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鲜花与大炮同时盛开，开始和结束同时萌生。伟大的艾略特说过，在我的结束就是我的开始，在我的开始就是我的结束。而印度诗人泰戈尔说，你把我倒空 ，然后又把我充满。这是一个先发与后发的时代，有人走在自由的国度，有人还在苦苦追寻，更有人活在猪圈里，世界如此多元，信心纷至沓来，没有人知道自己在哪里。
站在2013年的末梢，我看见人类的经济生活正在发生又一次伟大的动荡。比如美国人终于开始缩减量化宽松政策，世界生产的核心地带正在漂移，宛如人们在教科书里读到的大陆漂移一样。那些伟大的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似乎再一次掌握了主动权，而那些蹒跚学步的新兴经济体，似乎又一次陷入历史和未来的彷徨之中。在印度，种姓制度正在和自由市场对垒；在阿拉伯，在沙漠和绿洲之间，蒙住黑色的女人脸庞和身体的头巾，似乎要再一次与人的自由权利抗争；而土耳其或者印度尼西亚，这些夹缝里的国家，这么多年似乎一半在市场之中，一半在传统的窠臼之中，自由意味着风险，传统意味着倒退，他们好像已经彻底掉入进退失据的陷阱里。在中国，既得利益成为最大的旗帜，开放的力量和保守的力量，统统被利益收买，更多的人们愿意享受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益处，却不愿意沉思发展背后的动力，或者是发展背后的陷阱。这个世界看上去实在是太热闹了，在各种缤纷的发展命题中，意识形态或者宗教，似乎再一次成为战场。而偶像崇拜再一次成为我们的话题，中国人去到会堂里对着一具已经干瘪的尸体弯腰致敬，日本人跑到靖国神社祭奠杀手。这个世界似乎又一次陷入某种巨大的短视之中，正如伟大的但丁所说，我因为迷失了真理，在人生的中途，睡意深深。所有的人都在追问，我们究竟能够走到哪里去？
看不见未来吗，亲爱的朋友，那么我请你看看历史。
在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双向叙事的维度上，上个世纪80年代乃是中国人走出埃及的伟大时期。一个温暖的画面至今保存在人们的记忆力，1984年的秋天，一个明媚的早晨，一名健康又快乐的中国妇女，她的背影如此动人，这名黄皮肤的中国女人当时正站在一辆擦得光亮的丰田汽车旁边，盘算着如何在开放的市场里卖出更多的鸡蛋。
这才是经济史最优美的图景。多年以后，我依然相信，那个健康的中国女人，正是一名新兴的企业家。这是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尤其是亲身经历过1984年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中国人，直到今天我们都还在怀念那一年，经济和人性像春天的百草一样，争先恐后的萌生。我们对刚刚过去的历史如此熟悉，记得那时我们的父母忙碌得像是一些吃了兴奋剂的运动员，深夜还在农田里耕耘，而大清早则又把农产品搬到市场里换取纸币。现在我知道那是我们的学费，是日后我们这些农村里出生的孩子之所以能在城市里生存的精神砝码。
那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年代！尽管我们鼠目寸光，但渐渐开放的市场让我们看得更远。理性的语言如此描述：1980年代，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力量已经在中国农村起步，是市场拯救了中国农民。事实上正是如此，我们在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生活在市场化的经济学表述之中，只是我们还没有形成概念，就已经行走在宽阔的市场里。
屈指一算，距离那个市场经济的启蒙时代，我们已经走过了30年。这些年，关于中国经济的走向，我们每个人身处其中，每个人都是劳动者，每个人都是先知。这是一个伟大的逻辑，开放的市场让每个新兴市场的起步与发展，都有着不可抗拒的常识性步伐。中国的经济展开，就在这样的常识之中。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过程拥有区别于其他经济体的明显特征，比如相当高的国内储蓄率和投资率，大量外资和海外技术的流入，以及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似乎要在短短30年不到的时间走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200年的历程。但是，对于每一个亲身感受到自由发展的人而言，真正唤醒中国市场经济起步的，并且是效益最为明显的，却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无独有偶，关于发展，我读到过另一本预测中国经济未来的著作《2020年的中国》，他说农民是农业和整个经济改革的基础。粮食价格的快速上涨触发了整个体制的改革，随着允许农民在市场上出售余粮的政策出台，共产党干部丧失了过去许多陈旧的权力。这是一种权力层面的大解放！到1984年，99%的中国农民都开始在这种体制下进行生产，他们生产得更多，也收入得更多，储蓄得更多。而在城市，许多国有企业的经营责任也转移到了新兴的企业管理者手上，国有企业的改革按照农村制度改革的范式起步，成为农村制度改革的尾声。
仔细想想吧，这其实是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总动力，市场经济在总体上释放了中国人的力量，而在毛泽东时代，人的因素受到了巨大的压制。现在的问题是，正是过去混乱的现象，造成了今天中国人对市场进一步发展的恐惧，这正是今日中国经济建设单方面突进，政府力量过于主导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基本原因。
先行者为师!每一个新兴的经济体都必须在先发国家身上找到经验或者教训。 从邓小平理论开始实施，一直到现在，亚洲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保持了高速发展的势头，中国经济正好在这个时期调整到市场体系之上，因此受益匪浅。正如邓小平描绘的那样，上天给了中国人一份发展和赚钱的大礼。当然，这份大礼同样给与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也给了泰国和印度尼西亚。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变化就是一种必然，中国的繁荣不仅仅在经济繁荣本身，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公民权的进步，促进中国人在扩大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时，展开了大面积的多元对外交流，导致中国在1949年之后，第一次真正成为世界贸易体系中举足轻重的部分。
正是看到了发展的节奏，我们同样看到了发现的陷阱。无论是世界整体性的发展，还是中国区域性的态势， 都存在明显的经济速度依赖性。我们担心的是，假如这种速度型依赖一旦衰退，就有可能导致悲剧重演。经济学家罗斯托曾经按照他的市场路径准确预言苏联体制的存活时间不会超过三代，现实正是如此，经过列宁、斯大林和戈尔巴乔夫，苏联解体，罗斯托的预言得以证实。关于这一点，罗斯托有详细的、别具一格的论述，他认为苏联解体，除了苏联经济急剧恶化、阿富汗局势遭到重创、另一个更为醒目的原因，竟然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事业在这个时候走上了举世瞩目的发展道路。这个庞大的邻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再一次加剧了苏联人的历史恐惧感。
我的意思是说，当新兴的经济体高歌猛进，陈旧的经济体制注定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在这个意义上，开放成为了当代中国人的必修课。
或许最值得观察的新兴经济体是韩国。1965年，外国人驱车行走在通往汉城的机场公路上，那时，一排排飘着长长蒸汽烟雾的小工厂遮蔽了天空，这些小工厂正在把从印度尼西亚进口的木材加工成用于出口的新闻用纸。大约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当人们再次来到这里，过去的汉城，这座昔日破败的城市已经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空气清新宜人，到处都是现代化的大企业，人们都受过良好的国际高标准教育，城市里林立着一家家现代化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美丽的大学和饭店，条件良好的医院，完备的民主政治，宽容的国民心态，韩国成了这个世界上令人向往的国家之一。
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来自市场的引导。我的意思是，身处发展中途的中国人，有什么理由不在市场和自由的道路上继续行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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