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自元代始经过山东,开创了南北大运河的新的历史时期。而元代运河究竟是如何开通的?又是谁规划设计的呢?
有论作称:“郭守敬是京杭大运河的总设计师”“是京杭大运河之父”“京杭大运河线路的真正设计或规划者便是郭守敬。通过对隋唐大运河的截弯取直,京杭之间缩短行程近800公里,初步奠定了元代迄今京杭大运河的走向和格局”等,问题是元代京杭大运河是由一人规划设计的吗?有一个“总设计师”吗?
元代京杭大运河的贯通,最关键的是山东段,而具有决定性的成因和枢纽又在济宁。济宁段运河的开通,是由其特殊的客观条件决定的,又是因不同时期的需要而分别多次开挖而成的,有其过程并非一时一人之功。
济宁地处鲁中丘陵地带的西南余脉,其地势北高南低。在古代,泰莱丘陵地带有大量的泉水,它们汇流成河,形成汶、泗诸水,顺势流来济宁地区,并由此分流南北。丰富的水源和特殊的地势,成为南北运河在此贯通的客观条件。
济宁地区的中心在任城。自古以来任城东西两边就分别存在两条水道,其东是以宁阳县的泉水为源而形成的洸河,南流于任城东,与源于兖州县的泉水而流来的济河(后亦称府河)汇合,折由城南向南,至鲁桥入泗河;其西是以汶上县东北部的诸泉为源,并汇聚了汶上、宁阳等地的大量坡水而形成的河流,经南旺向南流于济宁西的耐涝坡(安居一带),此流在宋代就有长沟河等。该水道由耐涝坡继续向南流于鱼台县塌场口(今南阳镇南调嘴村附近)入泗河。东西两边的水道都由北向南流入泗河,把任城夹在中间。因此任城自古就有水路向南通于泗淮。至少在唐代就曾开挖了任城至鲁桥这段古运河,从济宁行舟经泗河直达徐州和江淮一带。当时的鲁桥就是一个水陆要道和重镇。而城西自耐涝坡至塌场口的水路亦早有通舟的历史记载。
早在蒙古人统一中国之前,为了向南输送军需物资以支援对南宋的战争,于元献宗七年(1257年),就重新开通了济宁之南的航道,为此在奉符(今泰安)筑堽城坝,遏汶水南流入洸,至任城合泗水(府河),南流以济饷运。
元世祖忽必烈定都燕京之后,为了加强对南方各省的政治经济统治,尤其是将江南各省的税粮、物贡等运到大都,特别需要创建一条南北的通道。在其开始主要靠海上运输,但海运的风险和损耗量很大,漕粮每年春夏二运上百万石,往往至京师的只有八九十万石。因此极力探索开通内河运输的渠道。起初,“运粮则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陆运至淇门,入御河,以达于京”。但此路水陆转输迂曲,劳费不赀,因此元世祖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开始谕决“穿济州漕渠”,改运道于山东。
实际上在济州漕渠开挖之前,就有元朝将领、河西党项贵族、尚膳院院事来阿八赤(又作阿八失)先开了一条人工河。至元十四年,其下属机构尚珍署来济州实施屯田,为了转运“济宁等处田土子粒”的需要,于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开挖了一条运河。这条河道起止于何处,流经哪里,不得而知,但可大体确认就在济宁之北经过南旺到安民山一带。至元十九年,元世祖命兵部尚书奥鲁赤(又作李奥鲁赤)主持开挖济州河,奥鲁赤经过戡察,就利用了这条现成的河道,并对其进行了延展,使之与原来济宁之南到鲁桥泗河的一段河道相连接。所以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到至元二十年就将新河挖成。济州河开挖所占用的土地就包括阿八失屯田之地。“阿八失所开河,经济州,而其地又有一河,傍有民田,开之甚便。……若开此河,阿八失所管一方屯田,宜移之他处,不阻水势。世祖令移之”。济州河从任城向西至耐涝坡北行,经长沟、南旺、开河、袁口至须城(即东平县)安民山(即小安山,今属梁山县)之南,全长二百多里。安民山南是古济水与汶水会合之处,向北即名大清河。此渠开通之后,江浙漕船从长江入淮河,先后溯淮河、黄河、泗河北上,通过济州河,至安民山入大清河,直达利津入海,然后浮海到达天津直沽,进京。从而开通了一条从江南至利津两千多里的内河航道,这为整个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奠定了基础。
依据当时的客观条件,其实济州河的线路还当有其他方案可选:其一是从鲁桥泗河沿元献宗七年开挖的运河,过州城东循洸河北行,至宁阳县堽城入汶河,然后循汶河西行,至东平州城(故)之南再向西开河,入大清河北上利津。这条线路完全利用汶水行运,从水源上看更加充分,若从后来发生的情况看,最大的优越性是能够減少黄河的冲犯。其二是由南旺线路至耐涝坡一直向南,至鱼台塌场口入泗河。若单从通漕方面考虑,这条线路显然更为顺直。但其最大问题是远离州城,约二十里。当时的设计者最终选择了南旺线路,其意图显然是看中了阿八失所开的这段河道,十分现成。但是至耐涝坡处不再径直向南,而是折向东开河,有意绕到州城,入洸河,然后依原段运河向南至鲁桥入泗河,拐了一个“之”字弯。为了控制水量,并于洸河口建了会源闸等。其路显然迂曲,但出于当时的情况,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全面稳妥的考虑。济州河作为元运河的前期工程,对于整个京杭大运河的贯通具有决定性意义。然而这条河的开通,究竟与郭守敬有多大关系呢?
郭守敬(1231—1316),河北邢台人,是元代著名科学家、发明家,其在天文历法、水利、地理、数算等多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元初,他以对河北省的河流治理和宁夏地区水利建设的卓越见解,以及工程实施的突出成就,深得元世组忽必烈的器重,于至元二年(1265年)被任命为都水少监,五年后又升任为都水监,主管全国的水利事务。但郭守敬对整个京杭大运河线路的设计规划,尤其是在对山东运河开挖中的作用,却少有记载。据《元史·郭守敬列传》所记,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廷为支持丞相伯颜的南征,打算建立水运站,曾“命守敬行视河北、山东可通舟者”。但郭守敬是怎样行视的,提出了什么方案,其与运河的开掘有什么关系?并没有文献说明。而实际上,到次年即至元十三年,当江南平定,元世祖谕决开济州河时,郭守敬即被任命为制定天文历法的政事,投入到对南北天象的观测、编修新历法、制作一系列天文观测仪器等繁忙政务中,并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被任命为同知太史院事,直到至元二十八年。在此期间,他在天文观测、新历法编制等方面作出了卓著贡献,如编制出了我国古代最先进、施行最久的历法《授时历》等,但并无涉治河都水之事。而这期间也正是阿八失、奥鲁赤等先后主持开挖济州河之时,无任何文献记载说明郭守敬对于济州河线路和工程实施有何奏议和设计。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会通河的开通是京杭大运河南北贯通的标志。该渠自安民山至临清全长250里,渠开以后,江南漕船从济州河通过会通河到临清入卫河,然后经德州、天津直到通州。基本实现了京杭之间全程的水运贯通。据《明史》等文献记载,会通河的开挖,是在济州河北端的东阿至临清陆路运输发生了严重艰阻、致使元廷不得不于至元二十四年“罢东平河(指济州河)运粮”的情况下,在寿张县尹韩仲晖与太史院令史边源相继建议、禀奏下由元帝谕决的。并由都漕运副使马之贞与边源现场勘察,绘制了开河施工图。整个工程由断事官忙哥速儿、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郎中李处巽等董其事。其中没有郭守敬策划和主持的记载。
在会通河开成之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郭守敬重被任命为都水监,并于次年主持修治了通州至元大都的运河,即通惠河,一年后完工,使漕粮可以直运京城,为漕运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后他又受任为昭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事。通惠河全长40里,其作用虽然重要,但与整个3500多里的京杭大运河比较,不能视之为具有决定性的地位。把通惠河的设计主持者视为京杭大运河的设计主持者是言过其实的。
从整个元代运河的开掘历程来看,是在不同阶段由多人主持实施的,是一步一步形成的。其线路也是经过了几次变化、修改,先后有多人参与规划和设计,而并非始终依照某一种规划或由一人设计而成。“对隋唐大运河截弯取直”“弃弓走弦”的说法,应是后人对元运河的一种评判。元代距隋唐,中隔五代、宋、金,时隔370多年,期间旧京杭运河早已废弃,当时元人开挖新河,经过山东,完全面对的是当前的实际需要和客观情况,而并无与隋唐运河相论比的主观意识。不可能有“对隋唐大运河截弯取直”“弃弓走弦”的先验之见。“截弯取直”“弃弓走弦”诚然是对其客观结果的一种的评论,但如果以此作为开挖运河的一种设计理念加于古人,是无有根据的。大运河的开通包含着众多的官员、专家和民众的杰出贡献,实为群体的智慧,最根本的还在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