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日之间发生过两次战争，前一次败得惨烈，后一次胜得艰难。
甲午一役，自管带以上，壮烈殉国者多达7人，数千北洋官兵血染海疆，落日残阳中的英魂陨落，更是为帝国大厦坍塌前夜平添了一抹悲壮色彩！
而我们长期以来似乎有一种印象，甲午之败，我们是以“大”输“小”、以“强”输“弱”，并非我们船不坚、炮不利，而是因为指挥者怯战软弱、水师素质低下、管理腐化、部分将领贪生怕死。
这种印象，未必全无道理，却过于简单。或许，只有当我们翻开历史细节的另一面，才不至于让数千甲午英魂以及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在这场战争中做出的“伟大牺牲”蒙尘。
打仗打的是真金白银，那我们就说说钱的事儿。甲午开战前，户部一开始仅仅只打算拿出18万两银子以充军费。而整个战争中，清政府从政府到民间筹集到的军费也不超过3000万两银子，反观日本，战争期间耗费约8000万两银子，但其军费预算高达2.5亿日元，折银1.6亿两左右。特别是在战争爆发时，中日同期筹集军费的比例约为1∶10。我们的战争动员能力为什么这么差？盛宣怀的解释是：“日本有西法银行，故兵饷万万，皆借本国民债，无俟外求。中国地大民富而无银行，以官力借民债，虽数百万亦吃力。”
很多人说当时北洋水师总吨位如何多于日本，但就像GDP不等同于经济实力一样，吨位也不代表战斗力。最致命的是，当时的中国尚没有现代海权观，北洋水师只被当成是沿海近岸防御的屏障，所以购入的大多是重吨位、主炮口径较大、舷侧副炮较少的军舰。而日本则把争夺制海权作为向外扩张的通道，舰队一 开始就是为侵略而建，大多数军舰主炮较小，而舷侧副炮较多，且多是速射炮，有利于短兵相接的海上作战。况且，自北洋水师建军以来，甲午前夕，舰队已经4年没有增添舰只，早已不是当年亚洲第一舰队的实力。
至于战备，我想引用《科技日报》总编辑、学者张飙披露过的甲午海战中一个令人心酸的历史细节。1894年9月17日，中日甲午海战中最关键的一场战役—黄海海战（亦称“大东沟海战”）前，日舰发现北洋舰队的时间是10点半，而北洋舰队发现日舰队的时间是11点。为什么会有半小时的时差呢，问题出在了煤上。
北洋舰队的煤由唐山开平煤矿无偿向北洋舰队供应，按规定，都是上好的优质无烟“五槽煤”，这种煤可以提高航速，烟雾较少，海风一吹即散，不易被敌人发现。可是，自甲午海战开始，北洋舰队收到的便不是“五槽煤”，而是散碎劣质的“八槽煤”。“八槽煤”燃烧力差，动力和航速都受到很大影响，对机器磨损也很严重，散出来的烟雾浓密，极易被对手发现。为此，丁汝昌曾经致信开平煤矿负责人张翼，指责“煤屑散碎，烟重灰多，难壮气力，兼碍锅炉”，并将此事通报给了李鸿章。张翼则耍起无赖：只有这种煤，爱用不用！
张翼何许人也？他是醇亲王府的总管。正因为背靠大树，才敢将“五槽煤”在市场高价出售，用劣质的“八槽煤”对付北洋舰队，从中牟取暴利。有史料证明，醇亲王有分红，朝中权贵也有不少人参与分肥。无可奈何，北洋舰队烧着连普通人家生火都嫌的这种劣质煤，踏上了甲午海战决战的战场。一支寄托着整个王朝希望、承载着保护万里海疆的舰队用着最差的燃料，去迎战装备精良的、用着最优质无烟煤的强敌。
别小看这半小时。发现北洋舰队的滚滚浓烟之后，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伊东佑亨命令各舰迅速做好战斗准备，同时下达了用餐的指令。劣质煤让日本人更早地发现了北洋舰队，也为他们赢得了吃饭的时间。也就是说，北洋舰队因为晚发现对手，士兵只能饿着肚子打完这场关乎国运转折的重要一仗。
甲午战争不只是外战，更与内政紧密相连。决策层中的主战派“清流”官员，开战前充满了对日本的轻视，认为“日本不过蕞尔跳梁小国，无足轻重，以堂堂中国奋练海军经今十余载，岂不足一战也。”作为北洋海军的真正统帅，办过多年洋务的李鸿章显然比当时高唱“主战”的“清流派”了解中国，也更了解对手。
但就在日本发动全国军力与清朝一决雌雄时，清廷朝野上下很多人却都在看李鸿章和他这支苦心经营多年的新式海军的笑话。为了攻击李鸿章，连李鸿章之子李经方让儿子当了日本“驸马”这种超出一般人想象力的“故事”都能堂而皇之写进奏折登堂入室。未战之先，自己阵营的人先给北洋最高统帅扣上一顶“日本间谍”的帽子。在开战的第一个月内，作为北洋水师前线总指挥的丁汝昌就受到了至少12次的弹劾和严饬。
据翁同龢门生王伯恭（后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在其《蜷庐随笔》中记载了甲午未开战前翁同龢的真实想法：
余自天津旋京，往见常熟（翁同龢），力谏主战之非……常熟言：“合肥（李鸿章）治军数十年，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余谓：“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战百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常熟言：“吾正欲试其良楛（楛：kǔ，粗劣），以为整顿地也。”
翁同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李鸿章花了朝廷这么多钱，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如果打不赢，那好，我还正找机会收拾你呢！
其实，甲午海战之前，以一军之力、一隅之地对抗一个近代化全民支持的帝国，“确知己不如彼”的不只是王伯恭，那些亲历战场一线、见识过近代海战真实情况的将领们更心知肚明。
甲午海战中牺牲的“经远”舰驾驶二副陈京莹，在战前“绝笔”《禀父书》中说，“海战只操三成之权，盖日本战舰较多，中国只有北洋数舰可供海战，而南洋及各省差船，不特无操练，且船如玻璃也。况近年泰西（即西方）军械，日异月新，愈出愈奇，灵捷猛烈，巧夺天工，不能一试。北洋员弁人等，明知时势，且想‘马江’（1884年，马江海战，中法战争中的一场战役）前车，均战战兢兢，然素受爵禄，莫能退避，惟备死而已。”
黄海海战败后，丁汝昌曾向李鸿章报告说：“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遁逃，牵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
李鸿章则间接诿过于清廷：“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船，兵船果可恃乎？”
清廷则将责难集中在李鸿章身上：“满朝文武，均议李鸿章应负陆海军战败之全责。”竟无一人站出来承担战败的责任！甲午一役，洋务破产。而真正该破产而未破产者，乃是支撑起这个帝国的旧制度和旧观念。
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评论，“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便是一部中国文明转型史，而这个转型运动是有其显明地阶段性的。甲午战争便是一个极重要的阶段—它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用一种最新的具体语言来表达，那便是由‘四化’进入‘五化’。没有制度的现代化，则‘四化’往往是徒劳，这才是甲午战争打败仗最基本的原因。至于多开两炮，少打两炮，朋友，那是小事，不足挂齿也。”
120年前，中日两国各自都走到近代化的十字路口，战争改变了双方以后的历史走向。甲午之败把中华民族推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而日本凭借从中国勒索的巨额赔款，迅速扩张军事实力，一跃跻身世界列强。关于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梁启超曾有过入木三分的评论：“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如果说，在此之前败于英、法，尚可归因于我们没有西方的“奇技淫巧、坚船利炮”，那么，甲午之败才让一直沉醉于“天朝上国”迷梦的国人看清楚自己国家在这个世界的真正位置。
慷慨奔赴战场，有不知死者，他们是伟大的；有知必死而仍赴死者，他们的牺牲则更伟大。
如今我们回头来看甲午之败，在日本联合舰队向北洋水师开炮之前，有多少人其实早已参与了埋葬这支舰队的工作！作为牺牲者，他们的悲剧何尝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他们或许没有扭转时局的能力，但却用个体的牺牲，守护着这个民族最后的尊严！
今天的祭奠，就是要把牺牲的光荣和军人的尊严，还给邓世昌，林永升、黄建勋、林履中……还有众多不知名的北洋将士；而把战败的反思，留给当下的我们!
肖金（来源：新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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