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则颇具轰动效应的新闻流转于各种媒体：著名作家洪峰挂着纸牌子、走上沈阳街头“乞讨”。 据称，起因是沈阳市文化局暂停了他每月2000元工资，他无法让身患癌症的未婚妻接受好的治疗，因而“被迫”出此之策。（10月31日重庆晨报）
颇具“戏剧”效果的是，洪峰今日的“乞讨”之地，与他数年前作为“知名文人”、“明星作家”而高调签售新书的故地仅一箭之遥。两相镜照，不免让人陡生物是境非、造化“弄”人之叹。在一个个性表达和诉求早已司空见惯的时代，观者尽可以“行为艺术”、“另类控诉”来图解和看待这位似乎“斯文扫地”的前著名作家，可是当我们剥去眼球或某些隐秘心理“快感”之后，便会发觉，无论这一幕是出于个体生存情境落差之后的激动宣泄，还是意远旨长的行为言说，在其偏激表现形式的背后，实则埋藏着太多的时代性、体制性暗语。它之所以萌动和爆发得如此突然、剧烈，也许正因为它被困守和按捺得太久、太深了，是到了必须正视和反思的时候了。
稍稍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程的人，恐怕都不会对洪峰被冠以“著名作家”有任何疑议。用圈内话说，他出道早、成名亦早，是八十年代中后期风行一时的先锋文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并且有为数不少、曾获得较高专业评价的重量作品，在那个文学代言生活和理想的激情时代（同时也是当代文学的黄金时期），如此人生和创作履历的“含金量”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这也是洪峰被彼时的文化内体制“看中”和吸纳的主要原因。关于将他作为“特殊人才”引入沈阳文化局，并开出了“不坐班、提供住房”等优厚福利待遇的操作过程，是由当时的沈阳市政府和文化行政部门领导亲自出面并进而达成“双赢”结果的。这一作家光荣“加盟”体制内文化体系的肇因与流程在当时非常普遍，究其深层原因，一是“黄金时期”的文学和它的代言人作家们，有着较高的社会认同度、文化话语权和公共影响力，其必然带来文学与作家社会地位的跃升，甚或是产生类似于今日娱乐界的明星效应，官方背景的文化体制当然不会对此“大势”、“热潮”视而不见；它的另一个隐秘激素则是，促成当红作家、“著名作家”的入围和加盟，将是给地方增光添彩的文化“亮景工程”，说得更直白点，它的驱动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文化政绩心理。
惜乎时移事易，今日的中国业已步入文化多元时代，随着大量新兴文化、娱乐、休闲方式的涌现，作为昔日文化“贵胄”和旗帜的文学日渐边缘化，包括作家文化话语权、公共影响力和社会地位在内的诸多衍生附件皆随之落潮，而在现实层面，它也必然生发某些连锁反应。这其实也是现行文化体制内要素与“洪峰们”在崭新时代的必然碰撞和对话结果。在文化体制改革的现实大背景下，洪峰所在的沈阳文化局剧目创编室“要求其去坐班”等新的岗位工作要求也并非无的放矢。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作为行政事业单位的文化局，其经费开支来源于公共财政，也就是纳税人的贡献，它不可能也没有理由无底线、无止境地为“不坐班”工作人员发放全额工资，甚至，吃着公家饭的“不坐班工作人员”名正言顺地操持着写作“私活（稿酬收入全部归己），这显然是不正常和扭曲、滞后的一种体制内状态。
循此可知，洪峰的街头乞讨，绝不仅是个人生活陷入困境之后的一次“偶然性”另类诉求，它有着体制土壤的偌多现实助燃性和压迫力，更深刻地看，其实则是诞生于计划体制下的若干文化架构生态，在市场化时代的今天必然遭遇的合理性、合法性诘疑。而在这一文化架构的其他单元格里，比如作协、文联等部门同样存在类似现实命题。事实上，以行政化、“政治化”面目呈现的作协式体制，本身便是特殊时代和特定环境的产物，它肇源和效仿于前苏联的“拉普”协会，是依附于行政威权和封闭、极端意识形态的文化“怪胎”。正因其组织形态、架构要素与文学、艺术的客观、本质属性、特质和规律不相吻合甚至是截然悖离，因而长久以来，便被圈内外人士质疑和批评，前几年，甚至出现过地方作协领导因不满这一机构的日益官僚化、庸俗化而以辞职、退会表达自己的愤怒（山西作家李锐、湖南作家余开伟等）。洪峰的街头乞讨，只不过是这一体制内文化“地壳”运动的个体余震而已。
剥去它的另类外壳，我们真正迫切需要关注和反思的，是事件地表之下的体制、时代性碰撞和体制性矛盾纠葛的本原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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