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我并非文化人。大学我读工科，毕业后从军15年，转业到家乡的钢铁厂，在党群部门工作二十四年至退休离岗。不过，我从小就对文化有一种深深的敬意与向往。读小学的时候我就试着写过小说，在中学作文竞赛也获过奖励，尤其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之初，各类文艺作品如雨后春笋，遍地勃发，于是从80年开始我的文学梦也羽化萌动，希望发表作品，当个作家，由是短而易于成篇的自由诗成了我的首选。在读过近千首写过几百首短诗之后，我终于有作品在报刊上发表，并在近万人的企业里，第一个出版了自己的作品文集，第一个成为省作协会员，这似乎圆了我的作家梦，但又好像没有。2006年于丹《论语心得》走红，其他的如易中天等也鹊起，此时我才感到自身文化的匮乏，对于日常所说的《四书》我都说不上名目。2004年夏，我从书店买回文白对照的《四书》。碰巧的是，此时领导考虑到我临近退休，将我从工会部门调到集团的教育培训中心。在教育培训中心，搞技术技能教育的人才济济，进行思想意识、品格精神教育的看来只有我来承担了。而要以思想精神来教育广大职工，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系统的思想体系。在我初步涉猎了《四书》中的几个短篇后，就决定以其中的精辟篇段为基础，结合企业员工日常的所思所想、工作实际逐一写文，介绍古人修身养性、治家立业的准则和要诀，与员工互动沟通。这些文章说古道今、平易如诉，受到众多员工的喜爱，经常有员工与我通过不同的方式交流修身养性、阅读传统文化精典之篇的感受，甚至写一些体会性的文章在《教培园地》发表。在不断地阅读、感悟、思考和写作中，我一步步地走近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人，并感受到他们思想的严谨、高尚、渊博和伟大；而孔子正是古代优良传统文化精神的集大成者和代表，他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开山鼻祖和“轩辕黄皇”，是值得我永远仰望的先贤伟人，是永远可望不可即的精神偶像。
2008年底，我彻底离岗休息。当时体有不适，失眠比较严重。出于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也缘于身边几位文化朋友研究司马迁及《史记》热情的感染，我也开始翻阅《史记》。是啊，作为司马故里一位自认为尚且严谨的文化人，对司马迁和《史记》都谈不出个一二，那不内愧于心、外笑于人嘛。在浏览了《史记》的大体篇目后，我决定先读《孔子世家》和《太史公自序》。感谢编译者良苦用心，使我大概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读了两篇要文，而两位伟人在我心中更高大、清晰起来。但也就在此时，我感觉两个伟人既有诸多相同之处，又有许多不同处。至于哪些地方相同，哪些地方不同，一时尚说不清。但有两点宏观上的感受十分强烈。一是两位伟人对祖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贡献同等重要，如果说孔子总结、拓展了三皇五帝尤其是商周以来的文化精髓，那么司马迁的《史记》则是三皇五帝至汉朝期间传统文化的宝典和集大成之书。不敢想象，如果没有《史记》，汉文化将失去多少辉煌、精彩和哺育后人的精神营养。二是两位同样重要的伟人，为什么一位宣传褒扬的很多，而另一位仅仅冠以“史圣”冷于一旁。这种现象非始于一日，而是历来如此。在我看来，司马迁对汉文化的贡献可以说无出其右，岂能是一“史圣”之冠涵盖了之？这种不公平起于何时，原因何在？这一重大的思问在我脑中一再回旋翻转。几个月之后，大概是2009年冬，我初步决定写一篇将两位伟人比较的文章。在做决定的同时，就深感“自不量力”。但我反反复复思考认为，这是件大事，是件缘系国家民族的大事，比起我30年来的全部创作重要得多。既然我触摸到这个问题，就应该尽力探索出个一二，即使有风险，也要去做；如果事实证明我错了，我必会坦然认错改之。2010年春，文章的框架内容和开头都写了，还是缘于身体不佳，一直搁着。此后一年间，我看到一些有关司马迁的评价，说“《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通篇贯穿的大一统精神，流传两千多年，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做出了举世无双的重大贡献”。无双者，那就是独此一人也。又说，苏联学者率先提出《史记》不仅是一部中国史，也是一部世界史，至今，在哈萨克斯坦的广场上，仍竖立着司马迁的铜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授予司马迁“世界文化名人”称号。也有人说，司马迁替李陵辩降，总是个污点，多少影响到自身形象。还有人引经据典撰文，说司马迁替李陵辩降不成立，要为之“翻案”。李陵被俘匈奴，汉武帝郁郁寡欢，情绪很糟，群臣一片鸦雀。当此之际，司马迁挺身直言，依实道出平日李陵的为人德性，这有什么错？这需要怎样的勇气和品格？我认为，司马迁即使当时选择了死刑而并未留下《史记》，也会因为自己的勇气和品格名留青史。看到想到这些，更坚定了我写作此文的决心。虽如此，“自己家里有几斗粮自己清楚”。思之再三，在文题上冠以试字，试者，探索而已也。
同
追索两位伟人的生平履历，其相同处大略有八。
一、出身名族世家。
孔子的祖先是宋国人，其九世祖弗父何将本属于自己的宋国让位给宋厉公，弗父何的曾孙正考父先后辅佐宋国三代国君，并受到三次晋封，而每晋封任命一次，正考父更加一重谦逊有礼，低头弯腰顺着墙根走路。由是看来，孔子的九世祖、六世祖都十分谦让有礼，这与孔子的性格也十分相似，可谓血脉相承。在当时，孔子虽才识过人，但从不张扬与众，更不与人争权夺利，即使到了晚年，但凡国君有召，他便急匆匆弯腰低头，不等车子套好就小步跑去了。
司马迁的先祖可追溯的历迹更长。远在颛顼帝的时候，重黎氏就掌管天地，直到周宣王时虽不管天文地理却管了军队，从此姓为司马，后来在周朝又掌管历史。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在秦国管军队，攻下蜀地并一直在那里镇守；其四世祖司马昌在秦始皇时为铁官，其曾祖父、祖父又均在汉朝任要职；其父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同时兼管天文。司马谈做太史令三十多年，谦而好学，识多见广，曾写《论六家要旨》，对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六种认识天地、治理社会的思想理论进行分析，赞其正要，点其错失；虽不能说其论完全正确，但无疑显示了司马谈的学识才能、生性秉直以及不拘泥于前人敢于求实思变的批判精神，而这些优点在司马迁的身上以及《史记》中也充分地展现出来。“血缘”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二、游历广泛，阅历坎坷艰辛。
孔子从小喜欢礼仪，儿时将玩具常当作祭祀礼仪之品玩耍。待到母亲过世，那时他虽然才十六七岁，且是孤子一人，但葬母的事他处理得很是谨慎，母亲的灵柩停放多日，直到探知生父的幕址时才把母亲与父亲一起合葬。
孔子十七岁时，鲁国大夫孟釐子临终告诫其子孟懿子，说孔子是圣人的后代，年少好学，说不定将来是个名人，我死了你一定要拜他为师。釐子死后，懿子果然和另一个鲁国人南宫敬叔向孔子学礼了。可见孔子多么聪明惠达，不到二十岁，就为人师而授礼了。
后来孔子为人管过仓库，出入无误；为人管牲畜，牲畜繁殖良好；孔子渐渐有名，受人尊之。再后，南宫敬叔与孔子一同去周国向老子学习礼仪。临别，老子告诫他，聪明的人不要随便说教张扬自我，诽议他人，在父母、在国君面前更不要显能。老子的话也许真的影响了孔子直至一生。从周国回来后，孔子的学生一天天多起来。这是孔子第一次出游。
周朝是一个社会稳定而缓慢发展的朝代。长期的稳定和发展既增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也为人们研究社会、探究社会发展和发展社会文化提供了大量的社会史料和有利条件，于是以一些代表性人物为核心，也形成了不同的学说流派。尤其是在孔子所处的那个时期，周朝衰微，诸侯蜂起，许多文人智者对于乱象丛生的社会都提出自己的治理办法及“理论依据”。前边所述的“六家”也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与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态势相似，孔子所在的鲁国虽然弱小，但内部也是争斗不息。孔子三十五岁那年，鲁国发生内战，且争斗不止，于是孔子离鲁去齐。
孔子五十六岁时，曾在鲁国代理宰相，但仅仅只有三个月，其后在鲁很不得志，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于是离鲁去卫，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出游。此次出游，在卫、陈、曹、宋、郑、蔡、楚几国之间多次往返，前后十四年，不仅没有得到任何一位国君的重用，反而多有不顺，既遭士大夫们谗言非议，又遇到一些狂人莽夫的阻拦拘扣，可以说四处奔波，壮志难酬，身心皆累。但这些对于有理想、有抱负、学而不厌、立志要干一番事业的孔子来说，他的不幸，没有白受，他从中获得的对社会的认知，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和决心。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不论在鲁国讲学做官，还是到他国出游，孔子始终没有放弃学习，没有放弃对礼仪的研究宣传，没有放弃对治理天下的探究以及对自己理想社会的追求努力。
司马迁与孔子的游历阅历外视不同，但从本质上看极为相似。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来后进京做了郎中，又奉命去巴蜀以南，并且到过昆明一带的国家。孔子无奈而出，迁有备而游，但二人相似的地方不仅是游历广泛，途遇坎坷，重要的是他们都带着一种使命、一种责任，出游只是他们学习社会、丰富自己的一种方式和过程。就在司马迁从昆明一带回到长安的这一年，司马谈临终托子说，如果你做了太史令，千万不要忘记我想写的那部著作，我们当史官的，如果不能把历史上的那些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的事迹都记录下来，而把大量的历史文件资料都给荒废了，那就太可怕了。迁铭记父亲的嘱托，决心将父亲收集到的资料著述成书，完成父亲未完成的事业。这一年司马迁大约三十六岁。
三年后，迁果然做了太史令，他就开始编排史料，分析评述，进行写作。写到第七年时，迁因李凌之祸受刑且下了牢狱。在经过激烈反复的思想斗争后，他决心不顾一切，要像周文王和孔子一样，愈遭困厄，愈要发愤一搏，完成父亲的嘱托，“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在狱中受刑两年，遇大赦，又做了中书令。六年之后，司马迁又因友人任安出事及他的《报任安书》而“下狱死”。时年约五十五岁。
从以上看，迁需要获得的学识不比孔子少，而其命运之坎坷亦不比孔子轻松。孔子只是自己被困厄乡野，而迁是从死刑中讨求了一息生路，用苟且的方式完成他矢志要完成的伟业。他要面对的是来自官方的、普通舆论的、外界的、内心的等多方面的压力。
三、为人秉性刚直顽强，敢做敢为，勇于承担。
这种优良的品德是他们内在的巨大优势，也是他们历经磨难而不退不避终于成功的最为重要的基础。像他们这样聪慧而博学的名人，要是稍稍圆滑而顺乎君王一些，求得终生荣华富贵那应是易事；但他们没有那样做，而是“我行我素”，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于心无愧，于天地祖宗无愧。
初阅孔子的履历资料，给人的感觉，孔子的性格并不怎么刚直顽强，他似乎总以一个柔弱者的形象出现，其实不尽然。我们试举几例，以窥其实。
鲁昭公十二年，齐景公与晏婴来鲁。齐景公问孔子：过去，秦国的国土又小，地势又偏僻，秦穆公怎么能够称霸呢？孔子说：秦国地盘虽小，可他的志向远大；地势虽偏僻行为却中正。他把一个被捆绑的奴隶百里奚提封为大夫，与他谈了三天话后就把治理国家的大权交给了他。仅从这一点来说，他称霸还小了点，称王都是可以的。孔子这一段陈言，无疑是在盛赞秦穆公，不排有贬抑其他诸侯国公之嫌。说此话，当是鲁昭公在场，他不怕惹了昭公吗？
又举一例。自定公十四年孔子离鲁在卫、陈、蔡、楚等国颠沛流离达十四年之久。当他回到鲁国时年已七十。鲁哀公问他如何治理国家，他说关键在选好大臣。接着旁边的宰相也发了话，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说，提拔正派的人，罢免邪门歪道的人。宰相季康子说他很担心社会不稳定，盗贼泛乱为患。孔子直言说：“你先把自己管好，如果你自己不贪财，那么即使你鼓励别人去偷，人家也不去。”后来鲁哀公还是没有用孔子。
鲁哀公能用孔子吗？孔子所言既不顺耳好听，甚而专揭人短，直击宰相大夫们为官之弊，像他这样刚直而不知有所隐忌之人，即使放在另一个历史朝代也难以得到重用。在这些地方，我们看到孔子并没有按照老子告诫的去做，他不仅在国君面前显能，而且又“诽议他人”。
孔子的刚直顽强更重要的表现在终生对礼仪刻苦研习和永不停止的传播上。孔子儿时做祭祀玩，至十七岁，已在人们眼里是一个“年少而礼”的青年了。后来，孔子到周国专门去学习了一次礼仪，年不到三十，他的身边已有了许多子弟同他一起研习礼仪。在此后的四十余年四处奔波、多次求仕而不得的情况下，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礼仪的崇敬和研习传播，他提出的许多执政方略也是有其大道的。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等。特别到了晚年，孔子知道在执政治国上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于是潜心习《周易》，修《诗》《书》《礼》《乐》，作《春秋》，全力拓展教育，培养弟子，且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孔子以一种看似与人无争的形式将自己心中以周礼为万事准则的理想王国坚持到最后一息，你能说他在骨子里不是一个刚直顽强、敢做敢为的人吗？
迁与孔子“殊途同归”，所处的环境不一样，表现的形式不一样，但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却同样光彩动人。限于史料，我们能够窥视到司马迁人格精神集中于李陵一案。据《汉书•李陵传》载，听到李陵投降匈奴后，汉武帝甚怒，且心情十分郁闷，群臣也皆怪罪李陵。当汉武帝问到司马迁时，“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并且说，李陵在战场上如何勇猛杀敌，“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迁与李陵非亲非故，与此次战役也无干系，他无需替李陵说好话辩解。司马迁说此番话本来只有两重含义，一是如实陈述李陵以往之为人及此次战场上的情况，二是想把这件事往开的说一说，让汉武帝不要过分郁闷且全面地看待李陵兵败事件。按通常来说，迁的这番话没有什么大错，也不会怎么惹怒汉武帝；同时，迁在汉武帝身边供职多年，他说话也是考虑再三，知道应该说或不应该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迁没有想到，他在盛言李陵的同时贬抑得罪了同去征伐匈奴的贰师将军，而贰师将军既是这一次战役的主帅又是武帝的心腹亲信，岂可轻易贬得。于是一番本来仗义执言、为帝为国着想的对答，便成了司马迁的莫大罪过，且为死罪。此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几句话便可定死罪，封建社会的专横于此也见其一斑。
然而天公无道人有眼。正是因了李陵事件，司马迁人格的魅力被突然放大起来。说司马迁的人格魅力，主要体现在三处。其一是在群臣皆责斥李陵的时候，迁独自一人讲了李陵以往的为人功德并劝慰武帝全面看待兵败这件事。在至为庄严的朝廷之上，直言劝帝，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其二，李陵兵败，群臣皆瞽，唯迁独陈实情，显示了迁秉性刚直、尊重事实的可贵精神。其三，迁既获死，本可一死了之，但他没有忘记父托，没有忘记要写一本从三皇五帝至汉武帝的中国通史。这对中华民族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啊！他把国家民族之事放在个人生死屈辱之上。如此刚烈之人，他不仅要屈辱地活着，而且要完成从来没有过的历史巨著，这种高尚而又无比顽强的品格精神，谁不敬之动之？
四、忧国忧民，热爱祖国，立志报国。
孔子小时候做儿戏，就喜欢模仿大人摆弄行葬的那一套仪式。等到他长大从周国学礼回来，他就把宣讲、倡导周朝的礼仪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来办。他反对战争和叛乱。他理想中的社会就是像周朝一样，人人都按照应有的礼仪、规矩行事，而社会就会在长期的稳定中发展。他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之所以叛乱争斗不止，就是因为周礼衰微，人们都抛弃了礼，不按礼行事，社会就乱了。我们先不评说孔子的这一套理论是否正确，仅从他的追求来说，他理想中的那个社会是十分美好的。他多么希望他的国家没有战乱，人人守规，社会安定，民富国强，谁能说这不好呢？就为了这个“好”，孔子不顾一切，四处奔波，努力争取了一辈子。
孔子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可以说就成了“名人”。他从周国学习礼仪回来后，身边经常有一群弟子听他讲学，而他对于如何治理国家也很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政见，经常为一些国公提出治国的要旨和举措，可惜的是大家嘴上称好，实际上却不采用。孔子所在的鲁国是个小国，因大夫们的争斗祸乱不止，孔子也一直没有得到重用，直到五十六岁那年孔子才代宰相行治国之权，时仅三个月，鲁国的秩序就大为改变，商贾无欺，路不拾遗，四方宾客自由来往。但也仅仅三个月，由于邻国的谋臣们作祟，孔子不得不离国出走，开始了他长达十四年的“流浪”生涯。这期间他到过近十个国家，一边讲学，一边为国公们宣示治国之方略，希望能有重用，施展他的治国之才，报国之心。可惜他一次机会都没有找到，哪怕是短短的又一次三个月。当孔子七十岁的时候，鲁哀公派人把孔子请了回来，看似对孔子很器重，但是在对治国的方略进行了一番对话商讨之后，依然没有用孔子。孔子看看摄政无望，便把全部精力投放在讲学和文字著述上。他所修订著述的诗书礼乐、《春秋》以及“弟子盖三千焉，身六艺者七十二人”，便是他奉献给祖国的莫大财富，对汉文化具有奠基意义的贡献。他终生奋斗，虽没有得志摄政，实现他理想中的国家，但他留给历史后人们的文化财富要比治理好几个诸侯之国重要得多。因为文化，只有文化，才是哺育一个民族发育成长的真正乳汁。
司马迁的爱国情怀和人格魅力展现的形式看似有很大的不同，孔子是以永不倦怠、生命不息追求不止的形式，而迁是以突然迸发的形式。迁本为朝廷一普通史官，李陵兵败降敌把迁推上了历史的中心舞台，面对群臣一片非议和汉武帝的威严，他仗义执言毫无惧色，而在获死刑之后，为了能完成先父之托的史记，他又以极耻之刑代死以求“苟活”，先后历经十多年的悉心编撰，真可谓“忍辱负重”，倾心报国，终于完成了举世仅有的历史巨典《史记》。同时也把他的人格精神无比光彩地展现于世。他和孔子一样，留给我们民族的不仅是文字意义上的文化，还有人格方面的伟大精神。我们常说的“文如其人”在这里得到了再一次印证：只有伟大的人格精神，才能留下伟大的文字文化。
五、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知识广博。
孔子从小就好学识广，二十多岁就开始讲学，弟子颇多，在诸侯国之间广有名气，不时为国公们治国提供要旨良策。
有趣的是，诸侯各国虽不愿采纳孔子的贤策方略，可但凡遇到奇物异象都使人询问孔子，而孔子往往都有根有据地讲述出来。孔子四十二岁那年，鲁国季桓子打井时得到一个像羊一样的怪物，他们骗孔子说挖到一只狗，孔子说：“水中的怪物叫龙，而土里的怪物应叫做坟羊。”后来吴国伐越，在铲平会稽城时，得到一根像一辆车子长的骨头，吴王派人问孔子，孔子说：“当初夏禹召集各地的神到会稽山开会，防风氏违命迟到，夏禹就把他杀了示众，他的一根骨节就有一辆车子那么长。”还有几件相类似的事遇。这些事情虽然迷信色彩很浓，但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孔子确是博学有名，要不一有怪异动辄就来问孔子呢？
孔子到了晚年更爱学习，特别是《周易》，他还遗憾地说：“要是能够多给我几年时间，我对《周易》会领会得更深。”
不用说，天资和超乎常人的勤奋，是伟人们成功的双轮。
迁父司马谈就聪明博闻，先后学过天文、《易经》和道家的学说，做太史令三十余年，分析各家学派优劣，著有有名的《论六家要旨》。迁十岁诵古文，二十岁出游南北，了解各国状况及历史轶闻资料，特意去鲁国所在地详查孔子生平业绩，回来后一直在朝廷做事，三十八岁时继父之业做太史令，四十二岁主持制定《太初历》，即我们现在用的历书，继而就根据父亲的嘱托及搜集到的相关资料以及社会各方呈送上来的文史资料“论次其文”。司马迁的《史记》先后写了大约十二年，洋洋五十二万六千字，第一次详实生动极具创造性地将公元前约3000年的中华文明史展现于世，它所映射出的不仅是迁的勤奋学识，还有折服古今的非凡才华。
六、不妄空谈、认真做事的务实精神。
孔子虽然做官掌权的时间很短，但他忧国忧民，为了推行周朝的礼仪，使社会稳定，人民安乐，终生都在奔波忙碌干着他认为十分重要的事情。孔子做的事情大体有这么几方面。一是讲学，从二十来岁起，一直到临终，他一直都在讲学，即使在鲁国外流浪奔波的那十四年，身边什么时候都有弟子跟随。在2500多年前，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这个规模够得上相当大了。每一个时候讲学的具体内容可能有所不同，但其核心都是周朝的礼仪，即按照周朝的礼仪如何做人、如何应对各种事情、如何摄政治国等等。二是修订《诗》《书》《礼》《乐》。孔子四十多岁时，知识和阅历都较丰富，但小小的鲁国，大夫们争斗不息，孔子无做官摄政的时机，于是转而闭门在家，对《诗》《书》《礼》《乐》专心进行整理修订，使其更加完善，而与此同时，来听他讲学的人越来越多。三是摄政治国，很有成绩。孔子五十岁的时候做了中都的地方官，一年之内大见成效，许多人都跑来向他取经学习。很快孔子就由中都提升为朝廷的司空，接着又升为大司寇。孔子五十六岁那年，由司寇代理宰相，仅三个月，国大治，商贾无欺，路不拾遗。四是到了晚年，孔子从各国奔波了多年回到鲁国后年已七旬，他感到生的时日不多了，于是更加勤奋。他想要为后人留下一些东西，特别是夏商周以来的历史文化。这期间，他又一次对《诗》《书》《礼》《乐》和各类乐谱进行修订完善。在他看来，这些东西既是宝贵的历史文化，同时又是稳定社会，实施王道治理必不可少的。孔子在晚年学习兴趣更加强烈，特别是读《周易》，由于反复翻读，“韦编三绝”，将穿竹简的皮条弄断好几次，并且为《周易》写了《序卦》等多篇文章。四是依据鲁国的史料编写了《春秋》一书，共记述了鲁国十二代诸侯期间的天下大事，并略述及夏商周的历史变化。孔子作《春秋》其目的还是在宣扬他崇尚的周礼，希望后人读其有教获益，实现他追求一生的王道社会。五是在晚年更关注国家大事，一听到国公有事叫他，就俯首弯腰急匆匆奔去。孔子终年七十三岁，这在当时是很高的了。孔子可谓是活到老、勤学到老、努力做事到老，他不谈鬼怪神灵，而是把毕生精力都用到学习和做事上来。孔子的伟大形象正如他的弟子颜渊所评价的：“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迁二十岁出游。他的出游同我们现在说的旅游有质的不同。我们现在出去旅游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目的在观山水之极异，获身心之愉悦，而迁的出游重在学习。比如他在鲁国参观的很细，为什么呢？为了更多地了解孔子，要不我们现在怎么能够看到关于孔子的那么亦详亦略、生动感人的记述呢？迁南游回京，“仕为郎中”，“仕为”那是考上的，不学习不具备相当的知识那不可能让你做朝官。迁父病逝后，他就把承继父业写一部三皇五帝至汉武帝时代的史书作为历史赋予的重任牢记于心。这时应该说他的学习更加勤奋了。果然司马迁在三十八岁那年继任太史令，此后他便开始详细阅读整理国藏的一切历史资料，应该说任务十分繁重。到了四十二岁，迁就开始动笔编纂《史记》。《史记》前后大约用了十二年的时间，中间加上迁因李陵案获罪下狱。迁终年五十五岁，也可谓活到老、学到老、做事著述到老。所不同的是迁的《史记》涉及到的历史空间长；记述是依实写来，既不尊谁，也不有目的的贬谁，其目的是要把中华文明史以及在各个朝代做出了巨大功业的那些功臣、士大夫、名师巧匠记述下来，以传后人；否则这些真实的历史资料都失散了，那就既愧对先人，又愧对后者。另外，需要特别一提的是迁著《史记》不是简单地“依实记述”，而是为了把一部中华文明史写得清晰、准确、生动、意义深广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其中本记十二篇，专记历代之重大事件；表十篇，专门叙述各个事件的先后年代顺序；书八篇，专门记述礼、乐、律、历的发展变化以及兵机谋略、山川形势、鬼神祭祀等方面的情况演变；世家三十篇，对辅佐天子的大臣们作了记述；列传七十篇，对各行各业中的名家进行了记载。尤其是其中的七十篇列传，极大地拓展了历来记史著作的内容，使历史不再是帝王、臣子们的简单追述。司马迁的这一看似简单的创造拓展，他不仅仅是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更重要的是真实丰富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可以说，这是《史记》最为重要的意义所在。而为了展现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精神，司马迁在写作中注入了他全部的痴情和心血，使《史记》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也是一部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和文艺的宝典。“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获这样的评价，当之无愧。
七、怀才不遇，横遭厄运，悲而发愤，遗著彰昭后人，影响久远。
如前所述，孔子与司马迁均遭遇坎坷，终而发愤做出巨大历史贡献，成为民族伟人；此处不另加赘述。实际上，许多历史名人一生走过的足迹在这方面都十分雷同。这一点，虽不能说是历史的必然，但不幸和成功二者之间却有着其内在的关联。
八、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奠基性的巨大贡献。
孔子恭恭谨谨劳碌一生，广习诗书周礼，奔波诸侯各国，献良策于国公大夫，修《诗》《书》《礼》《乐》，读《周易》，作《春秋》，终生办教育，贤人弟子者众……他所做的这一切，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以恢复周期的礼仪为核心和契机，继绝世，建立另一个与东周一样的理想王国。在历史上，西周存在了三百二十九年，东周五百一十四年，比其它任何朝代的时间都长，尤其是东周五百多年的历史，说明社会在当时是相当稳定的。孔子主张恢复周礼，实质是反对战乱，恢复以周期的礼仪为标准的社会秩序，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不论是孔子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是“正名”说，以及他主张的提拔正派的人，罢免那些不正派的人，还有他的“替尊者讳”等，其核心都是在强调秩序——稳定，这是孔子文化思想的精髓。也正基于此，后代功成业就的历代帝王都尊孔为贤，祭奉不断，视儒学为正统的治国安民之学。虽然在孔子当世的时候他的思想学说无人重视奉行（这自有它的历史原因，此处不详加讨究），但他主张和一再强调的秩序——稳定的思想文化精神，却在后世各代广为流传，广加推崇，并深深地影响和融浸到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之中，使我们的国家成为“礼仪”之邦，我们的民族成为讲道义、守秩序、爱和平的优秀民族。
司马迁于民族文化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的《史记》为后人们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更为重要的是他为我们张扬和树立了另一种重要的人文精神，那就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敢于正视面对现实，既不替尊者讳，也不将贱者贬，实事求是，直面现实，努力创新，顽强进取。这种精神，在司马迁身上和他的《史记》中都得到生动展现。司马迁视孔子为“至圣”之人，即便如此，他也没有用“替尊者讳”之法，将孔子写得十全十美，文中尽用溢美之辞。他写孔子是私生子，“野合而生孔子”；他写孔子四处奔波、遭人追杀，“累累若丧家之狗”；写孔子到了老年，肉没有按规定的方式切，不吃；席位摆的不正，不坐；一听到宫廷叫他，便低头弯腰快步像小鸟一样飞去。而正是这种无所遮拦的真切记述，使我们今天才能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与普通人一样的孔子，而非神化的孔子。迁写《史记》，没有受限于前人，而是围绕着如何将历史史料编纂的清晰、具体、准确、生动，让后人观之有益，进行大胆创新。《史记》的诞生，本身就是创新和进取的结果。至于《史记》中记载的内容，尤其是列传中记载的那些抓住时机“立功名于天下”的人物，无论是像老子、韩非一样的思想家，还是像孙子、吴起一样的军事家；不论是像屈原、贾生这样的文人骚客，还是像扁鹊、仓公这样的绝代医家；无论是辅佐帝王诸侯的忠臣勇将，还是一个普普通通靠自己的辛勤劳动买进卖出的致富者……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都不是踏着前人的脚印走出来的，他们在继承前人优良之举的同时都有自己独特的作为，创造了不同于他人且适合于其时其事、对社会和历史有意义的功绩。正是这些，有力地张扬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史记》不仅是历史巨典，首先是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巨典。研究司马迁和《史记》千万不能局限于“历史领域”，而应当首先放在文化和精神领域去看待去研究。
对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来说，稳定是重要的。没有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人民不但要受苦，而且什么事情也难以卓有成效地完成。但是仅有稳定还是不够的。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不断创新图变、顽强拼搏的进取精神，而是守着老套子固步自封，那也是没有希望的，也不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民族。所以说，安定和谐与创新图变是历史和社会前进的双轮，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认为孔子与司马迁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巨大贡献。当然这种评价，丝毫没有贬抑和轻视其它历史名人和千百年来广大百姓所做的贡献和业绩，而只仅仅是在点明两位伟人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做出了同等重要的贡献，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应当给予同等的评价和关注。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一再讲“稳定”压倒一切；同时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庄重地写上：“创新是一个民族前进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稳定和创新，犹如人的双足，车的两轮，缺一不可；我们必须对它们给予同等的重视。从宏观的原则上看，这无疑是正确的抉择。
异
对两位几乎等驾齐驱的历史文化伟人进行比较，这本身就是一件难事，而要再从他们大量的重要作为中分辨出他们行为中原则性的不同之点，应该说更加困难。但笔者仍想一试。作为一种试探和研究，我想是会有好处的。
一、继承与创新。
前文已述，孔子吃尽千辛万苦，不遗余力，奋斗终生，其核心目的就是要恢复周期的那一套礼仪、秩序，建立像东周一样社会安定、人民乐业的社会，为此，他把周礼视为评判一切的准绳，大力倡导宣讲、著书立说，其心中念念不忘的是恢复周礼，非礼勿视，非礼勿闻，非礼勿为。他研习《周易》，记述鲁国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等等，其中核心的思想文化精神均体现出对历史文化的忠实继承，也就是说，在继承与创新这一对矛盾中，孔子更喜好继承。我们这么说，不是否定孔子的才能和创新的能力及精神。孔子能够成为文化伟人，孔子一生所做的那么大量的有益的事情和业绩，处处都闪耀着自己奋斗创新的光辉。但是在如何认识对待周礼这一重大的历史命题面前，他选择了继承。在他的理解和设想中，通过恢复周朝的礼仪、秩序，就可以建立一个像周朝一样安定昌盛的王道国家。但是他的理解和设想错了。社会前进了，精神文化和社会财富增多了，诸侯们想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称王称霸；士大夫们也争权夺利，划地为城，显赫一方；其他层次的民众躁动不安，争取自身利益的更大化。那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仪规矩已经失去对人们的约束力，众多的人希望有更多的自由和改变自身财富、地位的机会和可能。人们的这些奢望和努力成为社会动荡的内因，于是社会动荡和在动荡中寻求新的安定和前进，便成为谁也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这也就是孔子的愿望那么善良和美好而不能得以实现的历史原因吧。
与孔子把复礼和继承视为评判一切的准绳相比，我们在司马迁尤其是他的《史记》中更多地看到了创新求变求善求美求进步的精神。他编纂《史记》从体例上就开始创新，没有固循前人的思路和章节编排，而是从细考究，在《史记》中分别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文体分别记述五个方面不同的历史内容。尤其是其中的表，专门记述各重要历史事件的时间先后；书记载礼、乐、律、历、兵机谋略、山川形势等，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文化和自然科学知识；而列传则是记述那些抓住时机拼力施展才华使自己功成业就扬名天下的各行各业的历史名人。这些在先前的史书中都是未曾见过的。《史记》另一方面的创新体现在对史料的具体记述上，尤其是在世家和列传中，虽然只是对众多历史名人的粗略记录，但在司马迁的笔下处处可以看到对人物以及事件的极为生动的细节描述和深刻的精神展示。这些生动的细节既来自史料的原始记载，也添进了司马迁的合理想象和补充；既忠实于历史原貌，也无疑融入了迁好恶贬扬。如果说只是按照原有的史料写来，我们今天肯定看不到《史记》中为我们展现的那么多性格各异、生动显明、活脱脱让人过目难忘的历史人物。
继承和创新都是需要的。没有继承，就失去了前进的基石和平台；没有创新，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和可能。司马迁充分发挥了自己创新的才智，不仅把创新求变求进步的精神弥散在《史记》中，而且将它融汇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里，成为民族文化中颇具影响力且光彩照人的重要内容，这对于一个民族的成长和未来来说，多么重要呀！
二、讳与不讳。
《史记》中写到：“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这就是说，践土会盟，事实上是晋文公命令周天子去的，因为晋文公有实力呀！可是孔子在《春秋》里写到这一史实时为了不使周天子失面子，便隐去了事实真相，说是周天子刚好去河阳打猎。孔子这种“变通史实”以维护尊者的权威和形象的做法被广泛称为“替尊者讳”，也就是说对于尊者的那些不光彩不正确的东西不能真说，不要宣传和让更多的人知道，而要变个法粉饰过去。显然，“替尊者讳”的不仅是这一个地方，它是孔子做事和著述的原则精神之一，并希望得到世人的认同。比如他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看似十分合理的封建社会的礼仪秩序，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人人平等、各司其责”有本质的不同。按照孔子所倡导的封建社会的礼仪秩序，君永远是君、臣永远是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君所做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即使不对也不得抗拒，写史的时候也要“讳”之，总之不能说君王的不是。与此相应，孔子在《春秋》中，写到吴国、楚国的国君时，认为他们自称国王是狂妄自大，是一种非乱的表现，故而贬称他们为“子”。孔子恢复周期的礼仪秩序其思想不仅十分明确，而且始终坚持如一，无论如何，什么都可以变可以受委屈遭厄运，可以替尊者讳，将贱者贬，但复礼的努力和目标不能变。这其中显示了孔子坦荡而又复杂的人格和思想精神：既有直言不讳、敢做敢为的一面，又有“该讳即讳，该贬即贬”，不受限于史实的一面。其实孔子人格和思想精神的复杂性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比如孔子很讲究礼仪礼节，很掌控自己的言表仪态，在乡亲邻里间，十分温和恭顺，好像不会说话的样子；而在宗庙里和朝廷上则态度谨慎，讲话流利清晰。在朝廷上与上大夫讲话正直而又恭敬，与下大夫讲话则和颜悦色愉快轻松。又如孔子过蒲去卫，被蒲人扣，孔子便与蒲人起誓“不去卫”，在得以脱身之后他又去了卫国，且说：武力之下订的盟约，神上不作证的。如此孔子这种“直而又讳”、“诚而时诈”的人格和思想精神，与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不偏不倚、不执极端），很有些相似相通之处。孔子的这些思想精神对中华传统文化和整个中华民族都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比如我们的一些人做事喜欢“折中”，喜欢“调和”，而许多人也常喜欢说“做事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掌握好原则下的灵活性”，这与中庸之道多么相似啊！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说孔子“直而又讳”、“诚而时诈”，丝毫没有贬低孔子其人其精神学说和历史地位的意思，我们觉得正是这些才展示给人们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真实的孔子。孔子是人不是神，在他身上应该既有圣人的光环，而同时也有普通人常具有的特征。
与孔子相比，司马迁面对历史事实采取了更为冷静客观的态度。《史记》之中既记载历代帝王的业绩及其重要之举，也讲述了各行各业，比如文化礼仪、商贾贸易、天文地理、医学军事、边关征战、治国理政等各方面出身平微而依靠自身的努力和才智做出非常贡献的“名人”，而且记述帝王的仅十二篇，记述“名人”的则达七十篇，这在历来的史书中是不曾有的。为了记述这些“名人”的形象和业绩，司马迁进行了长期的大量的研究考察。显然，记述这些“名人”的形象和业绩非一念之思、一日之举。一些学者经过研究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了大量的平民出身的“名人”，是因为他遭受了李陵之祸，让他把目光开始投向社会下层，扩展了《史记》的内容，使《史记》融入了人民性，实则也是对自身不平际遇的发泄。这些研究和结论可能有它的正确性。但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史实，是《史记》对史历的忠实记载。它既不为尊者讳，也不将贱者贬；既不为尊者功上加功，也不给贱者罪上叠罪。正像迁与壶遂对话中所说的，他要写的只是要把历史的往事记录下来，整理出它的源流始末、来龙去脉，并使这些宝贵的历史史料不至于失传；并且说孔子作《春秋》记历史，其主要目的是在讲述倡导礼仪，而我写的与他不同。我们现在看到的《史记》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他的目的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是尊重历史的，希望更坦然、更客观地面对研究天地与人的关系，记述通晓古今变化的情况及原因。司马迁是怀抱着这样的希望，而《史记》也切合实现了他的这一希望。
反映司马迁人格精神及思维特征的另一重要史实便是李陵之祸。司马迁与李陵可以说非亲非故。但是当李陵兵败被俘、汉武帝郁闷愤怒、群臣一边倒地斥责李陵之际，迁却将李陵平素的为人和“战功”称赞了一番，并且想用这些话宽慰武帝。其实，迁在朝廷做官少说也有二十来年，面对这样一种局面，他有多种选择，他应该知道为李陵说好话的“风险”，他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将李陵贬斥一通顺波逐流，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既没有随大流，又没有迎合着武帝的情感思想说些顺耳取悦的话，而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为非亲非故、兵败被俘、于汉朝来说一个已经没用的罪人说了一番“公正话”，并为此获死罪。许多历史研究，将这番“公正话”判为替李陵辨降，并借此认为迁立场有问题，人格有缺欠，这实在是“冤上加冤”。迁本为朝庭要官，几句话之后便成为死囚，真可谓瞬隙巨变；但也同时在此一瞬间，一个普通的朝廷命官，其人格精神和思想之花灿然放射，其爱国情怀、求实精神、不畏权贵、勇于担当的高尚品质激烈动人。——其感动的不仅是一朝一代，而是整个民族和中华历史。细而思之，难道不是这样吗？
三、形式与内容。
这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辨析一下司马迁与孔子的不同所在。
孔子比较注重形式，他终生为之奔走呼号的周礼其实质就是一套形式和秩序。孔子先后两次修订《诗》、《书》、《礼》、《乐》。其中《诗》的作用是以文字表达思想，特别是用于讽谏；《书》的作用是指导政事，教人学会如何治理国家；《礼》的作用是节制人，用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乐》的作用是让人快乐，促使人际关系更加和谐。《诗》、《书》、《礼》、《乐》的这些作用以及《春秋》“拨乱势反之正”之功都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其作用不仅是有限的，而且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希望仅仅用这些就能让人们的举止行为完全一致地规范起来是难以想象的。孔子在看重形式作用的同时，把以礼为宗旨的日常衣食住行的“形式”也搞得很繁复，如前所述，肉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在乡亲邻舍之间温和恭顺似乎不会说话的样子，在宗庙和朝廷上则是言语流利清晰态度非常谨慎的样子等等等等。我们不能否认孔子如此重视“形式”的积极意义，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上自朝廷，下至黎民百姓大家小户，几乎都是按照孔子倡导的一套礼仪“修身齐家治国”的。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过于重视礼仪——形式的风习，也有极大的负作用，它于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无疑是一种严重的束缚。其实，孔子这种过分讲究礼仪——形式的做法，当时就有许多人反对，诚如《史记》所载，晏婴就对着齐景公将儒家的作派批了一顿。晏婴说，儒家的这些人说的很好，但人们却无法按他们说的去做；他们特别讲究穿戴服饰要合乎礼，一件事情如何登场开始、如何下降完毕，甚至人如何向前走路，都有详细的要求讲究，这些过于繁复的东西让人一辈子也学不好，弄不透。探究历史，这也许是孔子的理想善良美好而终不能实现的另一条原因吧。
司马迁同样重视形式，但与孔子对形式的态度有很大不同。孔子重在选择一些过去已有的形式为自己的“复礼”服务，而迁则是在选择的同时更善于创造一些形式为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服务。如前所述，迁在作《史记》的时候就没有局限于古人已有的形式，他在《史记》中创造了表、书两种文体，分别记录各历史事件的先后顺序和礼、乐、律、历等社会上各类要事的变迁；他创造了纪传体的形式来详细记载历代重要的将相和各行各业的名人，使这些千载名人形象鲜明地“活”在中华文明史上和民众心中。其实，迁在作每一篇具体的记述时也披肝沥胆尽可能地融入创造性，也就是说，每一篇世家、每一篇列传其记述形式都不是雷同的，而是尽可能依内容的需要采用不同的形式和文字。比若在《太史公自序》中，大段插入了他与上大夫壶遂的对话，通过一问一答式的简略对话，说明了他决心写作《史记》的目的动机。又如在《孔子世家》中，写到孔子晚年，如果图省事的话可一笔代过，但迁没有，反而用一种简略的排列法，将孔子晚年愈益勤奋恭谨的形貌生动展现出来：喜《周易》，韦编三绝；办教育，弟子三千；做人低调谨慎，不同场合，言辞情态各异；听到国君召唤，不等车来便急步奔去；看到穿孝服以及双目失明的人，即使是一个小孩，他也会显露出一副同情的样子等等。这些略述使孔子更加完美高大起来。不用说，迁的这种对形式的重视和灵活创造，使其内容得到充分完美的展现。“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一个角度看，这也是对《史记》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肯定。
综上所述，我们分别从三个方面或者说三个视点上对司马迁与孔子的不同之处进行了分析推究，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比之孔子更富有开拓创新和面对现实求真务实的现实精神，也可以说，在现实精神和创新精神两个方面，迁弥补了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说的不足，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空前地丰富完美起来：既具有继承传统的基因，也具有不断创新追求更高更美更能有益于现实的创新精神；既有维护社会安定和谐的良好愿望，又有不满足于现实不断推动社会求新求变的热情努力；既讲究秩序，又富于变革；既重视大局，又不抹杀个性；既追求形式完善，又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二者要良好结合；既提倡为人处事从善如流，又张扬面对邪恶和厄逆顽强奋斗的抗争精神等等。正是这种多样性和广泛的包容性奠定了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优良品质。几千年来，它以源源不断的精神乳汁哺育着我们民族发展成长，让我们的民族不仅成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巨大群体，而且以丰富的智慧和优良的品质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司马迁与壶遂大夫对答的时候说：“我父亲曾说过，周公死后五百年，出了个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又有五百年了，有谁能继承并发扬古代圣人的事业……来写一部新的著作呢？父亲的意思就是我啊，就是我啊，我怎么敢推辞呢？”是的，司马迁是继孔子之后中华文明史上又一位做出巨大贡献的文化圣贤，研究和弘扬司马迁及其《史记》中生动丰富的承古创新精神，对于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对于中华民族今天和未来的健康发展和伟大崛起，都具有极大的激励和借鉴作用。
泛论
目有所见，耳有所闻，心有所思，流注笔端，即成泛论。“泛论”，既非专一论著，内容形式又受制较少，有随意说说之意；说来说去，皆为文化，似皆与孔子和司马迁两位文化先祖有关，亦皆为文明进步。又，现代社会，信息爆炸，个人听闻，可怜有限，所论难免偏颇不中，说出来总算一种见解，“百家争鸣”，愈争愈明；想来于人于事，于国家于个人总会有所补益。
一 难题不难
“难题”见于一篇短文——《胡适猝死之谜与“李约瑟难题”》。这类比较偏涩古怪的文题我常常倒有些兴趣，于是逐字拜读。原来，胡适是在1962年2月24日下午猝死的，时任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上午开了院士会议，下午胡适在酒会上致辞，对他的一些有学术建树的学生倍加赞扬，本人很觉得意。随后，副院长李济的讲话却大反其道，语调略为低沉：“我感到科学思想在中国生根不成，是最大的问题。经过五十年提倡，今天我们的成绩如何？一切科学设备是从外面买来的，学生最后必须出洋去……我真不敢乐观……”李济等人讲话之后，胡适再次起来讲话。这一次，他心情相当激动，其原因是李济讲了一番既真实而又语词尖利的话。没有想到，胡适这一次竟激动难收，直到身体不支摆手倒下。于是，大家便将胡适猝死归咎于李济等人的反调围剿。其实，李济这一次的讲话并非有意针对胡适，他所说的是他多年一贯的思想见解。
近代科学思想没有在中国生根，这种思想认识并非为李济所提出或确定；在科技史研究中，“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生根”，被称为“李约瑟难题”。1953年，爱因斯坦对此的回答是，不懂得形式逻辑和实验验证的古代中国，倘若科学在那里生根那才是怪事。
科学巨匠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社会，皇权高于一切，皇旨就是一切，这种制度和风习极大地破坏和抑制了整个民族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和对科技发展的积极实践。这也就是有着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中华民族为什么在近代发展中被远远地抛在后头。但是爱因斯坦的回答和结论并非完全正确。“不懂得形式逻辑和实验验证”，那么，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诸多举世无双的发明创造和大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从何而来，凭什么能够拥有并维系？结论应该是确定的，中华民族不是没有科学的思维和对科技研究的兴趣，而是这种思维和兴趣被深深地掩埋在封建社会制度的石土尘埃之下，难以生根发芽抽枝结果。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实行民主，1949年新中国成立实行人民做主，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基本国策，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封建思想的渐退和民主气氛、民主思想的日益浓厚和深入人心，一百年来，中华民族在科技领域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步伐愈来愈快。两弹爆炸，载人航天，虽是步人之后，但这绝非热闹、儿戏之事。它无疑是这种追赶步伐及其雄伟决心的代表性举动。科学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中从未死去，只是时而茂盛时而凋落。所以，破解“李约瑟难题”并非难事。当封建制度及其一套思想体系被瓦解和不断抛弃，当尊重人民民主和崇尚科学进步的思想日益被人们认可并认真实践，智慧的中华民族在世界的每一个领域都会有自己独有的成就和贡献，当然包括对人类社会有着极大影响的现代科技——是的，现在还没有做到。
有趣的是，与“李约瑟难题”有关，引出中国人的“面子问题”。文章转述罗素关于中国人面子观念的印象：罗素说，他在北京教中国学生，也同在剑桥教英国学生一样，学生若有不用功者或作业不够标准的话，他总是尽责直率地教导他们。但中国学生的反应却有些两样，他们总表现得忸怩不安，而不是恭敬受教；好像所教导的话，使他们失去了“面子”。罗素说，若把诚意隐藏一部分以将就面子，岂不有伤追求真理的精神？愈是讲究面子的人，愈不会对追求真理发生兴趣；故重视面子的中国社会就没有产生真正的科学思想。李济认为，罗素的看法切中国癖，阻碍科学思想在中国推进的，主要是以“礼”为核心的传统中国文化涵育了中国人浓厚的等级观念，上上下下，尊卑贵贱，这就是中国社会最讲究“面子”的原由基础。不巧的是，李济的发言是在阐述他一贯的思想，并非在拨胡适的面子，而有知有尊的胡适一时缺了冷静，竟为面子搭上了性命——也就更没面子了。
上述的看法和分析并没有太大的偏颇失当之处。中国人是比较讲究面子，以“礼”为核心的孔子的思想中等级观念是十分重要，十分严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每个社会中的人，都要严格地站其位、尽其责，“各尊素位，莫作黄粱”，而且孔子还十分赞赏“替尊者讳”。讳什么呢？讳其过失，护其体面，保其尊严。故而说，把“面子”问题进而把中国没有科学思想的问题追溯到孔子头上，并非是一桩冤案。
换一个角度来看“面子”问题，要面子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倘若大家都不要了脸面，那还了得？天下成何体统？正是这个“面子”及其以“礼”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创造的软环境制约着一代一代中国人的生活言行，维系着社会的稳定发展，可以说“面子”及“礼”于中国社会功莫大焉。当然，要面子也要有个度，不能死要面子。能要的一定要，不能要的一定不要。原本做的不妥还要硬给自己顾脸面，作掩饰，中国人早就把这叫做越抹越黑。面子是争不到的。在这方面中国人倒真应向西方学习学习。用平静的心态坦然面对面子，不争不弃，不弃又不人为掩饰，许多问题就好解决了，当然包括“李约瑟难题”。
说起文化，许多人先要考虑一下此时此地所要探究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概念是有广、狭二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包含人类的物质生产，即经济生产活动；狭义的文化常指人类的精神活动现象；而人民群众则更多地把文化娱乐活动理解为文化。我们在此所要探究的是狭义的，即人们的精神活动。
就人们的精神活动而言，文化的概念是什么呢，或者说什么叫文化呢？我们先来看看著名作家，曾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的龙应台对文化的考究和描述。他写道，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都散发一种文化。路过一棵树，树枝低垂，是随手把它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电梯门打开了，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推人？一位盲人与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人一把吗？继写道，俭朴的农妇见客人来了，回屋换一件上好的衣裙，这是文化中的“礼”；粗拙的老农在白墙角下栽着一株红花簇开的蔷薇，这是文化中的“美”……“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味；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生命。”如此一段可谓龙应台对文化的经典之论，其核心是尊重二字。在经过进一步的描述议证之后，龙应台做出结论：对“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对破坏这种“价值”和“秩序”有所抵抗，就是文化。这个结论简练准确，它道出了文化的普遍表象和文化对人生、社会的作用意义，文化对良好的社会秩序的保护和推进。但这个结论又抽象了点，让大多数人读来有点费神。
记得读过一篇短文，文中说，谈论探讨文化，不能少了“敬畏”二字。一个人坐在家里，走在路上，忙在办公室里，时刻都躲不开“敬畏”的“陪伴”，什么需要尊之敬之以待，什么需要责之斥之以处；什么可以坦坦荡荡去做，什么则绝对不可越轨而为；这就是文化的表现和意义。从文化的功用看，制约人进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是文化的首要作用意义。这与前文探讨中儒学的“礼”相似，“礼以节人”，节人即制约引导也。除此，激励、陶冶、愉悦，也属文化的作用意义。
时光悠悠，世事匆匆，未来永远在召唤我们努力前行。做人难，做个优秀的人更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远在3000多年前的古人就给我们讲明了如何积极应对现实世界的人生态度。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财富，需要我们永远继承，永远醒之勉之，永远践行之。
借事议理，借往鉴今。点问题寻求反思，找缺失意在重建，而非“只见阴影不谈阳光”。一孔之见，难有不偏；只为交流，只为文化，只求促进。振兴发展，是为一份之力也。
2011年11月29日
主要参考文献：
①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②司马迁《史记》（韩兆琦主译，中华书局出版）
③《报刊文摘》（解放日报社编辑，2011年版）
④《司马迁与〈史记〉百题解答》（吉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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