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在兴水之利、除水之害、保护水资源及与此相关的历史实践活动中，所形成和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水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济宁是一个治水历史悠久的地域，在长期的治水实践中，不仅留下了举世闻名的工程，还留下了大量的重要水利文献，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水文化。每年3月22日是“世界水日”，传承宝贵的水文化遗产，关系到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先哲论水之博大精深
水在儒家哲学中占有突出地位，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道家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孟子说：“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荀子说：“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
法家韩非子说：“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
古代名人关于水的论述很多，显示了先哲无穷无尽的智慧。
经天纬地的大禹治水
在济宁兖州城区“327”国道与城乡干道交汇处，有一尊大禹塑像，高耸挺拔，顶冠草帽，手握画卷，气势不凡。兖州人民怀念这位古代治水英雄，还要从大禹治水和禹定九州说起。
相传，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黄河流域出现了持续大洪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鲧治水无功，其子禹继承父业，被众推部落首领，在伯益和后稷的辅佐下开始治水。禹总结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尊重水往低处走的自然规律，采取疏导为主的治水策略，沟通黄河下游流路，让洪水入海。
汉画像石“大禹治水”图
为了治水，他“身为度，左规矩，右准绳”，带着治水工具四处奔波，居住简陋，衣着朴素。由于终年劳累，憔悴苍老，腰弯、腿曲，白天不能按时吃饭，晚上不能睡囫囵觉，累得大腿上没有肉，小腿上没有汗毛，皮肤粗糙，民众看了都不禁伤感落泪。禹治水经历13年，婚后第4天就奔波于外。他三过家门而不入，兴利除害，舍己为人。大禹治水过程中，政治上团结各氏族首领，建立治水机构。在平息洪水后，定九州、制土田，让民众各有所居。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战胜自然灾害的典范，集中体现了勤劳、智慧、勇敢、奉献，坚毅不回、万众一心、战胜困难的民族精神。
禹向舜帝提治国建议，为官者要每天勤恳做事，为民众提供稻粮和新鲜的肉食，调集地区之间的粮食，让所有人不挨饿，民安国治，得到舜帝认同。鉴于禹的功绩，舜帝学习尧，推荐禹为天子的继承人。舜帝逝世后，禹由此建立了夏王朝。
禹治水将全国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予以统辖，兖州排序第二。古兖州的范围在济水与黄河之间，指今河南省东部、山东省西部及河北省南部的一带地方，是个大范围的地理概念。山东师范大学安作璋教授在《山东通史》序中说：“传说大禹治水主要活动地方就在今兖州一带”。由此可知，大禹的治水活动在济宁留下了足迹，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水文化遗产。
鼎力革新的治运精神
“清汶滔滔来大东，自然水脊脉潜洪。横川僢注势非午，济运分流惠莫穷”。这是清乾隆皇帝沿运河南巡，经过南旺分水工程时的赋诗。
说到南旺，还得从大运河说起。隋朝开挖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仅通过山东省西部五个县境。元朝定都北京，所需粮饷主要靠江南供给，于是开挖了京杭大运河。1283年，在开挖济宁至东平的济州段运河时，为解决运河水源问题，采用汶上籍人士、水利专家马之贞“于兖州立闸堰，约泗水西流，堽城立闸堰，分汶水入河，南汇于济州，以六闸节水势，启闭通过舟楫”的建议，在大汶河堽城筑坝修闸引水入洸，又重修兖州泗河上的金口坝为滚水坝，把黑风口引水闸改为三孔，引“汶、泗、洸、府”之水到济宁城区会源闸，补充运河水源。
明朝洪武年间，黄河决口，造成大运河山东段大部淤垫。永乐九年(1411年)，工部尚书宋礼对济宁至临清段192.5公里的运河进行全面疏浚，采用汶上农民水利专家白英“借水行舟，引汶济运，挖诸泉，修水柜”的建议，历时八年，建成了南旺水利枢纽(戴村坝、小汶河、水柜、南旺分水口等)，妥善解决了运河水源“引、蓄、分、排”、地形变化大、梯级船闸系统等重大技术问题。白英规划建造的南旺枢纽工程，在科学价值和工艺水平上，可谓神妙绝技。清雍正四年(1726年)，白英被追封为永济神。《敕封永济神开河治泉实迹》中写道：“此等胆识，后人断断不敢，实亦不能得水平如是之准”，真是“创无前而建非常也”。
《敕封永济神白老人像》
京杭大运河济宁段在建造和运用过程中，坚持天人合一的理念，做到保运、安流、民生三者兼顾，并实现了由适应自然到人工改造自然的转变，它是适应社会和自然变化，而不断进行更新改造并完善的动态性工程。它科学规划解决了水与人、水与水、水与地理环境相关连的问题，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它在管理、运用、维修、航运安全、节约用水等方面，都创造积累了成功的经验。整个大运河遗产的核心价值，是体现了中国古代水利的文明。在治运管运中，涌现出一批治水名人和专家。以白英为例，作为一介平民，他“身处岩穴而心在天下，行在一时而功及万世”。在接受修建南旺水利枢纽任务时，已年近半百;但他敢于担当，不畏艰难，以自强不息、勤奋敬业、鼎力革新、不畏权贵的浩然正气，经过八年卓绝的奋斗，创建了南旺分水枢纽。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他随工部尚书宋礼京城复命，至德州其苦劳憔瘦之躯，呕血而殁。宋礼送葬于汶上城北白英祖居地彩山之阳，死后仍能“视汶水，听泉涌，看戴坝，望三湖(南旺、蜀山、马踏)”。白英这种高尚的治运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生动写照，也是运河文化的精髓。
董玉勋提供1959年梁济运河施工场面
艰苦奋进的 当代治水
新中国成立前夕，济宁水系紊乱，河道淤塞，堤防残缺不全，旱时“赤地千里，饿殍载道”，涝时“庐舍为墟，人畜飘流”，民众饥寒交迫。
开国之初，济宁人民在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沿着当年大禹治水的足迹，开始了战天斗地的大无畏征程。上世纪50年代，在百废待兴、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先后对一些洪涝灾害严重的河道进行了治理。在平原区展开打小井，涝洼地搞沟洫畦田、台田，山丘区修建鱼鳞坑、水平沟及植树造林等水保工程，从而在减轻洪涝灾害、扩大水浇地、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1957年，济宁遭遇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受淹土地达912万亩。大洪水给人们带来了深刻教训，激发了治水的积极性。1958年后，全面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水利建设高潮。干部群众住工棚，啃窝窝头，用锨镐挖土方，肩挑手抬，用小推车运输土沙石料，大搞群众运动。据统计资料，仅1959年开工的水利基建项目就有46项，投入劳力49.9万人，平均日完成土方1.39立米。就这样用人海战术，土法上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了种种困难。在大搞水利期间，共建成大中型水库4座，一大批小型水库和塘坝;开挖了梁济运河，治理了多条河道，建成了二级坝、韩庄闸枢纽工程，使之成为济宁今天的基础性水利设施。
1965年，在高低水、洪涝水、主客水分开，排涝引水结合的“三分开一结合”原则下，滨湖稻改获得成功，次年种稻面积达96.33万亩，使昔日荒湖涝洼一跃而成为商品粮基地。这期间，依照高低水分排、调整水系的思路，治理了一些骨干排水河道，改变了洪涝多灾的局面。
70年代，大搞机井建设，进行了邹西、三湖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并对大中型水库进行了加固，新建了贺庄水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济宁水利步入改革开放的年代。面对水资源供需矛盾，实施了回灌补源、节水灌溉，加快了重点工程建设的步伐，在南四湖内建庄台35个，坚持依法治水、科技兴水，使水利建设取得跨越发展。
进入21世纪，济宁水利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围绕“既不怕旱，又不怕涝”两大历史任务，迅速推进了工程水利、资源水利、民生水利、城市水利、生态水利为重点的现代水利的建设热潮，强化了水资源的管理，完成了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济宁段的建设任务，进行了水库除险加固，整修提高了湖河防洪标准，实施了村村通自来水工程。如今全市有效灌溉面积已占总耕地的80%以上，除涝面积占易涝面积的88%，全市堤防总长近2000公里，保护着80%的人口和92%耕地的安全。
66年来，水利事业地位发生重大变化，从“农业命脉”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再到“水是生命之源、生态之基、生产之需”。今天的水利已成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命脉，成为人民群众幸福、国家繁荣、社会发展的根系。
这就充分印证了大家常说的一句话，治国者必治水利，水利强则天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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