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易（1744—1802）是清乾嘉时期运河官员，却成名于乾嘉学派的金石学家，“官虽不达，亦为名流所重”。他学术、艺术上辉煌成就的取得，不是在家乡杭州，而是在山东的济宁。母亲梁瑛去世于济宁，长女黄润归适济宁李家，他本人也病逝于济宁运河任上。但是，我们济宁人却不太了解他。
有观点认为，黄易与任城金石挚友李东琪（字铁桥）是儿女亲家。数年前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嘉兴钱大昕全集》，但仍将许多重要文章漏选，于是，上海有两位学者柳岳梅和许全胜在《中国典籍与文化》季刊“文献天地”栏里发表了《潜研堂文集》外编，这里收录了钱大昕（1728—1804）为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写的著名序言和给黄易的一封信。信中有“铁桥想无恙？”的话。铁桥是李东琪的表字，上海这两位学者为“铁桥”作的注释是“铁桥即李作霖，济宁人，黄易亲家，笃嗜金石”。他们的注释稍为细致，即他们还说明了出处：“参《秋盦遗稿》及李汝谦跋”。
上海的两位学者不会不知道“铁桥”是李东琪的表字，他们认为这三个名、字是同一人，且是黄易的儿女亲家。这不能证明李作霖就是李东琪。《秋盦遗稿》是黄易死后，其女儿黄润、儿子黄元长为他搜集的遗文。这些遗文直到黄易死后108年即宣统二年（1910年）才由黄易的六世外孙即黄润的五世孙李汝谦石印出版，现影印本收于1466册《续修四库全书》。李汝谦在后记里叙述了他的家世和《秋盦遗稿》从收藏、传承到出版的大略情况。他称李作霖为“先朝议公”，李汝谦没有提到这位朝议公的名字，但从他引述的那两句诗里，我们知道他是指李作霖。李汝谦称黄易是“先高祖母黄太恭人尊甫”，称黄易之婿为“先高祖职方公”，职方为一官职名。在《秋盦遗稿》里收有黄易两首诗，题目是《吊李亲家作霖》。这在黄易作品里是唯一一次提到他的姻亲叫李作霖。这是两首五律：
吊李亲家作霖
别后怜君病，愁肠日几廻。何期鸿影到，却是讣音来。痛极不能语，夜深惟独哀。谁知三月别，渺渺隔泉台。
泲上勾留久，论文廿载深。多君重义气，愧我太清贫。不道朱陈契，翻多管鲍情。归来瞻繐帐，那不泪纵横。
这两首诗写于何时？李作霖去世时黄易为什么不在济宁？作霖只是表字，他的实名是什么？这一连串问题，在获得权威材料前都不可能得到解决。
问题是沪上这两位学者认为李东琪（铁桥）就是李作霖，李东琪（铁桥）就是黄易亲家。
在一套收录1500万词条的百科工具书库里，只查到一个叫李作霖的人，他是当代人，与二百年前的李作霖绝非一人。
李汝谦在前述后记里曾提到李作霖“独好客”，他举出的两位江浙士夫是“钱公梅溪、奚公铁生，皆悬榻待者”。钱梅溪即钱泳（1759—1844），奚铁生即奚冈（1746—1803），这二人绝不能与李东琪（铁桥）结识的一流学者相比，如翁方纲（1733—1818）、钱大昕、阮元（1764—1849）等。如果李作霖即李东琪，为什么李汝谦指称他的朋友时不举翁方纲、钱大昕、阮元而只举出钱泳和奚冈呢？
李东琪与黄易最尊崇、亲近的师友是大学者翁方纲。查遍翁方纲的诗文集，根本看不出来李东琪和李作霖为同一人的表述甚或暗示。第一次提到李东琪时，翁方纲写道：“颇闻李君世好古东琪，郑碑获自君家翁（李东琪之父李鲲）”。从生疏驯至于熟悉，在以后的诗文中就直呼铁桥、黄与李、黄李、李家、石耕斋、李子……在黄易刚去世，翁还未得到讣音时所写的《铁（桥）松（黄易号小松）观碑歌》里，就戏称李东琪为“李老铁”，合称黄李二人为“铁松二老子”了。
在黄易死后（黄易1802年二月去世），翁为以严肃的笔触写的《黄秋盦传》里，无一字涉及李黄是姻亲关系的记述，他只是说：“济宁李东琪者，字铁桥，亦以金石之学世其家，与君最契，适有《铁松观碑图卷》，方纲题甫就，而君讣音至矣，呜呼伤哉！”
同是一类传记文字，潘庭筠为黄易写的《山东兖州府运河同知钱唐黄君墓志铭》里也特别提到李东琪，“而李铁桥东琪，近在任城，过从尤数”。显然，他是把李铁桥放在“知交”一列中，试问，潘庭筠在这篇文章中既然写到黄易长女“适济宁兵部职方司郎中李大峻”，为什么就不写李东琪与李大峻有什么关系呢？况且，潘还写到他自己就是黄易姻亲，“（长子）元长，南河主簿，娶潘氏，即庭筠女也”。那为什么不写李东琪与黄易也有这种姻亲关系呢？难道还有什么避忌吗？显然，黄李只是朋友关系，是我们现代研究者们把他们的关系猜错了。
在钱大昕、阮元和黄易等大量的文字遗存中，都查不到李东琪与黄易是否有姻亲关系的任何信息。李东琪曾积极参与了武氏祠的重建，李汝谦回忆“先朝议公”李作霖时也说“与小松（黄易）先生以同嗜故为最契。凡有所得，皆经商榷，即先生有所措置，如重立武梁祠等，又皆先朝议公助成之”。这与李东琪确实是相似的。
于是，我们就想到翁方纲所撰《重立汉武氏祠石记》的捐款题名里就应当有记录，如果李东琪、李作霖都在其中，那就可以断定这是两个人，如果只有其中一个，则可证明这是一人的两个名字，即李东琪就是李作霖。但在所能查到的翁氏碑文后都未收录这个捐款题名，而在2012年11月的一天，我们在武氏祠看到第一展室东墙边的六方翁碑，第五方大部与第六方全部全是题名碑，这是一面碑，碑阴无字。大部分是我们熟悉的名字，如翁方纲、黄易、李东琪等。一再查找，没有李作霖。这些题名一律是真姓实名，无一题表字或别号者。誊录笔记，对照照片，从82个题名中筛选出家在济宁的六个李姓人士：①李瀚②李琬③李泳④李东琪⑤李锺沛 ⑥李承邺。
李东琪是十八世纪后半期济宁汉魏碑刻的主要探访者，他与黄易合作，使济宁州学汉魏碑刻从五方增加到十方。但我们至今不知道他的生卒年月，只从他在黄易鉴藏汉碑《裴岑纪功碑》拓本的四行题跋中推算出1780年时他40岁上下，比黄易稍长几岁。《西泠印社》总第27辑，影录了黄易与李东琪的一条观款：“嘉庆六年五月六日钱唐黄易再观于济宁河廨，州人李东琪同观”。黄易死于嘉庆七年二月，李东琪此前十个月还活在人世，那就有许多问题无法解释。在济宁市博物馆东院碑亭里有一方李东琪写的“公渡”碑，右上角虽有残缺，而书碑的岁月仍清晰可辨：“岁在癸亥夏四月，州人李东琪题”。嘉庆癸亥应是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这就无可争辩地说明，直至黄易死后一年多，李东琪还活在人世，李作霖在黄易生前已经去世，他们绝非一人。
济宁人王宗敬的一本书的手稿影印本，收在《续修四库全书》1179册中，书名《我暇编》。此书记事中有的写到嘉庆十三年。第一篇就是《黄小松》，其中写到黄易去世的具体时间，还写到他们几位朋友讨论如何处理黄易藏品问题，说“李公亦聋且病”。李公即指李东琪，他在黄易死后还活在人世。在《李铁桥》一节里，王宗敬说李铁桥“重听乏嗣”，这就更清楚了，李本来连儿子都没有，那怎么会与黄易结为儿女亲家呢！
有观点认为，黄易与任城金石挚友李东琪（字铁桥）是儿女亲家。数年前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嘉兴钱大昕全集》，但仍将许多重要文章漏选，于是，上海有两位学者柳岳梅和许全胜在《中国典籍与文化》季刊“文献天地”栏里发表了《潜研堂文集》外编，这里收录了钱大昕（1728—1804）为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写的著名序言和给黄易的一封信。信中有“铁桥想无恙？”的话。铁桥是李东琪的表字，上海这两位学者为“铁桥”作的注释是“铁桥即李作霖，济宁人，黄易亲家，笃嗜金石”。他们的注释稍为细致，即他们还说明了出处：“参《秋盦遗稿》及李汝谦跋”。
上海的两位学者不会不知道“铁桥”是李东琪的表字，他们认为这三个名、字是同一人，且是黄易的儿女亲家。这不能证明李作霖就是李东琪。《秋盦遗稿》是黄易死后，其女儿黄润、儿子黄元长为他搜集的遗文。这些遗文直到黄易死后108年即宣统二年（1910年）才由黄易的六世外孙即黄润的五世孙李汝谦石印出版，现影印本收于1466册《续修四库全书》。李汝谦在后记里叙述了他的家世和《秋盦遗稿》从收藏、传承到出版的大略情况。他称李作霖为“先朝议公”，李汝谦没有提到这位朝议公的名字，但从他引述的那两句诗里，我们知道他是指李作霖。李汝谦称黄易是“先高祖母黄太恭人尊甫”，称黄易之婿为“先高祖职方公”，职方为一官职名。在《秋盦遗稿》里收有黄易两首诗，题目是《吊李亲家作霖》。这在黄易作品里是唯一一次提到他的姻亲叫李作霖。这是两首五律：
吊李亲家作霖
别后怜君病，愁肠日几廻。何期鸿影到，却是讣音来。痛极不能语，夜深惟独哀。谁知三月别，渺渺隔泉台。
泲上勾留久，论文廿载深。多君重义气，愧我太清贫。不道朱陈契，翻多管鲍情。归来瞻繐帐，那不泪纵横。
这两首诗写于何时？李作霖去世时黄易为什么不在济宁？作霖只是表字，他的实名是什么？这一连串问题，在获得权威材料前都不可能得到解决。
问题是沪上这两位学者认为李东琪（铁桥）就是李作霖，李东琪（铁桥）就是黄易亲家。
在一套收录1500万词条的百科工具书库里，只查到一个叫李作霖的人，他是当代人，与二百年前的李作霖绝非一人。
李汝谦在前述后记里曾提到李作霖“独好客”，他举出的两位江浙士夫是“钱公梅溪、奚公铁生，皆悬榻待者”。钱梅溪即钱泳（1759—1844），奚铁生即奚冈（1746—1803），这二人绝不能与李东琪（铁桥）结识的一流学者相比，如翁方纲（1733—1818）、钱大昕、阮元（1764—1849）等。如果李作霖即李东琪，为什么李汝谦指称他的朋友时不举翁方纲、钱大昕、阮元而只举出钱泳和奚冈呢？
李东琪与黄易最尊崇、亲近的师友是大学者翁方纲。查遍翁方纲的诗文集，根本看不出来李东琪和李作霖为同一人的表述甚或暗示。第一次提到李东琪时，翁方纲写道：“颇闻李君世好古东琪，郑碑获自君家翁（李东琪之父李鲲）”。从生疏驯至于熟悉，在以后的诗文中就直呼铁桥、黄与李、黄李、李家、石耕斋、李子……在黄易刚去世，翁还未得到讣音时所写的《铁（桥）松（黄易号小松）观碑歌》里，就戏称李东琪为“李老铁”，合称黄李二人为“铁松二老子”了。
在黄易死后（黄易1802年二月去世），翁为以严肃的笔触写的《黄秋盦传》里，无一字涉及李黄是姻亲关系的记述，他只是说：“济宁李东琪者，字铁桥，亦以金石之学世其家，与君最契，适有《铁松观碑图卷》，方纲题甫就，而君讣音至矣，呜呼伤哉！”
同是一类传记文字，潘庭筠为黄易写的《山东兖州府运河同知钱唐黄君墓志铭》里也特别提到李东琪，“而李铁桥东琪，近在任城，过从尤数”。显然，他是把李铁桥放在“知交”一列中，试问，潘庭筠在这篇文章中既然写到黄易长女“适济宁兵部职方司郎中李大峻”，为什么就不写李东琪与李大峻有什么关系呢？况且，潘还写到他自己就是黄易姻亲，“（长子）元长，南河主簿，娶潘氏，即庭筠女也”。那为什么不写李东琪与黄易也有这种姻亲关系呢？难道还有什么避忌吗？显然，黄李只是朋友关系，是我们现代研究者们把他们的关系猜错了。
在钱大昕、阮元和黄易等大量的文字遗存中，都查不到李东琪与黄易是否有姻亲关系的任何信息。李东琪曾积极参与了武氏祠的重建，李汝谦回忆“先朝议公”李作霖时也说“与小松（黄易）先生以同嗜故为最契。凡有所得，皆经商榷，即先生有所措置，如重立武梁祠等，又皆先朝议公助成之”。这与李东琪确实是相似的。
于是，我们就想到翁方纲所撰《重立汉武氏祠石记》的捐款题名里就应当有记录，如果李东琪、李作霖都在其中，那就可以断定这是两个人，如果只有其中一个，则可证明这是一人的两个名字，即李东琪就是李作霖。但在所能查到的翁氏碑文后都未收录这个捐款题名，而在2012年11月的一天，我们在武氏祠看到第一展室东墙边的六方翁碑，第五方大部与第六方全部全是题名碑，这是一面碑，碑阴无字。大部分是我们熟悉的名字，如翁方纲、黄易、李东琪等。一再查找，没有李作霖。这些题名一律是真姓实名，无一题表字或别号者。誊录笔记，对照照片，从82个题名中筛选出家在济宁的六个李姓人士：①李瀚②李琬③李泳④李东琪⑤李锺沛 ⑥李承邺。
李东琪是十八世纪后半期济宁汉魏碑刻的主要探访者，他与黄易合作，使济宁州学汉魏碑刻从五方增加到十方。但我们至今不知道他的生卒年月，只从他在黄易鉴藏汉碑《裴岑纪功碑》拓本的四行题跋中推算出1780年时他40岁上下，比黄易稍长几岁。《西泠印社》总第27辑，影录了黄易与李东琪的一条观款：“嘉庆六年五月六日钱唐黄易再观于济宁河廨，州人李东琪同观”。黄易死于嘉庆七年二月，李东琪此前十个月还活在人世，那就有许多问题无法解释。在济宁市博物馆东院碑亭里有一方李东琪写的“公渡”碑，右上角虽有残缺，而书碑的岁月仍清晰可辨：“岁在癸亥夏四月，州人李东琪题”。嘉庆癸亥应是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这就无可争辩地说明，直至黄易死后一年多，李东琪还活在人世，李作霖在黄易生前已经去世，他们绝非一人。
济宁人王宗敬的一本书的手稿影印本，收在《续修四库全书》1179册中，书名《我暇编》。此书记事中有的写到嘉庆十三年。第一篇就是《黄小松》，其中写到黄易去世的具体时间，还写到他们几位朋友讨论如何处理黄易藏品问题，说“李公亦聋且病”。李公即指李东琪，他在黄易死后还活在人世。在《李铁桥》一节里，王宗敬说李铁桥“重听乏嗣”，这就更清楚了，李本来连儿子都没有，那怎么会与黄易结为儿女亲家呢！
既然李铁桥与李作霖并非一人，李作霖是表字，不是姓名，那么，李作霖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即黄易在济宁的儿女亲家究为何人？
他就是在翁方纲《重立汉武氏祠石记》题名碑中的济宁人李锺沛。
今年春，我们查到一本任城李氏家谱的书名，这本族谱始修于嘉庆五年，即公元1800年，三修于光绪二十一年，即公元1895年，主撰人为李汝霖，此人与李汝谦同辈，而且生活的年代亦相距不远。这两册十卷的济宁任城《李氏族谱》，在国内是孤本，崇本堂刊。这套族谱中没有李鲲、李东琪父子。李姓为当今中国第一族姓，而其族源却有十几处，可见济宁李氏也并非出于一脉。
任城《李氏族谱》使许多零散材料各归本位，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先说黄易的儿女亲家。谱载“李锺沛，字作霖，号守拙。例授奉政大夫，晋封朝议大夫，候选府同知。生于雍正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735.4.21.）丑时（凌晨1—3点），卒于乾隆六十年十月二十一（1795.12.1）丑时（凌晨1—3点），配张氏……继配张氏。子二：大岑、大峻”。他就是翁碑题名中的李锺沛：“候补同知济宁李锺沛钱五千”。黄易悼诗中说的作霖是他的表字。他还有个号“守拙”。他比黄易大9岁，卒于乾隆六十年十月。黄易的两首挽诗即写于此后不久。这一年闰二月黄母逝世，黄扶柩归葬，所以，他不在济宁。李汝谦一再称之为“先朝议公”的就是李锺沛，这是一个封号，不是实衔。《钱塘黄易修武氏祠堂记略》一文出自黄易手笔，其中写到李东琪，却未提到李锺沛，正因为他们是姻亲关系，这才是可以理解的。钱泳写的一篇碑文里就有了明确的记载，也再一次印证了李汝谦的说法。李锺沛先后两任妻子都姓张，黄易在《岱岩访古日记》里说他们嘉庆二年（1797年）正月初七夜“宿婿舅张翁圃中”也得到了印证。
再说李锺沛的次子李大峻，他就是黄易长女黄润的丈夫。族谱说：“大峻字此山，诰授朝议大夫，兵部职方司郎中加一级。生于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初五日（1776.10.16）戌时（晚上7点—9点），卒于嘉庆十年二月十九日（1805.3.19）午时（上午11点—午后1点）”。在《岱岩访古日记》里黄易用的是他的表字，“李婿此山”。潘庭筠在黄易墓志里用的是他的名字大峻。李汝谦说，李锺沛死后“又十年，先高祖职方公亦继逝，家遂中落”。时间完全相符。
大峻的妻子——黄易长女黄润，在她写的《秋盦遗稿》序言里她叫黄润，字芳六。在《李氏族谱》中，写到妻女时都很简单，几乎不写妻女的任何事迹和出处，有的连生卒年月都不写。但写到黄润时却异乎寻常。《李氏族谱》写道：大峻“配黄氏，山东兖州府运河分府（分司，即运河同知衙门，黄易曾任运河同知）、护理（代理）运河兵备道（山东通省运河兵备道，为分司上一级衙门，黄易生前曾代理道员，俗称道台）易公女。诰封恭人。生于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二十六日（1775.12.18）寅时（凌晨3—5点），卒于道光四年四月初三日（1824.5.1）寅时（凌晨3—5点）。子六：珣、瑛、珙、琮、璿、琪”。李汝谦说这六位曾祖都成名成家，他感慨系之：“凡此功名之盛，与夫文章气节之著，何莫非母教有以致之？汝谦每读家传所载太恭人之淑德懿行，知所以再造吾家者为非倖致，而益推见太恭人之秉承家训，其出自小松先生之贻者，为不容没也”。是的，这位伟大母亲三十一岁丧夫守寡，奉姑教子，艰苦备尝，她以浙人落根到任城李家，任城的后世族人，不是应以崇高的敬意，缅怀这位女姓学者先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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