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有文章觉天下》：寻找民国画廊的“原作”

传统士大夫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治国传统，“起它一个号，坐它一乘轿，刻它一部稿，讨它一个小”的四大理想，对当今知识分子影响深远。无法占据现实政治上的一席之地，也会将其“经邦济世”的愿望和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倾注于那“一部稿”中。青年学者羽戈将新著取名《岂有文章觉天下》，显然是正话反说，对目的保持着一种敬畏态度，但“启蒙”色彩洋溢全书。“历史是一面镜子”，士大夫的那“一部稿”总忘不了拿历史来说事儿。只不过，就如《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说：“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历史在士大夫们的“复制”之下，婊子的属性演绎得精彩纷呈，别说“一言可以兴邦”，不误人子弟就阿弥陀佛了。实际上，那“一部稿”究竟算不算得上“文章”，也是值得怀疑的。“文章”不能觉天下，“功业”自然误苍生。
　　民国时期，枭雄辈出，文豪不少，新文化风起云涌，传统国学也云蒸霞蔚，我们熟悉而又陌生，自然就有了如今的“民国热”。民国史与以往历史的不同就是它播下了“民主、共和”的种子，并进行了政治现代化的实践，自然被赋予了“启蒙色彩”。羽戈的《岂有文章觉天下》也不例外，拿民国来说事儿，撕开近代人物的思想和政治脸谱，只不过其目的，是围绕“宪政”这一核心，争取在还原民国政治画廊“原作”的同时来“觉天下”。
　　托克维尔写《旧制度与大革命》，从历史学转向了历史社会学。开篇《戊戌到辛亥：改革与革命的双重变奏》，羽戈从托克维尔说起，用意不言自明。改革的阻力与革命的引力、革命的压力与改革的动力，在与时间赛跑的过程中，随时都可能被转换。戊戌变法被视为改革，却留下了革命的意义；辛亥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为什么是黎元洪？》传统视角的解读已了无新意，但浴血奋战的革命党人，为什么要将善后的开会地点，选在咨议局这个立宪派的大本营呢？羽戈从历史细节中寻找意味深长的遗韵：革命方略的错位，革命党领袖的缺席，革命党与立宪派的合作意向，立宪派的推举，革命党人的顺水推舟……作为最不坏的人选，“素无革命思想”，甚至在起义当天还首刃革命党人的黎元洪，被推到领袖的位置，究竟是阴差阳错、无奈之举，还是共和的真正要义？

该书封面照片为1915年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时的合影

　　一代儒生陈布雷，“虽无大贡献于国，然立身行己，差无愧怍”；然明知百无一用是书生，却误入政治，即使其“志在以一死励大众”，也多被后人否定。陈独秀的自负与自信、不羁与独立、狂放与坦荡，注定了他一生孤独，一生都在背叛，一生都在与时代和自身作战。读鲁迅，可以发掘生命的深度，读胡适，则可以拓开生命的宽度。也许胡适真正的精髓，就在于“不知容忍，就不知自由；不知怀疑，就不知真理；不知宽容，就不知正义”。
　　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总结著名报人喻血轮，最合适的就是那首《诗丐》：“为感浮生亦太劳，可怜无地处英豪。伤心未是中原事，犹向狂流着一篙。此衷苦况向谁说，欲哭还歌泪几行。为问诸公心丧否，狂人犹自笑人狂”。正如羽戈所言：“近代史花果飘零，满目疮痍，读来易动肝火、伤心肠，所以读史当如治史，平常心至关重要，不要有过高的奢盼，否则将得不偿失。我相信，等你读通了近代史，最大的收益，未必是找到了什么真理，而是从此不会受骗了”。
　　岂有文章觉天下？所谓的“启蒙”，都只是相对于信仰而言的，就如羽戈在《谈蒋氏父子》中分析蒋介石的信仰问题。左手儒家，右手基督教，到底以何为本？当人们停止信仰上帝，或者他们什么都不信，或者他们什么都信，或者他们信又不信、不信又信，这和被问“你最认同哪位政治哲学家或思想家”，小布什总统用“耶稣基督”来悍然回答一样。中国人，刚说一句“阿弥陀佛”，也会随时接下一句“上帝保佑”。那么，你需要怎样的“启蒙”呢？文章觉天下，注定是个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