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称，2010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即完成了62%的复兴任务；2005年民族复兴指数为0.4644，即完成了46%的复兴任务。 人们都听说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对这“中华民族复兴指数”，恐怕都是闻所未闻。而这精确到62%的任务完成指数，更是让人大开眼界，让人们不禁都在想100%何时到来。不过，不管是这“指数”还是这“百分比”，怎么看起来就这么可疑可笑呢？ “伟大复兴”是怎么来的？ 所谓“中华民族复兴指数”，自然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法有关，但“伟大复兴”这个概念并不是建国以来就有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接触“伟大复兴”这个概念以前，小时候被灌输的观念叫做“振兴中华”，周恩来总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故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很多人被取了“振华”“振中”之类的名字，时刻被提醒着“振兴中华”是他们的使命。 而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后，“伟大复兴”开始取代“振兴中华”。据闻“伟大复兴”的观念体系源自于在高层颇有影响的思想家何新先生。何新的思想体系有着严重的与西方对抗的倾向，“伟大复兴”与“振兴中华”的重要差别在于，“伟大复兴”说明“咱祖上也阔过”，而“振兴中华”则没有这个意思。何新先生非常喜欢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 在2011年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中23次提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这一概念推到无比受重视的高度。不过，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伟大复兴”一般指的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摆脱落后命运的这一进程，至于“复”到历史上什么时候、什么样的“兴”，则语焉不详。例如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论及“伟大复兴”时提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伟大民族。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上，中华民族曾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只是到了清代才由盛转衰。 ” 这样的陈述非常笼统，于是很多人只好自己给“伟大复兴”下定义。有些人想复兴儒家等传统思想，有些人想恢复古代科技的先进地位，有些人想复兴汉唐时的强盛，有些人想“恢复康雍乾时期GDP占世界30%”的经济地位。然而，细究起来这些“复兴”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儒家思想作为道德哲学很好，但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中国古代是有些发明创造，但对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基本没有贡献；汉唐武力确实强盛，但现在中国号称是“绝不称霸”；中国确实在农业文明时代占据过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产值，但这主要得益于人口众多，生产率与别国没有什么本质差别，而且历史上所谓的“盛世”很多时候人民都吃不饱。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历史并不伟大，但既然要实现“伟大复兴”，自然要对历史有清晰准确的认识才行，否则这种毫无标准的“复兴”毫无意义可言。 所以，当人们听说有“中华民族复兴指数”这么个东西时，会对这个指数到底制定了哪些标准、如何与历史对比非常感兴趣。然而，让人跌破眼镜的是，所谓“中华民族复兴指数”，居然是这么一个东西——据制定该指数的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称，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简单地‘回复’到中华民族古代曾经有过的辉煌”，而是“要具有崭新的时代内容”。他认为的标准包括“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基本达到现代化”“科技、教育、医疗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法制更加完备”；“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祖国统一，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贡献”。 显然，不管历史上那个朝代，都没有达到过这些标准，如果说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在世界上的相对水平还沾点边的话，那“民主”、“法治”、“为世界和平做贡献”等等，在中国古代基本没有对应的范畴。 所以，这个与“复兴”没什么关系的所谓“中华民族复兴指数”，相当可疑，把名称换做“中国现代化指数”，也没有任何问题。 可疑的“中华民族复兴指数”研究方法 “中华民族复兴已完成62%”是怎么算出来的 那么，权且就把这个指数当作“中国现代化指数”，行不行呢？可否理解为，“中国现代化”完成了62%呢？据杨宜勇和其同事谭永生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发表的《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测算》一文可知，62%这个数据是把多个指标经过三级加权得出的。例如，先给三级指标像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城市化水平”在世界上的相对水平进行打分，然后加权算出二级指标“社会发展指数”的分数，再与同样的二级指标“经济发展指数”、“科级创新指数”加权，最后算出“中华民族复兴指数”——其实就相当于算出中国的现代化水平大约完成了62%。 看起来有模有样，这个62%是否有很大的意义呢？很可惜，这个数值可以称得上是毫无价值，因为这些所谓的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的选取、权重分配和加权计算的方法称得上是毫无道理，也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例如，考察“军事支出占GDP比重”、“全球500强中国企业营业额”这种数据，随意赋予一个权重，对于“中华民族复兴指数”而言，究竟有何意义？ 难怪有网友戏言，2005年“复兴指数”是46.4%，2010年就达到62.74%，仅仅五年内，复兴指数就提高了16%，这说明“伟大复兴”在05年之前爬得慢如蜗牛，而要不了多少年就能够实现“100%复兴”了。 所以，盖棺定论，这62%完成率的中华民族复兴指数，纯粹只是个吸引人眼球的噪音数字而已。 看一看权威的指数是怎么来的 事实上，对于一国整体发展状况的考察，像GDP、基尼系数等单一数据，才是最有意义的，而不必进行什么胡乱加权。如果真要弄一个综合的指数，那需要非常严谨的统计学处理。这方面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指数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这个指标由一国人均寿命预期、 成年人受教育的程度和总体入学率、人均真实国内生产总值三个互不干扰的独立维度，经过科学演算得来的。HDI指数的计算方法，也经历了许多批评与修正，才成为考察一国发展整体水平的权威指数。…[详细] 对比之下，“中华民族复兴指数”在哪方面看都显得相当可笑。 各种可疑可笑的理论、指数还有很多 第四代人權：和谐权 近年来，像“中华民族复兴指数”这样的可疑东西还不少。一个典型例子是，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教授徐显明2005年参加世界法律大会时提出，“和谐权是超越前三代人權（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的第四种人权”。这一“熠熠生辉”的论断，仿佛使中国人一下子超越了法国大革命，超越了各国近代以来的各种民权运动、民族觉醒，让中国人一下子就享受到第四代人權，而西方人还在第一代人權中挣扎。 这一“和谐权”，不仅可疑，同样可笑。 只发布过一次的“和谐社会指数” 2006年10月15日，在力倡和谐社会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闭幕次日，北京市统计局公布了《2001-2005年北京市和谐社会指数监测报告》。 这一报告鼓捣了北京的“刑事案件立案数”、“底层市民自我认同度”、“交通拥挤报警数”等二十多个数据，加权得出“以2000年为基期，2001—2005年北京市和谐社会总指数分别为100.62、113.29、111.56、115.96和116.25点。‘十五’期间，年均增长3.1% ” 看起来很美妙的数字，可惜以后再也没发布过。在网上搜索“和谐社会指数”，出来的全是这次发布的报告，这岂能不让人对这个指数生疑？ 这样可疑的东西是怎么出来的？ 据报道，这次发布“中华民族复兴指数”的机构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看起来非常高规格。然而在网上找不到这家单位的网站。查看该单位发表过的论文，在今年以前居然绝大多数都是这位所长杨宜勇发表的，每年发表十多篇，研究的领域主要在就业，同时也涉及金融危机、能源消费和维稳问题。很难相信，这样的研究会有什么样价值。 我们也很容易想象，这个与特定时期出现的“和谐权”“和谐社会指数”极其相似的“中华民族复兴指数”，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这与摘抄摘抄美国报纸就得出的“美国人權纪录”是一样的。在这些人的操弄之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很难不成为网友眼中“普通复兴”、“文艺复兴”以外的“第三种复兴”。 人类历史上，口号与理论从来不缺少笑柄——“中华民族复兴已完成62%”，又一个专家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
“伟大复兴”要复兴的是什么？
“中华民族复兴指数”的标准与“复兴”基本没有任何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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