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衍圣公府 （孔府）是孔子嫡裔世代居住的贵族府第。多少年来，府内存留的一些文书、档案，因其独特的内涵和丰富的数量而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这批国内最丰富的私家档案中的原始资料，不仅记下了一个典型封建贵族府第的兴衰史，也可从各个方面体现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真实情况，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生动、可靠的资料，早已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曲阜孔府前上房中堂内景
民国八年（1919年），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岳父陶士軻在北京逝世，孔令贻急赴北京参加丧礼。
抵京后的第三日，孔令贻忽患背疽，病在床上。据随行的府医刘梦赢分析，孔令贻性情急躁，多思多虑，平日在府内饮酒过量。此次突发“背疽”系酒毒所致。为了使孔令贻的病情早日好起来，夫人陶氏还延请北京名医为其医治。几天后，病势大见好转。《孔府档案·公爷方》中这样写道：“今诊脉象虽弱，而渐有力，三旬为吉兆。以下疮势而论，三日内大痂而落，十日新肌可以长平。”
孰料，孔令贻病情突然恶化，右肋又发生一巨症，名为“下马痈”，形状色红，根盘大如三寸碟，坚硬。医生们对如此症状，均感缩手无策。
孔令贻自觉将不久于人世，弥留之际让他牵肠挂肚的还是子嗣问题，毕竟这关系到世职的承袭！病间，由他口述，别人代笔，给大总统及逊帝溥仪各上一份遗呈，表明了自己故后的安排和愿望。给大总统的遗呈中这样写道： “公爵按旧制由宗子世袭，报经地方行政长官，呈由内务部核请承袭，等语。令贻年近五旬，尚无子嗣。幸今年侧室王氏怀孕，现已五月有余，倘可生男，自当嗣为衍圣公，以符定例；如或生女，再当由族众共同酌议相当承继之人，以重宗祀。” （《孔府档案》六九五0）给逊帝溥仪的奏折内容大致相同。
1919年11月8日，孔令贻在北京太仆寺街的官邸逝世。尸体先停灵于太仆寺街衍圣公府，在京开吊时，大总统徐世昌派王达前往致祭。为表示优礼圣裔之至意，国务总理靳云鹏签署了大总统徐世昌的指令，从优议恤，给予治丧费三千元；灵柩回籍时，命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清逊帝溥仪对孔令贻之死轸惜殊深，加恩由清室广储司发给恤典赏银五百元作为丧葬费用，以示笃念对圣裔之至意，同时派官致祭。
1919年12月18日，孔令贻灵柩在全副仪卫前导，翼兵、营兵护送，以及京师各区警士沿途照料下，出太仆寺街衍圣公府，走顺治门，经骡马?大街、珠?口，前门大街直至东车站，抬上专派花车，陶夫人及其他家属随行。
孔令贻逝世前给大总统的呈文中，提到侧室王氏已怀孕五月，倘若生男则当继承公爵封号。内务府要求孔府就关于王宝翠是否确实怀孕一事开具一系列证明，呈报省长公署转部备案，若事情属实，孔令贻的呈文即可照准。
《孔府档案·故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遗腹子德成诞生经过情形》中载有以下人物出具的呈保书：
衍圣公府家人赵庆出具的证明说：“原具呈人衍圣公府家人赵庆，年三十八岁，山东历城县人，住太仆寺街门牌号衍圣公府。……家主既无子嗣，惟庶主母王氏怀妊五月，奉家主遗嘱，如庶主母生男即以承袭衍圣公，生女另由合族选择相当承继之人。”
孔庭族长孔兴环出具的证明说：“宗子衍圣公孔令贻于十一月八日在京病故，已由家人赵庆呈请钧署报部在案，其侧室王宝翠怀孕五月有余，自应由兴环合同邻佑出结证明，事关圣祖宗祀，理应格外慎重，兹复延请中医、德医详加诊察，咸称实系怀孕，并无其他病症，当由兴环同出具证书，分呈备案，再拟俟其临产时邀集宗子近支各女眷前往监护，以杜流言。”
另外，孔氏族人孔祥棣、孔令照、孔令誉、孔令侯、孔德礒，还有曲阜的周公后裔、颜子后裔等各方人士都一一出具了证明。
虽然各方人士都出具了证明，但衍圣公继承权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王姨太若生男孩尚且好说，若生女孩，一场围绕衍圣公继承权而产生的争斗便不可避免。
此时，曲阜的孔氏族人已然展开了了一场紧张而激烈的争嗣战。甚至于孔氏南宗，以及汶上、菏泽等地孔氏族人也纷纷赶来，各不相让。后经过官方斡旋调解，最后达成协议：如若王姨太生女孩，衍圣公的继承权则由最近支五凝堂的孔德礒继承。显而易见，王姨太若生女孩，对陶氏夫人来讲，那处境就会更加可怕：她的主人地位也要就此结束，她必须要在新的衍圣公入主孔府之前，率孔令贻所遗的王、丰两妾及两位小姐移出孔府——
正月初四日，王姨太临产。
产房设在孔府内宅院的前堂楼内。而在产房前的前上房内，就停放着孔令贻的灵柩。为了确保生产不出意外，负责接生的除中国医生外，还有外国医生，另外还请来一位颇有名气的接生婆，她就是孔府当差陈占魁的母亲。为了防止有人偷换婴儿，北洋政府军队包围了产房。府内各处设岗，还有一位将军在孔府内宅坐镇。各路监产人员也齐集孔府，有省里派来的官员，有颜、曾、孟三氏五经博士后裔，有宗族近支中的老太太们。为了迎接这个特殊小生命的到来，孔府的所有门户都打开了，从内宅门一直开到孔府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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