，但仍然以顽强而固执的个性坚持下去。尽管这种性格给了他极大的精神力量，可同时也埋下了他不幸的祸根。
蒲松龄从小“天性慧，经史皆过目能了”， 甚得家人期望。顺治十五年（1658），十九岁的蒲松龄在科举考试中初露头角，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第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当时主持道试的山东学道是以“南施北宋”而闻名天下的施闰章。道试时，蒲松龄只用寥寥数笔，便使时人追逐名利富贵的丑态尽现文中。施闰章对此文极为赞赏。蒲松龄对施闰章的赏识特别感激，铭感于心。此后，蒲松龄再也没有遇到像施闰章这么高明的知音，即使“日夜攻苦，冀博一第”，但在科举征程中仍然是屡战屡败。由此，也有论者断定施闰章才是蒲松龄人生的最大祸根 ，因为蒲松龄对制艺的情趣和作法习惯是由施闰章的夸大赞扬而造成的。施闰章的评语确是文学品位最高的第一流文士之言，但与当时一般考官的倾向却不甚融洽。这便成为蒲松龄的制艺不能受到其他考官认可的主要原因。
蒲松龄的仕途总是无法伸展的最大原因就是他无法通过乡试之关。究其一生，虽然他应考乡试的具体次数到目前还难以确知，但是从他连远在千里之外也要赶回原籍应考的热诚来看，除非是客观情况（如丁丧等）不允许之外，他都从未自动放弃过科考。康熙五十年（1711）冬十月，七十二岁高龄的蒲松龄冒着严寒，一仆一骑，赴青州应岁贡考试。按照当时的规定，凡屡试不第的贡生，都可按年资轮次到京，由吏部选任杂职小官，就叫作“出贡”。
由此，或许可以说，蒲松龄终于如愿得以步入官宦之门径。但至此他的心境仍然是非常复杂的，他在《蒙朋赐贺》一诗中写道：“落拓名场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亦羞。”尽管如此，聊胜于无，因为这毕竟对他一生的奋斗有所安慰和补偿，也是对自身才学的最后一次官方认可。
综观蒲松龄风波不断、波澜多起的五十余年科举生涯，其孜孜不倦，冀得一第而耗用几十年间的岁月，“抱苦业，对寒灯，望北阙，志南冥” ，执着之志不可谓不坚；刻苦攻读不可谓不勤。但是，最终还是脱不了“世人原不解怜才” 的悲愤与一事无成的悔恨。从某种角度应该可以说他是科举制度的附属品或牺牲物。其实，他本人也早知自己的厄运，但他却始终不肯抛弃对科举的迷恋。
03 借小说反思科举制度之弊 何等儿女成英雄？
文康本人虽非由科举出身，但多年来宦海沉浮却也让他清醒地认识到了科举之弊。《儿女英雄传》中对于科举有这么一段评论，“从古至今，也不知牢笼了多少英雄，埋没了多少才学，所以这些人宁可考到老，不得这个‘中’字。” 足见作者本人对科举的弊端也有着理性的认识。《儿女英雄传》对于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随意、科举制度下人物的精神状态、科举制度中所产生的官场的腐败等方面都有所反思。
作者首先直指其弊的即是官场腐败。书中安学海的为官经历，虽言官场，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科举之弊。一方面，由科举选拔出的大多数官员虽精通八股之道获得了功名，然而其所作所为却完全违背儒家道德，只知一味钻营拍马，营私舞弊。另一方面，由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即使才学兼备，但却难有大作为，真贤名儒难免落得惨淡收场。
其次，文康对于科举选拔人才中存在的随意与草率也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一点可以从安骥的乡试经历中窥知。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考官娄养正并非一位贪赃枉法的考官，而是一位标榜清廉的“清官”。这无疑更能说明问题，当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主导权完全掌握在个人手中时，个人的喜好无疑会对人才的选择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完全与考官的个人品质无关。
再次，小说对于八股文之弊也有所反思。尽管安氏父子都得以高中，但他们对于八股的实际价值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八股之于二者都只不过是换取功名的手段，安骥将八股视为“把举人进士骗到手” 的工具。而安学海则直言制艺“是个骗功名的学业”。反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一味沉迷八股以致连苏轼为何人都不知，两者之间的对比不言而喻。
在这种随意草率的科举制度下，固然有像安学海、安骥这样才学兼备、风度翩翩的儒生，却也不乏迂腐且不得志的老儒。譬如书中安骥的老师程师爷，他是一个“出了贡的候选教官” ，年纪一把却“选补无期” 。在作者的笔下，他的褴褛的衣衫、糟糕的卫生习惯都成为喜剧元素。作者还描绘了一群在考场中癫狂的人物，他们或是随意涂抹考卷，或是在考场中大闹，这都显示了科举对人的摧残。。
在理性地意识到科举制度的缺陷的同时，文康又敏锐地察觉到科举可以满足世俗对于富贵、平和的家庭生活的渴望。他并不关心如何去改变这个制度这种抽象的问题，也不消极地选择逃避，反而是积极地让主人公投身其中，以获得幸福。这正切合了中国人的“实用理性”精神。
安氏父子在面对科举时没有表现出如虞育德那样的冲淡超然。他们理性地看待科举制度合理性对他们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利益，并且热情地投入其中，虽然他们也在科举中获得了个人人格的完善，但他们显然更看重科举所能为家族与个人带来的实际利益，并享受这些实际利益所带来的富足的世俗生活。
04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明清两代科举严防死守难挡舞弊
明清两代，科举制度的地位日益显著，整个社会由此成为“科举社会”。与此相对应，较之前代，科举制度本身也更为严格和细密，这尤其体现在对于科举舞弊的限制上，有时甚至达到了严苛的地步。明清的科举考试实行一整套极为严密的防范舞弊措施，例如考官在阅卷之前，考卷要经历弥封、誊录、对读等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对每个有可能出问题的环节，都从制度上尽力加以防范。但即便如此，明清两代的科举舞弊案件仍是屡见不鲜，而没有被指摘出来的舞弊事件应该更多。
这些不仅体现在明清两代人的各种记述中，也显现在明清之际的士人抒发在文学作品中的各种牢骚和怨气里。特别是通俗小说，对于这两种情形都有着更为详尽而细致的承载，以至于留在读者印象中的明清科举，更多的时候不是一种严整有序的制度，而是显现出弊窦丛生、乱象纷呈的状态，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人对于明清科举制度的认识和评价。
归纳起来，这些难以悉举的舞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士人依赖自己的力量，或是彼此间的协助便可完成的，例如怀挟；第二类是要买通与考试相关的工作人员，如衙役、吏员等才能加以实施的，诸如买号或是割卷；而第三类则是要求助于更高层的考务人员，即考官，在他们的帮助下完成舞弊，最典型的便是关节。这三类舞弊实行的方式不一样，需要达成的条件不同，在难度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相对说来，最简便易行的是第一类，可第一类也往往最容易暴露。“喝打三十”“枷号示众”就是自然的下场。和第二类舞弊难度更大，却似乎更为稳妥，较之于当场败露的虞彦先、宗坦等人，丁协公和鲜于佶都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科名的荣耀，但其中又有所分别：丁协公舞弊之事始终未被指摘出来，最后还中了进士。而鲜于佶的“割卷”最终被发觉，鲜于佶也落得了“着法司提去，严行究疑” 的下场。
操作的难度层次更高，同时保险系数也更大的则是第三类舞弊。要想完成第三类舞弊，需与考官有不错的交情，同时还需要有过人的领悟力，能够从考官的只言片语中敏锐地察觉到关节的所在，否则，便是亲如考官女婿者，也不能中选。而这类舞弊由于有考官的亲身参与，不仅得到关节的人更有“十拿九稳”的把握获取科名，舞弊事发的可能性也极低，便如《制义丛话》所载的那般，尽管有蜚语举发，但难以找到实据，也只能不了了之。
三类舞弊在明清的通俗小说中，形成了一道层次清晰、状貌丰富的特殊景观，足以丰富我们对于科举舞弊的认知。在这些舞弊中，虽然最令人不屑，也最容易暴露，但第一类舞弊简单易行，无需花费过多的代价或是达到难以企及的要求。相形之下，另两种舞弊的难度就大得多了——财和势是实施后两类舞弊的关键。
实际上，科举制度本身就有向财势倾斜的意味，出身富贵的考生原本就比贫寒子弟更有金榜题名的可能，而从舞弊中则可以看到：即便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有财势背景者也更有优势，这便使得无钱无势的科举中人在整个或明或暗的竞争中都处于劣势。问题也就在这里，小说中所写的那些深陷科举泥淖的士人大都与财、势绝缘，这既是他们奋发的动力，也是影响他们上升的最大阻碍。因此，即便他们要通过舞弊的方式获得科名，财势仍是他们无法逾越的难关，在这样的情形下，或许选择使用第一类舞弊是更为实际的选择——尽管这一类舞弊往往充满了令人不屑的粗笨意味，至少这是靠一己之力便可以完成的。
舞弊并不是科举考试中永远的反角。这与小说作者的最终目的不是反抗舞弊，而是获得科名有关，更和通俗小说在科举方面所体现出的“个体化”特质密切相连。与现实科举往往成为国家意义的某种象征物不同，小说中的“科举”却固守在对于个体情绪的体认上，在科举舞弊方面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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