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天》2013年秋季号刊发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庆祥的文化批评论文《80后，怎么办？》，该文从第一手的自我经验出发，书写在大时代氛围中个体的生存之艰和精神困境，由此追问“80后”一代人与社会历史的复杂纠葛。文章刊出后，引发了文化圈内外的广泛争议。11月27日下午在人大人文楼会议室举办专题讨论会，与会者展开了有意义的交锋。本版刊发人大文学院院长、教授孙郁为此撰写的回应文章，原文八千多字，因版面限制，有所删节。
这些后起的青年正在改写我们的文学地图
《小时代》放映的时候，我和妻子去电影院看过一次。走进影院，只有我们两位老人。很快传来轻微的滑稽之笑，青年人似乎在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在那一刻，我也觉出了尴尬。过去的老话说，只有了解上一代人，才能明白自我。但这话在今天似乎要反过来，以我自己的感觉，如果不了解下一代，也就不可能知晓我们自己。与《小时代》相逢,给了我诸多的刺激。
这是好玩的故事：时尚、华贵、神奇。但快意的漫游后，不再需要思考。较之那些沉重的写实之作，作品的精神含量是轻的。以前我很少关注80后的文学实践。阅读韩寒、郭敬明的作品，还是近来的事。对80后，很难以齐一的概念描之。后来又看到杨庆祥这些批评家的文字，觉得他和韩寒、郭敬明不在一个语境里。同一个时期成长的青年，其差异性显而易见。现在，80后已经是文坛的一个重要存在，我们这些老人有时候不知道，这些后起的青年正在改写我们的文学地图。
时间相差三十年，一切都那么不同，这是我们过去所没有料到的。我自己经历过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灾荒与“文革”，挣扎于七十年代，如果不是八十年代的来临，真的不知生命该是什么样子。这个迟到的年月，使我们这代人的青春才有了一点意思。至今想起那个年月，有着特别的感受。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精神解放的年代。哲学方面有李泽厚的康德思想的延伸，这影响了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审美方面，高尔泰、刘再复都是值得一提的有影响力的人物。小说家则出现了莫言、贾平凹诸人。没有那些思想者与作家的出现，就不会有后来的文学繁荣。在我看来，五四以后，能够给我们思想以刺激的年代，也恰是那个十年。
我常常想，今天的青年，受益于那个时代的精神辐射，他们比前辈更拥有思考的自主性。但事实上他们未必都这样看。2009年，我参加杨庆祥的博士论文答辩，涉及的就是八十年代文学史的话题。他对八十年代的描述，是带着质疑的目光的，看到了我们这代人复杂的、矛盾的一面。而且那些当年被我们视为不可错的存在，也被作为一种问题加以关照。这给我以兴奋，也有一些疑惑。但私下还是不得不证实这样一个事实：一段历史，就这样被新一代人所重新注解了。在80后这里，历史之“重”被刻意“轻”化了
一个事实是，杨庆祥们承受着八十年代以来带来的诸种后遗症。八十年代建立起来和没有生长起来的文化，在新一代那里成了重负。从八十年代开始设计的解放的蓝图,后来却成了远离生命体温的存在，与普通人的生命距离遥远，历史被抽空了。
接下来他要面临的问题是，外在的社会力量无情地裹挟着我们的时候，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与社会情怀？如何进入生活并改变生活？这是八十年代以来就存在的问题。人们正在被一种异己的力量推动着，主体在哪里？民众在哪里？生命的路在哪里？80后的青年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未来？这在他是一种焦虑。他在颠覆旧的神话之后，面临的恰是如何建构自己的任务。
那篇在《今天》上发表的《80后，怎么办？》一文，集中表现了他的忧虑。80后的青年的精神困顿聚焦在这里。杨庆祥意识到自己处于一个假象的时代，外在的叙述与现实是脱节的。他认为80后的主要问题是历史的虚无主义，他们在自己的思想里抽掉了历史。
历史虚无主义指的是，在80后这里，历史之“重”被刻意“轻”化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沉重历史负担的国度而言，每一代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有历史虚无主义的冲动，但是，也许只有在80后的这一代年轻人这里，我们才能看到历史虚无主义居然可以如此矫饰、华丽地上演，如此地没有痛苦感。
这脱节的现象的确是普遍的存在。从许多80后作家的文本里，我们都看到了“轻”化的倾向。杨庆祥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他们绕过了历史与现实的本质一环，精神便变得脆弱了。我自己觉得，就判断力来说，新一代自然有比老一代聪明的地方。这既是环境使然，也是教育的结果。只是因为教育对历史的回避，把问题意识蒸发掉了。前代人把现代化当成使命的时候，却遗憾地遗漏了为何现代化的原因。前一代人苦苦摸索改革，有历史的必然，简单化对待这种必然是有问题的。
杨庆祥羡慕前一代人有自己的主体意识，但他不知道那个主体意识下有多少苦难与之伴随。其实八十年代的作家，并非都与现实接轨。他们也有弱化现实的现象，并且以虚幻的意识缔造自己的文学。这种断裂始之于八十年代末，一代人与现实的断裂就这样延续到今天。我们细想一下，把现实感从文章里抽出，是五十年代就开始了。那时候的文学只叙述了一种色调的存在，呈现的是不真实的历史。到了八十年代，人们要改变这种虚假的书写。但这种努力未能得以持续。80后的青年对历史的拒绝，有双重原因，一是六十年间的惯性使然，一是对旧的历史叙述方式的厌恶。就后者而言，他们的书写与历史的脱节其实是无法表达的表达。我从那些文本里，也看到了一代人对虚幻历史观念的抵抗。
80后在自己的空间建筑了一座属于自己的精神楼阁
在这个意义上说，对八十年代及之前的文学，我们反省得还远远不够。那个时代最珍贵的遗存我们保持得甚少，却把那些不成熟的、拙劣的存在延续下来了。由于我们这代人多数在泯灭历史，逃离苦难，且把逃离沉重作为审美的追求，这造成了新一代人对社会认识的简化。后来的青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当下许多娱乐文学里充满了对物欲与缥缈的爱意的追求，在那里没有过去，没有社会底层的痉挛，只是权贵社会的光彩与布尔乔亚的呢喃。这不是他们的父辈在八十年代奠定的审美路标？八十年代给了人们解放的狂欢，但那狂欢的结果，却造就了没有历史的文化泡沫。杨庆祥说那是浅薄的人道主义，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80后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个人的印象，他们中有亮点的不乏其人。在与历史脱节的时候，可能会在一种切断历史的话语里进入真的文化思考里。比如，木心出现的时候，批评界对此反应冷淡，但欣赏其文字的多是80后青年。王小波的读者，也是80后为多。他们能够接受那种纯粹的文本，至少没有受到六十年间文学理念的暗示。在云南与贵州，许多80后的青年在乡村进行民主的试验。而像郎朗这样的艺术家，其世界视野里的爱意，是覆盖到许多领域的。80后的存在也复杂得很，大概不能以齐一的理念为之。
像郭敬明的作品，在私人语境里是有效的，但在公共话语场域可能存在问题。这是80后作家的价值与短板。《小时代》固然存在自恋的倾向，但温情还是历历在目的。韩寒的作品一度是八十年代青年的象征性符号。他的敏锐和果决，以及潇洒的个性，都给当下的读者以快慰。他和郭敬明都享受着市场带来的荣誉，迎和消费者的心理，与旧一代的伪道学作对，都是他们可爱的地方。这是八十年代文化一种延伸的结果。他们在自己的空间建筑了一座属于自己的精神楼阁。不妨说，个性化的特点，在他们那里是生长出来的。
这些青年显示了八十年代遗产的多面性。所有的问题都在他们那里折射出来。但如果认为他们的问题只是全球化力量使然，大概是不确的。历史以善良的意志开始，但却不能都收获善良。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均如此。所以，当杨庆祥追问80后怎么办的时候，我觉得，还不能回避的是，历史为什么建立在一个渴望现代化的起点的问题上。中国的问题不是改革错了，而是改革得不彻底。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合理生活的建立，要有代价。但不能因为有代价，就放弃了我们的追求。问题是怎么避免更多的代价。这一点，批评家的敏锐性与包容性都不可或缺。
80后应该怎么办，不仅仅是他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一代乃至全社会的问题，或者说是我们的文化逻辑起点的问题。在这个追问里，既要警惕全球化时代的负面值，又要提防革命时代的负面值，八十年代后出现的脆弱的个人主义精神链条，是要保护的。80后许多青年已拥有了这样的传统。只是这个传统面临歧路的危险。在个人消失的时候，抵抗流行色显得异常重要，但在个人主义成了浅薄的利己与自恋的时候，关注“他人的自我”也应成为一个重要的提示。我们今天谈80后的问题，不能不上溯历史。只有在这个框架下，才能看清青年人何以如此的原因。80后的问题不是一代人的问题，而是几代人的问题。这时，也只有这时，我们才会发现，解放的路，还十分遥远，我们没有历史的历史，已经很久了。
About the Auth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