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焦点访谈》播出《管不住的“神农丹”》,披露了山东省潍坊市农村地区长期存在的违规使用剧毒农药“神农丹”种植生姜现象,引发全社会关注。大家都在讨伐农户,尤其感叹于本来应该“纯朴善良”的农民怎么会道德滑坡如斯,怎么农民反成了道德洼地?我觉得这是一种空想,是一种田园怀旧,甚至怀旧都算不上。
管仲在春秋时期就讲过,“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说明一个人、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准,是与一个人、一个国家的物质水平有紧密联系的,虽然它可能不是绝对的。
这个观点并不只管仲持有,同时代的孔子也是这个主张。孔子将人分成君子和小人,并且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说,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君子都是“义之与比”而后为之;小人主要以利来衡量,其行事时不按义、不按道德上该与不该来决定。如若按孔子的划分,我们的社会精英就是君子,底层农民就是小人,社会对精英要有更高的道德要求,而对农民不必苛求多高的道德标准。
以前我能够明白,孔子为什么对社会精英提出高道德要求,却不能明白,孔子为什么几乎对小人没有什么道德要求。后来我终于明白了:社会底层的民众往往在基本的温饱线上生活,稍有不慎就可能将他们置于风险之中,而他们在经济上也没有太多的抗风险能力,一旦被逼到有生存之虞的境地,衣食不足,哪里还顾得上荣辱之事,求生的本能胜过一切缥缈的道德说教。
因此,孔子容许了小人对于利的追求的正当性,正视了底层处于道德洼地的现实。时至今日,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带着玫瑰色的眼镜去看底层的道德色彩?
其实,我们愿意相信每一个人,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像姜农这样的社会底层,都是有道德的需求的,也会因为生存风险加剧而降低道德水准,只不过,相对于生存风险较小的社会精英而言,底层民众的道德防线可能更加脆弱。
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说,社会精英对底层民众有巨大的道德示范和号召力,社会精英要是道德榜样做得好,必然对底层有激励作用。可是现如今,社会精英道德沦丧的事令人寒心,也传导和影响到了底层民众,这种“上行下效”的恶果正在一天天地显现出来,通俗一点讲,就是“人心坏了”,整个社会都呈现出“人心坏了”的状况,不能不令我们沉痛而沉思。
如果我们真的对底层民众有所道德寄望的话,首先一条就是对底层民众有更多实质性的救助,或者说反哺底层。如果我们仍然对底层是一种巧取豪夺,增加社会不公,让底层民众有太多的负重,那么,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底层民众一定是越过道德底线,给社会“下毒”的那群人。其次是社会精英应重塑道德标杆,起带头模范作用,否则,我们无论如何哀叹、劝说底层要树立起道德之墙,功效都是甚微的。所谓“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那种对底层道德的玫瑰色想象的行为,无疑是种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