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水利工程，在四川都江堰市城西，是公元前256年秦昭襄工践位期间，郡守李冰率领蜀地各族人民创建了这项彪炳史册、千古不朽的水利工程，以其历史跨度长、工程规模大、科技含量高、灌区范围广、社会经济效益显著的特点享誉中外、名播遐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都江堰是世界水利史上的璀灿明珠。
都江堰是中华民族智慧文明、科学创造的结晶，它由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进水口三大部分构成，三大主体工程相互依赖，功能互补，巧妙配合，浑然一体，形成布局合理的系统工程，联合发挥分流分沙、泄洪排沙、引水疏沙的重要作用，使其枯水不缺，洪水不淹，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消除了水患，使川西平原成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都江堰是一个科学、完整、极富发展潜力的庞大的水利工程体系，是巧夺天工、造福当代、惠泽未来的水利工程。
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科学奥妙之处，集中反映在三大工程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大系统，形成无坝限量引水，并在岷江不同水量情况下的分洪除沙、引水灌溉的能力，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1872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称赞“都江堰灌溉方法之完善，世界各地无与伦比”。两千多年前，都江堰取得这样伟大的科学成就，至今仍是世界水利工程的最佳作品。
京杭运河之上，位于济宁城北的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与科学、完整、系统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一样，从筑坝拦水、开河引水、勘泉补水、水柜蓄水排水，到鱼嘴南北自动分水、建闸调节控制水源，形成了一个十分完整、缜密、科学的系统工程，是我国京杭大运河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大运河工程史上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最终治好了济宁河段“心脏供血不足”的症状，使京杭大运河水源不足、地形高差大、管理不方便等问题得以解决，实现了近古沟通全国南北大动脉——京杭大运河真正意义上的南北贯通和五六百年的航运畅通。李冰父子巧妙构思，用最简单的办法、最少的工程量构筑的“都江堰”，造就了一个“天府之国”，至今仍灌溉着成都平原百万亩土地，是“功在当代，利在未来”的千秋伟业；而宋礼、白英为“治运”创设的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不仅急当时漕运之所急，促进了南北方物资、人文的沟通和交流，同时也把这片北国黄泛平原变为鱼米之乡。因此，南旺分水枢纽工程被许多水利专家誉称为“北方都江堰”。
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在地理选置优越、合理，工程布置适合自然规律，各项工程相得益彰、相互制约、相辅相成，联合发挥引水、分水、处理沙石的重要作用诸方面，都有着与都江堰水利工程许多的相似之处。地理选置方面，引水济运地址选择在京杭大运河全线制高点的南旺。此地海拔高程39米，史载，比北边的临清高90尺、比南边的沽头高116尺。实际相差10余米，纠正了元代引汶、洸、泗、府“四水”于济宁天井闸分流济运的弊病。济宁天井闸高程比南旺低约三米，北分的水量少，仍不能满足漕船通行。戴村坝的选址，也是非常优越与合理的。工程布置方面，譬如，因地制宜，乘势利导，利用大汶河旧支流，开凿戴村坝到南旺分水口的小汶河，走高趋低，利用高差，使汶水依地势水性顺势而为，自流到大运河中。充分借助水体的自然之工，这同都江堰的建造原理是完全一致的。在各项工程相辅相成、联合发挥作用方面，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几乎达到了极致。首先筑戴村坝拦截汶水，然后开挖小汶河引汶水至南旺分水口，接下来收集疏导汶上县东北各山泉汇入泉河至分水口补充水源，最后在小汶河入运处建分水鱼嘴南北分水，以及水柜、闸与斗门等项工程的创设，各项工程相得益彰，从而达到南接淮黄、北通漳卫的“引汶济运”之功效，确保了山东运河的水源充足和京杭运河全线的漕运畅通。
我们不妨循着历史的足迹，去考量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在上述几方面巨大的水利科技贡献。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在河南原武县决口，水漫东平湖，造成运河大部淤塞，济宁至临清段船不能通行。明永乐九年（1411年），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上书朝廷，说旧会通河淤塞者有三分之一，竣而通之，并非只是缓解山东之民转输之劳，也是国家无穷之利。明成祖朱棣采纳了他的建议，命工部尚书宋礼、刑部侍郎金纯、都督同知周长疏浚会通河。宋礼征调济南、兖州、青州等地民工16.5万余人，将济宁至临清近二百公里的会通河全面疏浚。河深一丈三尺，宽三丈二尺。其中汶上袁家口至寿张沙湾一段，废弃元代旧河，东移10公里另开新河，南北两端接旧河。重开会通河后，河道水源不足，宋礼虑有杀头之罪，日不能食，夜不能寐，乃“布衣微服，至汶上城东北，访白英与彩山之阳”。白英见其态度虔诚，便根据自己十多年时间掌握的汶上、东平、宁阳、兖州、泰安等二十多个县州的地形水势，提出了“借水行舟，引汶济运，挖诸泉，修水柜”的建议。宋礼欣然采纳，并邀请白英共建这一工程。这便是创建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时代背景。
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包括修筑戴村坝，开凿小汶河，创建南旺分水鱼嘴、设置水柜、建闸与陡门调节水量等项。
修筑戴村坝。戴村坝，位于东平县刘家所至南城子村之间的大汶河内，初建于明永乐九年（1411年），为土坝，自右岸老汇河口至左岸的小汶河口“长五里十三步”，约2883米。万历元年（1573年），总理河道万恭在土坝南段垒石为滩，以防土坝冲刷。万历十七年（1589年），总理河道潘季驯主持改石滩为砌石溢流坝。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汶水大发，尚书舒应龙主持，又在此坝两端各接修一石坝。至此溢流石坝有三处，北名玲珑坝，中称乱石坝，南为滚水坝。坝石垒砌采用铁扣束腰法，增强了坝体的抵抗力。清朝又屡次加修和改建，改名北部叫三合土坝，中部叫太皇堤，南部叫滚水坝。新中国成立后也进行了三次大整修。目前，戴村坝长2218米，从南向北来说，南坝头土堤长501米，滚水三石坝长432.15米，窦公堤长949.85米，坎河口石坝长262.5米，北坝头土堤长72.5米。
戴村坝是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中的重点工程，坝址选定、坝形设计科学合理。汶水原是从戴村向西流入大清河，尔后注入东平湖。汶水的戴村这一段，两岸有松山、龙山相峙，河道稳定，距南旺镇比较近，地表差为13米，是一个较理想的引水制高点。所建戴村坝东北-西南向，为流水的中泓河槽大致成35°的夹角，引水角度非常有利。戴村坝初建时为土坝，并留下河床更高的坎河入口处不筑坝，作为溢洪道，以便大水时溢洪分流，枯水时用刮水板作一沙坝，迫使汶河水全部向南流入南旺，妥善地解决了拦汶、冲沙、溢洪、引水几者之间相互矛盾的问题。戴村坝略呈弓形，弓背迎水，以减轻大坝压力。大坝由三段组成，南段为“滚水”“乱石”和“玲珑”三座石坝，中段称太皇堤，最北为三合土坝，三位一体，相辅相成。三座相连的石坝高程不一，随着汶水水位的升降，三坝先后漫水或停止漫水，以调节入运的水量。特大洪水到来时，三合土坝自行漫水，泄洪保坝。太皇堤则既能帮助三合土坝泄洪，又能正面迎水、保护主坝。
开凿小汶河。小汶河原属汶河下游的一个岔流，分流口在今汶上县的四汶集。这条河在后唐以来已逐渐淤塞，宋礼、白英引汶济运时，利用这些废河加以连通并引至南旺，名为小汶河。小汶河的设计施工，既解决了地面高差大造成冲刷河床的问题，又较好地解决了当地泥沙淤积河道的问题。从戴村坝到南旺直线距离只有38公里，而地表高差悬殊，在开挖小汶河中，充分利用部分原有河道，依地形高低开凿出有着八十多个大小弯儿的河道，将汶水蜿蜒引至南旺入运，弯曲后河床总长度达70公里。明朝中后期又配套设置了防洪排洪工程，包括小汶河两岸的东西大堤及泄水斗门等。
建南旺分水口。号称“水脊”的南旺，是运河全线的至高点。由戴村坝截拦的汶河水，经小汶河达南旺而流入运河，为调节入运之水的南北流量，便于此至高点建造了一个科学而合理的分水口，被后人称之为“龙王分水”。该分水的建造，先是在小汶河与运河交汇处的丁字口的对岸，筑砌一道近三百米的石护坡，以消减汶水急流的冲击；而后在河底部建造了一个鱼脊状的石拨即“鱼嘴”，以石拨将汶水分流南北。改变石拨的形状、方向和位置即可调整南北分流比例。民间所传的“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便是当时分流的比例。后经考证，实际分流比例近于六比四。
设置水柜。《明史·河渠志》载：宋礼、白英议设水柜，“又于汶上、东平、济宁、沛县并湖地设水柜、陡门。在漕河西者曰水柜，东者曰陡门，柜以蓄泉，门以泄涨”。宋礼在重竣会通河时，利用安山洼建成了第一个水柜，后又修建南旺湖、蜀山湖、马踏湖三湖围堤，使之变成三个水柜。另把济宁城西一片洼地也辟为水柜，名为马场湖。这样在济宁以北就有马场、南旺、蜀山、马踏、安山五个水柜。设水柜，是为调节运河水量的重要工程。运河水浅时，由水柜放水入运；运河水涨时，泄水入水柜。宋礼、白英在引水河道与水柜的关系处理上，抓住了“引、蓄、分、排”四个环节，实现了蓄泄得宜、运用有方。水柜还有着沉淀泥沙的功能，用以补水至南旺而分流南北的汶河，起源于泰莱山区，落差极大，而汶水所挟带的泥沙又多，泥沙大部分随洪水进入运河东岸的蜀山湖、马踏湖和西岸的南旺湖等三个“水柜”中，客观上起到了为流入运河的汶水沉淀泥沙的作用。虽有三水柜沉淀泥沙，但仍有一部分泥沙流入运河，造成南旺段运河常常淤浅。后来，人们又在南旺运河的东南方，新挖一条河道，让汶水先流入此河道中，待沉淀澄清后，才放入运河，这段河道俗称“寄沙囊”。然而，诸多措施仍不能避免运河的阻塞，后又有了南旺一带“一年一小挑，两年一大挑”的清淤疏浚定制。
修建水闸。闸的作用，就是保持运河水量。建水闸，是为了有效控制水流，调节水量，便利舟楫。在南旺以北、以南的运河主干道上，于明永乐九年（1411年）、隆庆元年（1567年）、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3次改道后相继建节制闸38座。《明实录》记载：“（永乐九年六月己卯）会通河成，河以汶、泗为源……自济宁至临清置闸十五，闸置官，立水则，以时启闭，舟行便之”。通过启闭诸闸，一段一段延缓水势，控制水量，以利船只顺利越过南旺水脊，畅通南北。其中，南旺分水口建成后，为节用水源，控制分水量，在其南北各相距2.5公里处，分别设置了南边的柳林闸和北边的十里闸，称之为“分水龙王庙二闸”。《明史·宋礼列传》载：“分水龙王庙二闸尤为重要，最易斟酌。若浅于南，则当闭北闸，使分北之水亦归于南；浅于北，则闭南闸，使分南之水亦归于北”。也就是说：当北水不足时，开启十里闸，柳林闸严闭，开诸湖放水斗门，水随船北去；如南水紧缺，则闭十里闸，开柳林闸，放水南下。导泉补源。自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漕运直达通州而罢海运之后，京杭运河成为朝廷唯一的运输动脉，因此，解决运河水源尤其是枯水期水源问题，成为一项主要任务。为解决水源，按照白英主张，在兖州、青州、济宁州三州境内挖泉水汇入运河，科学地解决了水运的水源问题。白英在各地寻找泉源，收集和疏导各山泉济运，并将各地山泉登记注册绘制成泉水分布签，每泉派1至4名泉夫看守，只准百姓饮用不许浇地，违者充军，严重的则发配边疆。为加强山泉的管理，明时还设了一个管泉分司，驻宁阳。明代在汶、泗河两岸查明的山泉共234眼，其中汶河100眼，泗河134眼（一说为311眼，其中汶河145，泗河96，其他70）。清代，查得济宁17州县共有山泉476眼（一说为425眼）。其中由汶河在南旺入运者叫分水派，共242眼；由泗河、洸河、府河在济宁入运者叫天井派，共149眼；由白马河、承河在独山湖入运者46眼，经薛河、沙河在夏镇、台儿庄入运者39眼。按州县分，以莱芜、泰安、泗水、峄县的泉水最盛，为一等。新泰、东平、汶上、鱼台、滕县次之，为二等。肥城、邹县、济宁、曲阜又次之，为三等。蒙阴、宁阳再次之，为四等。滋阳、平阴最差，为五等。此外，白英又主张在兖州、青州、济宁州三府境内挖泉三百余处，分5派水系汇入运河，科学地解决了水运的水源问题。
在“功莫大于治河，政莫重于漕运”的明清两朝，宋礼、白英创设的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使得京杭大运河成为明清两代畅通南北的水路交通大动脉。为纪念他们，明正德年间建宋公祠、白公祠、分水龙王庙于南旺汶运交汇处的运河右岸，后成为一组古雅恢宏的建筑群。对南旺分水工程的伟大创举，《敕封永济神开河治泉实迹》中赞道：“此等胆识，后人断断不敢，实亦不能得水平如斯之准”，真是“创无前而建非常也”。清朝康熙皇帝曾说：“朕屡次南巡，经过汶上分水口观遏汶分流处，深服白英相度开复之妙”。清乾隆帝曾六次南巡，都在南旺分水口留下诗篇，对宋礼、白英治水功绩备加赞赏。其中第一次南巡的题诗赞曰：“清汶滔滔来大东，自然水脊脉潜洪。横川僢注势非午，济运分流惠莫穷。人力本因天地力，河功诚擅古今功。由于大功原无巧，穿凿宁知禹德崇”。民国初年，全国水利局聘请的荷兰水利专家方维因赞叹：“此种工作，当十四五世纪工程学胚胎时期，必视为绝大事业。彼古人之综其事，主其谋，而遂如许完善结果者，今我后人见之，焉得不敬而且崇也”。1965年，毛泽东主席在接见山东省党政主要负责人时，对这一工程给予高度评价，称赞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
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由戴村坝、小汶河、分水鱼嘴、水柜、水闸五大工程构成，首尾相继，环环相扣，在科学价值和工艺水平上神妙绝伦、巧夺天工，“引汶济运、七三分水，借水行舟”，保障了近古漕运畅通，成就了京杭大运河经济、文化的辉煌。与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主体工程有机配合，相互制约，引水灌田，分洪减灾，具有“分四六，平潦旱”神奇功效的都江堰相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同为我国劳动人民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借自然为人类造福的伟大创举。因此，许多运河文化、水利史专家学者称其为京杭大运河全线科技含量最高的“心脏工程”，赞其为“北方都江堰”。
南旺分水口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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