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曲阜之旅
公元前126年，沂河清澈如练，自曲阜城南自东往西缓缓流过。一位二十岁的陕西青年，渡过孔子及弟子曾经“浴乎”的小河，踏入鲁国故地的核心。他不是为仕途而来，亦非为游山玩水，而是怀揣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求知渴望——要亲眼看看那位倾心已久的孔子，究竟生活在怎样的天地时空中。
这位青年，就是司马迁。
二十壮游
曲阜，是司马迁人生征程中第一次远游的重要驿站。当时，他正当盛壮之年，心怀凌云壮志，这次远游也被后世历史学家称为“二十壮游”。
古代旅行，交通不便，困难重重。司马迁壮游是经过深思熟虑和长期准备的。《太史公自序》也郑重其事，并作了特别醒目的记载：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司马迁简要勾勒出自己的行程轨迹，这背后是他不满足于简牍所载知识的拘束。他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到广阔社会中实地考察，接触大一统的壮丽河山和四方之民的生活习俗，了解和搜求古代和近现代的历史传说故事及各种史料。《太史公自序》称之为“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称之为“宦学之游”，是十分精当的。
司马迁这次壮游，是在父亲司马谈决策和指导下进行的，也是父亲对儿子的“成人礼”考验。
司马迁见到的曲阜，早已不是春秋末年那个礼崩乐坏、诸侯纷争的小城。此时，孔子去世已近四百年，他的精神却如泗水之流，绵延不绝。在城东南五百步处，双石阙静静矗立，当地人仍称此地为“阙里”——那是孔子幼年所居之地，也是他思想萌发的原点。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自己的考察：“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馀室，因命曰孔里。”
最初对孔子的祭祀，是弟子与乡人于孔子旧宅设堂奉祀，藏其衣冠、琴、车、书，岁时致祭。这并非朝廷敕建的国家祠庙，而是一座朴素的家庙，带着人间烟火气与师生情谊的温度。
司马迁来到这里时，阙里孔庙已历经扩建，仍保留着那份源于民间的庄重与亲切。他缓步走入庙堂，目光落在陈列的车服礼器上——那辆轺车虽非原物，却依古制复原；那些漆豆、玉圭、编钟，皆按《周礼》陈设。更令他动容的是，庭院中一群儒生正依时习礼，演练“乡射之礼”。三人一组，执弓揖让，进退有度，箭矢离弦，落靶无声。礼乐之声，不绝于耳。
此前，司马迁读孔子的书，知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读《春秋》，感其“微言大义，拨乱反正”。但他始终困惑：这样一个布衣之人，何以能“传十余世，学者宗之”？何以能让“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
司马迁向当地宿儒请教，听他们讲述孔子如何在陈蔡之间“绝粮七日”，如何在宋国遭桓魋伐树，如何在鲁国摄行相事而诛少正卯。这些故事不见于官方史册，却在闾巷间口耳相传，真实鲜活，历数百年而不绝。司马迁还参与乡射之礼，在躬身实践之中，体会“礼”不仅是仪式，更是秩序、是修养、是人与人之间的敬意。
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司马迁一直“想见其为人”，在踏入阙里一刻，孔子活了。他一直在寻找的答案，深深扎根这片土地，以致他会恭敬地徘徊流连，久久不忍离去。
这种体验，逐渐改变了司马迁对儒家的理解。世人常将儒家视为迂腐守旧的代名词，司马迁则看到另一种面貌：秦末天下大乱，鲁国儒生怀抱孔子礼器，毅然加入陈胜起义军；汉高祖刘邦举兵围鲁，城中弦歌不辍，讲习礼乐如常。背后隐藏着一条逻辑的河流：儒家并非一味顺从权力，而是在乱世中坚守文明底线，在危难中维系人心秩序。
就连最初对儒学十分厌恶的刘邦，也不得不借助尊孔重儒，来推行维护礼法，以更好巩固其统治。刘邦曾“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溺其中”，而后他将祭孔置于重要地位，不仅祭祀孔子，还封孔子的九代孙孔腾（孔鲋之弟）为“奉祀君”，专主孔子祭祀事宜，开孔子后裔以专职奉祀受封之始。
刘邦对儒学，为何会有如此大的转向？究其原因是政治与文化的双重考量。刘邦建汉时，礼仪废弛，儒学地位跌入谷底。此后，刘邦令儒生叔孙通制定礼法，而鲁地儒生不满：“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
儒生并非藐视皇权，而是坚持一个信念：真正的礼乐，不能建立在流血牺牲之上；文明的复兴，必须始于对人的尊重与对德政的践行。刘邦以最高太牢礼祭孔，无疑是借助尊孔重儒来推行维护礼法，以更好巩固其统治。这在客观上将孔子祭祀与政治相关联，为后来董仲舒“天人感应”“屈君伸天”的理论埋下伏笔，也暗中铸造着中国士人“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精神传统。
纵横古今后，司马迁在曲阜喟叹：“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这离不开孔子身体力行的教化。要知道，孔子在陈国时，曾感叹：“回去！回去！我家乡的那些年轻人志向远大、才华横溢，文章颇具文采，却还不懂得如何裁正和引导啊！”
只要还未到家，旅行就未结束；在司马迁这儿，文字落在青简上，旅行才算结束。他在钩沉20岁的记忆时，在《孔子世家》结尾写下那段千古名赞：“《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祗回留之，不能去云”，道尽了这位青年对孔子最深的敬意。他在时空隧道中，遇到一个会叹息、愤怒，会为理想碰壁，却始终不改其志的孔子。
由此，司马迁没有将孔子供上神坛。他笔下的孔子，是“累累若丧家之狗”的落魄者，是“删《诗》《书》，定礼乐”的文化整理者，更是“诲人不倦”的教育家。这种返真，正源于他在阙里的驻足与沉思。
知其不可而为之
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以“礼”为线索叙述孔子一生行迹。孔子幼年时“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年少好礼”，“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还曾和南宫敬叔“适周问礼”。齐景公问政，他答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讲的是礼。
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对孔子的敬重，并非盲目崇拜。他洞悉的刘邦已降的政治策略——借尊孔以重建礼法，借儒术以巩固统治。饶是如此，他并未因此贬低孔子的价值，反而更清醒地看到：孔子之道不朽，不在帝王加封，而在“学者宗之”的民间认同。
历史仿佛有轮回。司马迁对孔子思想、精神的体悟、追随，恰恰帮他看穿了后面随汉武帝刘彻多次到泰山封禅的幻象。孔子“敬鬼神而远之”，重人事、轻怪力乱神。司马迁虽未明言，但行文处处可见这一精神底色——他记录祥瑞，也揭露骗局；承认仪式的政治功能，却不肯为其背书。
离开曲阜后，司马迁继续南下薛城。在那里，他目睹孟尝君封邑“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齐鲁温雅之风判若云泥。这一对比，更让他体会到孔子推行礼乐教化的深远意义——文化的力量，可以塑造一方水土的民风。
此次壮游的尾声，司马迁被困厄鄱、薛、彭城，也许如圣人孔子之断粮，也许是病困，也许是受劫持，总之他经历了艰辛与危险，可是这并没有挫折他的游历热情，仍然兴致勃勃地继续考察、访问。
三十多年后，当司马迁忍辱著《史记》，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中坚持书写历史时，他不会忘记在曲阜的点滴。司马迁心中的孔子，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标签——“知其不可而为之”，这需要一股逆流而上的精神动能。正是这股精神，才使得孔子在政治理想破灭以后，仍不甘心于沉寂无闻，发愤致力传承文化薪火。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真精神，可以说是司马迁与孔子在人格和个性上的契合点。孔子“厄于陈蔡而不改其志”，他自己“幽于缧绁而发愤著书”，甚至以更为恢宏的气魄，吸收孔子学说和六艺经传的精华，效法孔子精神，继《春秋》作《史记》。司马迁是继孟子之后，又一个取得重大成就的孔子私淑弟子，发扬光大孔子的“春秋历史学”。两人虽隔四百年，却遥遥相望。
由此，曲阜游历，司马迁身虽孤，心不孤。（卢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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