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5年,中国要实现教育强国目标。官方文件、学术会议、学校规划里,这个词出现频率极高。但很少有人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教育强国的“强”,标准是什么?
如果标准是PISA排名、SCI论文数量、世界大学排行榜的位置,那我们已经很强了——或者说,我们一直在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的身高。但如果“强”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能否培养出对自己的文化有深刻理解、能在世界舞台上自信表达、能创造性地解决本土问题的人——那我们还有很多功课要做,其中最大的一门功课,叫“回归”。
第一个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中国建筑师王澍,说了一段值得所有教育者认真反思的话:“很多中国建筑师都害怕赶不上国际潮流,所以拼命追赶。但真正的流行是在自己的文化领域原生出来的东西。所以,如果坚持按照本国的文化去做,反而容易被世界理解。”
这段话恰好回答了教育领域同样的问题:我们追了太久,追得忘了自己脚下还有路。
一、追了百年的“赶超”,该停了
中国现代教育体系建立于近代救亡图存的焦虑之中。那是一个“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时代,我们不得不学别人的制度、别人的学科框架、别人的教育模式。这种追赶,在当时是必要的。但问题在于:一百年过去了,我们还在追。
追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的语文课本用西方的体裁分类法切割自己的文章传统;我们的文学教育用西方的“纯文学”标准剪裁自己的文脉;我们的语言教学用西方的语法框架分析自己的母语。我们以为自己在“现代化”,实际上我们是在“脱根化”——把教育从自己文明的土地上拔起来,移植到别人的土壤里。
教育强国不是追出来的,是长出来的。王澍的作品之所以被世界看见,不是因为他模仿了谁,而是因为他用自己的语言说出了自己的理解。教育也是一样。
二、回到哪里:不是回到“古代”,是回到“根”
一说到“回归传统”,很多人会紧张——是不是要让学生穿汉服、背《弟子规》、行跪拜礼?是不是要废除数理化、只读四书五经?
这是对“回归”最大的误解。王澍的建筑不是把古代的木头房子原样复制到现代城市里,而是把中国传统建筑的空间智慧、材料感知、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深层的东西,用现代的建筑语言重新表达出来。他回归的不是“古代的样子”,而是“传统的灵魂”。
教育要回归的,是孔子孟子的教育精神。
孔子教育的核心是什么?是“学以成人”。 学习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找工作,是为了成为一个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有判断力的人,一个能在复杂世界中安顿自己的人。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学是为了自己的成长,不是为了取悦别人。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每一个人都有成为完人的可能,教育的作用就是把这个可能变成现实。
孔子教育的方法是什么?是“因材施教”。 同一个问题,冉有问,孔子说“闻斯行之”;子路问,孔子说“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为什么?因为冉有性格退缩,所以要鼓励他;子路性格冲动,所以要约束他。教育不是把同一套标准答案塞进每一个脑袋,而是根据每一个人的特点,帮助他成为最好的自己。
孔子教育的目标是什么?是“知行合一”。 学到的道理要在生活中实践。“学而时习之”的“习”,不是复习,是实践——把你学到的道理在真实的生活中反复操练,直到它变成你的本能。
这就是教育要“回到”的地方。不是回到古代的物质条件,而是回到这套教育的底层逻辑:学以成人、因材施教、知行合一。
三、如何回:从“怎么改”到“怎么长”
方向明确了,接下来是路径。我们具体怎么走?
第一,语文教育要回到“文”的传统,而不是“文学”的框子。
当前语文教育的核心问题,是拿西方“纯文学”的筐装中国的“文”。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这个四分法,不是中国的传统分类,是百年前从西方搬来的。中国传统的“文”,包括奏议、书信、碑志、序跋、策论——它们的功能不是“审美”,而是“经世”。
语文教育要做的事情不是“教体裁”,而是“教文脉”。让学生知道:一篇文章写出来,是为了影响人、说服人、感动人、办成事。它不是在“创作文学作品”,它是在“完成一件事”。当我们的语文课从“分析文章属于什么体裁”回到“理解这篇文章在什么处境下、为了什么人、解决什么事而写”,课堂就能重新接通中国“文”的血脉。
这不需要推翻现有教材,只需要改变提问方式。韩愈《师说》不止是“议论文”,更是一篇“卫道”的宣言。范仲淹《岳阳楼记》不止是“写景抒情散文”,更是一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格宣言。学生需要知道的不只是“怎么读”,更是“为什么写”。回到这个层面,文气就回来了,生命感就回来了,语文课就不会那么无聊。
第二,教师培养要回到“通人”传统,而不是“专科”训练。
当前的师范教育,培养的是“语文教师”“数学教师”“英语教师”——分科越分越细,视野越收越窄。一位教师只管自己这一科,不关心学生的整体成长。孔子教人,不教“语文”,他教的是“做人”。子游、子夏学文学,冉有、子路学政事,公西华学礼仪——孔子不是分科教师,他是在帮每一个学生找到自己的路。
教育强国的根基,不在“更好的分科教学”,而在“更完整的教师人格”。我们需要的教师,是能看见完整的人的人——不只是看见学生的分数,还看见他的困惑、他的天赋、他的挣扎。我们需要的师范教育,不只是训练“如何教好这一科”,还要涵养“如何看待人的成长”。
第三,评价体系要回到“成长导向”,而不是“选拔导向”。
考试不是不能有,问题在于考试变成了教育的唯一目的。孔子说“君子不器”——人不该被当作工具使用。但我们的考试制度,恰恰把人当成了“得分工具”。教育变成了“争分数”的竞技场,而不是“成为人”的过程。已经给大批学生造成了心理创伤,这比任何考试失利都更值得被看见和疗愈。
改变不能一蹴而就,但可以一步一步来。从增加“成长档案”式的过程评价开始,让学生在学期末不只是得到一个分数,还能看到自己这半年里读过了什么、写过了什么、在哪些问题上有了新的理解。让教师有机会写下“这个学生这学期有进步的地方”而不只是“得分多少”。让家长能看到孩子成长的过程,而不只是排名的变化。这些看似微小的调整,能让“评价”从筛选工具变成激励工具,从终点变成新的起点。
四、王澍的一堂建筑课,也是教育课
王澍的获奖,不是个人的成功,而是一个信号:当一个人真正回到自己的文化根脉,他不仅不会被世界忽视,反而会被世界看见。
他在普利兹克奖的答谢辞中说:“我是一名中国建筑师,但我不只是在为中国工作。我在为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建筑观念工作——这种观念认为建筑应该扎根于场所、历史和文化,而不是悬浮在空中的风格符号。”这句话换一个主语,同样成立:“我是一名中国教师,但我不只是在为中国教书。我在为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教育观念工作——这种观念认为教育应该扎根于学生的生命、本国的文化、真实的社会,而不是悬浮在空中的分数和排名。”
结语
2035年,不是一个“交卷”的年份,更不是一个用来完成指标的节点——它是一个提醒:我们已经追了一百年,该停下来想一想:我们的教育,有没有让学生更加亲近自己的文化?有没有让他们更有勇气成为自己?有没有让他们在走出校门之后,知道怎么面对人生的复杂、怎么安顿自己的内心?
孔子说:“温故而知新。”不是“温故”排斥“知新”,而是只有真正“温”过自己的故,才知道什么“新”值得“知”。教育强国的路,不在远方,在我们脚下。那条路的起点,不在追赶,在回归。
王澍的实践证明了一件事:当一个人用自己的语言说出自己的理解时,世界不仅听得懂,而且会停下来认真听。教育也是一样——我们不需要变成别人才能被认可。我们只需要回到自己,站稳了,再出发。
作者简介:
冯彬,“邹鲁文明”文化概念首倡者,邹鲁圣地孔孟故里人,1963年5月出生于山东邹城,1982年毕业于济宁师专中文系,现为济宁市孔子文化传播促进会副会长、济宁市研学游协会特聘专家、山东省尼山书院首批讲师、济宁市乡村儒学讲堂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