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威尼斯市人、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元王朝时期，曾游历了中国运河沿镇。在到达济宁后，他写道：这是一个雄伟美丽的大城，商品与手工艺制品特别丰实。……城的南端有一条很深的大河经过，……河中航行的船舶，数量之多，几乎令人不敢相信。
大运河贯通后，独特的自然环境，优越的地理位置，使济宁成为南北地区的转漕要地，水陆兼备的物资集散中心，是江北最大的码头之一。北上南下的土特产品贸易和物资交流，促进了济宁商业服务业的兴旺发达。到了乾隆末年，城市人口已达10万以上，店铺作坊鳞次栉比，酒楼瓦舍市面大千，加上运河穿过繁华热闹区，河内帆船繁忙，岸上车水马龙，因而获得了“江北小苏州”的美称。
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开挖了从济宁到东平的济州运河，后来又开挖了东平到临清的会通河、临清以北的南运河、北京至通县的通惠河，到元二十九年（1292年），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直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停止漕运，作为大运河其中一部分的济州河，缘何得以畅通六百余年，除了妥善解决了运河水源，适应自然环境，不断完善配套相应工程设施外，其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历代王朝十分重视对运河的管理。
国计莫重于漕河
元明清“国计莫重于漕河，漕河必资乎水利”，确保漕粮北上是头等大事。早在元朝开挖济州河、会通河后，就设立了中央治水机构“都水监”，掌管河渠堤防水利、桥渠闸堰之事。其下属机构“漕运司”驻在济宁鲁桥镇，又设立了治理河道的重要机构济宁都水监。每年都水监官员都要巡视各处运河闸坝，督导维修并及时处理各种纠纷，甚至讼狱。当时对运河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已相当深刻，正如元豫章郡公揭溪斯所说：“惟国一日不可去河渠之利，河渠之政一日不可授非其人”。
明朝在漕运管理体系上分为运河河道和漕粮运输两大管理系统。永乐十五年（1417年）始设漕运总兵官“掌握运河道之事”。成化七年（1471年）设总理河道，主持河道修守，并分段管理，各设工部都水郎中一员，各段有都水分司，设主事管理，后设济宁分司、南旺分司、夏镇分司等。分司主要管理工程设施或运河水源，河道的具体管理则由地方主持，沿线有省级、州、县官吏或兼职或专职，这种由中央派出的机构与地方管理机构组成的两个主要管理体系，一直沿袭到清代。
对于治河的首要任务，早在明前期朝廷就有明确规定。明孝宗弘治六年（1493年），刘大夏奉命治河，诏书中说：“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恐妨运道，致误国计。今年漕船往来，有无阻滞，多方设法，必使粮运通行，不至过期，以失岁额”。这就说明了保证漕运是治河的最迫切任务，是朝廷治河的最高指针。
清代运河管理机构为河道总督，下分道（省级）、厅（府州级）、汎（县）三级，仍是分段管理，按文职武职又构成相应系统。清代与明代显著不同的是河道总督还直接统领一支治河军队，即“河标”，驻守沿河要地，与漕运总督统领的“漕标”各司其职。清雍正时，严格规定了河道总督的主要职责：勘察规划、疏浚河道、筑坝建闸、修堤破冰、调节水量、发扬水利、守汎防险、维护治安。
据《清实录》 记载：康熙皇帝自听政以来，“以三藩（指盘据在南方的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明朝残余势力）及河务、漕务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以提醒自己时刻不忘治黄保运之事。
道光十一年（1831年），在济宁任河道总督的林则徐仅到职164天，他到任后首先布置运河的挑挖工程，了解运河“水柜”情况，并赴工地检查，严格工程标准。他还在城东演武厅（原大教场）操练“河标”官兵，令其搞好河防警卫及漕运之事。从上述事例可充分看出朝廷官员对运河管理工作的高度重视。
道光十八年（1838年），任济宁直隶州知州的徐宗干，就十分重视水运的畅通工作。他对运河沿岸的码头严加管理，不断打击分界独占的恶霸与地痞流氓，并明令不许勒索过往商船和民船，这对当时济宁运河的畅通起到了很大作用。
惜水如惜金
济州河为京杭运河全线地势最高的河段，主要水源为汶、洸、泗河，水量季节变化大，是运河水源最为紧张的河段，因此备受朝廷关注，所以对过河闸坝之水量均有严格控制。
元代济宁南门桥叫“飞虹桥”，原为木桥，那时桥下水闸开启就有明确规定。当时诗人朱德润这样写到：任城南畔长堤边，桥压大水如奔湍。闸官聚水不得过，千艘衔尾拖双牵，非时泄水法有禁，关梁夜闭防民奸。
明代规定：“舟楫、硙碾者不得与灌田争利，灌田者不得与转漕争利”，沿河水源必须首先保证漕运期间运河水势充盈，漕船不滞。南旺等湖“秋终则悉闭之以待运，春终则渐发之以济运”，对其他湖塘泉水源也有类似规定。对于各湖塘泉源严禁盗决，成化九年（1473年）规定，凡故决盗决南旺、蜀山、安山湖、昭阳湖，及阻绝泰山等处泉源者，为首之人并遣充军，军人犯者徙于边卫。对各湖塘还竖立界石，或栽种封界高柳，立上禁碑，严禁占种阻塞。
为节约水源，对船闸过闸前，规定了闸内相应的最低水深，并限制闸门的启闭次数。明宣德四年（1429年）规定：“除紧用船不在禁例，其余运粮，解送官物及官员，军民商贾，府船到闸，务俟积水至六、七板，方许开放”。切实掌握“蓄泄得宜，启闭有方”。如南旺“水脊”段，原南北运河水流分水比例不好控制，后来在一南一北各相距五里处，修建了十里闸和柳林闸后，更方便了水量控制运用。当北水不足时，开启十里闸，柳林闸严闭，开诸湖放水斗门，水随船北去。如南水紧缺、则关闭十里闸，开柳林闸，放水南下。为尽量减少过闸水量的耗费，还规定“须积二百余船只方可启板，启完即速过船，船过完即速闭板”。不仅如此，还要求闭合闸板后，应检查是否漏水，如启闸板后漏水时，则要求设方进行堵塞，以减少水量的损失。
对于船只过闸，当时规定“漕船到闸须上、下会牌俱到，始行启放。如河水充足，相机启闭，以速漕运，不得两闸齐启，过泄水势”。这种会牌方法，主要是用来上、下两闸间的联系，以防同时启闭，造成水量浪费。据梁山县安山闸官后裔回忆，闸官归兵部系统，属地方武装，其官位不高，但任务不少，专管接送粮船，并保证河内停船安全。特别是下闸板积水和启闸板放水，一点都不能马虎，每年春秋两季，闸官要到济宁河道总督衙门会操，布置接送粮船的任务，由此可见当时朝廷是相当重视闸的管理工作的。
明朝总督河道万恭说的好，“理闸如理财，惜水如惜金”。
到了清代，亦然沿用明代水源管理条规。在嘉庆十八年（1813年）颁布的《收潴济运章程》中，还提出以水源管理的优劣为河道官员升擢标准。
由于漕运的需要，明清两代制定的上述特殊水源管理制度，对于调节运河水量，确保漕运发挥了重要作用。
护堤浚河控泥沙
元明清三代对运河的管理、除了从朝廷的河道总督到省、府、县的各级机构外，对直接从事河道管理的夫役也分工很细致。当时把夫编为甲，每甲约十人，设老人或总甲、小甲等小头目，按其工种来分有七类。即浅夫：专事疏浚河道，居住在河上。闸夫：管理闸门，组织船只过闸。坝夫：管理堰坝，组织船过坝。堤夫：巡守堤防，种草植树护岸。溜夫：牵船过浅。泉夫：管理泉河，使水归运河。塘夫及湖夫：守塘湖，防止盗决引水和私割芦苇。上述夫役有军夫和民夫两类，沿河守浅巡视堤防的多为军夫，其余系征收的徭夫和招募而来的募夫。堤防修守由沿河军卫所士兵承担，在运河两岸设堤堡夫，二里一堡，每堡设丁夫，各自驻堤巡守，远近互为所援。在明前期，济宁大闸口闸夫就有30名，溜夫150名。在小闸口闸有闸夫30名，溜夫300名。到清朝早期，仅汶上县浅、闸、溜、坝夫就有518名，这样重多的夫役，可以看出当时对运河管理工作的重视。
对于堤防的管护，明朝四任河道总督的潘季驯说：“河防在堤，而守堤在人，有堤不守，与无堤同”。每到运河汛期，大水拍着河堤，有时水面只离堤顶二三尺。传说南旺北边的柳林闸的闸涡，是北海龙王“秃尾巴老李”的老家，每到发大水的季节，秃尾巴老李就回家看看，水大他就引到东海，造福家乡人民。当地为避免河堤决口，发水时都派大量民夫护堤抢险。那时有这样一首民谣：河官防河如虎狼，民夫皮裂柳枝舞。抽断柳条多少树，民夫心比柳叶苦。
堤夫除了看守堤防外，还有植树种草任务。如明万历十八年（1591年），规定每年河堤要加高五寸，河堤种植柳条，每堤一丈栽柳12株，每夫一名，栽堤三丈，柳树以径二寸为则，离堤三尺为准，如有枯死，随时补种。清朝还规定住堤的夫役每月积土15方，可自种梨、枣树顾生，也可携带家属住堤上，并规定堤内外十丈属于官地，培柳成林，防风育材。前几年去南阳镇，见到一块清朝石碑，上写：总督河道军门（司运军事机构）：“示粮运旂军及木伐水户、官民船只，不得盗伐在堤官树，违者听巡堤夫役拿送管河军门，捆打一百，坐赃究责，知而故纵者，一并参提。鱼台县南阳堤岸立”。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对运河堤防管理之严格。
在保证运河畅通的前提下，对河道要进行疏浚。当时分定期大修和常规维修。定期大修分为岁修和大挑，岁修规模较小，系预为漕运准备。明代多次下令：各地管河官员“俱要及时修筑堤岸，疏浚河渠，以济粮运”。大挑每二三年一次，规模较大。南旺疏浚在明代为三年两次，范围是柳林、十里两闸间的河道。每次正月动工，二三月完工。隆庆末，总督河道万恭以冬天工作艰苦，改为头一年九月至十月，后又改为两年一次，并把挑浚月错开，就是一年大挑正河，一年小挑月河。明末又改到冬天，清代沿袭不变，只是没有月河了。冬天汶河口和上下两闸都筑堤堵塞，挑浚完后再开放；非疏浚年则收汶水入蜀山、马踏两湖存蓄，备来春济运。
济宁南旺段运河凡有大挑，征夫上万，费银上千两，夫役饱受苦难。清朝诗人谢在杭在《疏浚运河工程》中写道：“天寒日短动欲夕，倾筐而返不盈尺。堤旁湿草炊无烟，水面浮冰割人膝”。这就是当年挑河清淤艰辛的写照。由于南旺处于运河最高点，每次清淤之土放在运河两岸，久而久之堆成了土山，到上世纪60年代末，堆土仍然很高。当地老人说，原来山顶上建有望湖亭，站到那里可清楚地看到蜀山湖寺院，马踏湖和南旺湖也近在咫尺。后来此地建了窑场，用淤土烧砖，才使土山得以消失。
汶泗两河是明清时期沿运湖泊主要的蓄水来源，但由于汶泗系山洪河道，导致大量泥沙沉积在下游河道及湖泊之中。为此，对于河道采取了按期疏浚和用船捞稀泥外运的办法，还利用临河洼地沉沙和利用“旧月河”沉沙的办法，以尽量减少泥沙流入运河。对于湖泊，则将汶水通过沿岸所建斗门放入其中，待沉沙后再进入运河。另外在运河两岸还采取了一些护堤固沙等生物措施，这对防止泥沙入河也起了很大作用。
京杭大运河是我国人民智慧和勤劳的结晶，这条古老的运河为我国经济发展、国家统一、社会进步和南北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济州河作为大运河的一部分，它的畅通无疑是运河发挥作用的重大体现。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北徙，将京杭大运河拦腰截断，1901年清诏令停止征收漕粮改征银两，1902年又裁撤济宁东河衙门，从此无人管理运河事务。民国初年战争纷纭和财政吃紧，使运河年久失修，水源不足，河道淤塞，以致济州河几成陈迹。
新中国成立后，为整治京杭运河复航，开挖了黄河以南梁山到济宁段的梁济运河，它乃是元代济州河的再现。后于1957年建立了大运河管理所，1999年更名为梁济运河引黄补南工程管理处。经过多次治理，该河已经成为一条防洪、除涝、航运、灌溉、引黄补湖、生态观光，并成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南四湖―东平湖段的输水干道。
元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的畅通把济宁推向了历史的颠峰，使济宁盛况空前。今天，随着梁济运河建设与管理工作的加强，一派绿岸如茵、河景如画、帆船林立、碧水灵动的水城风貌，已经呈现在人们面前，古老的大运河焕发了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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