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地理沿革 孔孟之乡济宁，位于山东东南部，濒临京杭大运河，素有“圣贤故里”、“礼仪之邦”的美誉。早在秦朝统一天下之后，就在济宁一地设任城县，属砀郡；秦至五代，其主要名称叫“任城”；五代后周时，时人有感于比邻邻汶、泗、沂、洸、济五道水系，故名其地为济州。后周太祖郭威，于592年割出兖州的巨野、任城、中都、和郓州的金乡等，另设济州，州治设于巨野。元至元八年（1271年）升济州为济宁府，治任城，从此有了济宁这一名称。元至元十六年，又升济宁府为济宁路。时间推至明清两朝，济宁这一名称基本未变，只是改路为府、改府为州而已。[1] 明朝初年，济宁隶属于兖州府；洪武八年设置济宁州，废任城县，但仍属于兖州府。清朝沿袭明朝旧制，时间推至雍正二年﹝1724﹞，济宁从兖州府划出，升为由省直辖的直隶州；全称为“济宁直隶州”，简称“济宁州”﹝下辖济宁、嘉祥、金乡、鱼台﹞。民国三年﹝1913﹞改州为县。 二、 手工业、商业市镇发展情况 可以说，自明中后叶，济宁地区的手工业、商业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乾隆、嘉庆时期，经济进一步得以发展。这里“以运河为依托，吸引江南、中原的木材、竹材，以及江浙之地的红白糖，江西的瓷器，湖北的桐油，山西的铁器等货物；而且，把济宁的土产品、棉花、枣、柿子、梨、药材、香椿芽等集中运往江南。”[2]并且，在运河停运之前，官运的漕粮船，一般于旧历十月自苏、杭启程，第二年阴历四月底至济宁，并在此过端午节；船由通州空仓返回后，常购于此。如收购枣、梨、落花生、皮货、毛货等﹝因为船只在返回时即为民船﹞；而北运漕粮至济宁时，船夫也多夹带私货，在济宁等地兜售。同时，济宁本地以盛产棉花、烟草等作物而著称，棉花是济宁直隶州商业的第一大宗，紧随其后的烟草种植加工业。同时在酿酒业方面，杨士骧修的《山东通志》亦云“药酒以济宁为佳”[3]，第三、南北货物已托运河，在济宁进行交易，它吸收了江南、中原地区的木材、竹料，浙江的糖制品，江西的陶瓷器，湖北的桐油等。与此同时，“北方的土特产，诸如：核桃、红枣、柿子、香椿芽、药材（比如东阿的阿胶等）、皮毛等运往江南，并将周边地区的；粮食、布匹、煤炭、手工业制品、酱菜、酒类等运往临清、德州、天津等地。”[4]可见，当时的济宁可谓是商贾云集，四方的物品皆在此处转运销售。 当时的济宁充分利用运河的区位优势，运河两边多为“一直是一个吞吐大量货物的水旱码头，拥有大量的木帆船、大车、小车等运输工具。”[5]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小车行、大车行、船行、等重要行会组织。 时间推至晚清，济宁经济发展依然。包世臣在《安吴六种》卷六《闸河日记》中说济宁的手工业、商业发展水平，可与济南、长山之周村相媲美，“其出产以烟草为大宗，业此者六家，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可见时间推至道光中后期，济宁的商业依旧不见衰退之势。据民国《山东济宁直隶州续志》载，“州当河漕要害之冲，而又新筑兖济支路介于其间，沟通南北，百货并列，因之趋于实业者多。四境之土肥沃，民务耕种，自昔已然。”[6] 当时著名的手工业作坊有济宁玉堂酱菜行[7]，是苏州的戴某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在济宁创办，时称“姑苏戴玉堂”。戴某本位南方人，在济宁做官；因其对北方的饭菜不甚适应，且实施不免有思乡之情，于是乎就采用南方的手工艺，并融合了北方将才的特点，创办了这一酱园。 嘉庆二十年（1807），被济宁的孙家和德聚药材店的老板冷氏合资买了下来，并改名为“姑苏玉堂”。[8]此后酱园的规模急剧扩大。自光绪三十一年起，孙家开始独自经营，这也反映了当时的玉堂酱园是由官商共同经营。 另一家著名的手工业作坊是“汪云铜”铜器制造行；虽然当时仍以小作坊生产，但是当时伙计最多时也就七八十人，据说，本想伙计达到百人时，就搭台唱出大戏，但这一目标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 [1] 注：如上的地理沿革部分，参自傅崇兰著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5至86页。 [2] 罗仑等著：《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 第29页。 [3] 杨士骧等修：《山东通志》卷四，《风俗》，民国二十三年影印本。 [4] 参考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第305至307页 [5] 罗仑等著：《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5页。 [6] 杨士骧等修：《山东通志》卷四，《风俗》，民国二十三年影印本。 [7] 注：相关资料有海汕著的《玉堂春秋》，济宁市工商联合会编的《济宁玉堂》，《济宁金石志》、《济宁直隶州志》等。 [8] 注：孙家即孙扩图家，他的后代孙玉庭为乾隆四十年的进士，后来官至广西按察使、两湖的布政使、两江总督，加他自少保。 三、 运河、铁路之于济宁的影响 济宁，在明清时期的山东，是仅次于临清的著名商业城市，也是江浙、安徽、湖北等地与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商人聚集交易的商品集散地。同时，济宁凭借京杭大运河的水陆交通优势，因此这里商贾云集，四方商品皆汇于此。 旧书多云，自光绪二十六年运河停运之后﹝因为较之于海运，漕运成本太高﹞，济宁经济一落千丈，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运河停运前后，济宁经济变化的落差究竟有多大呢？下文将试作分析。 许多城市的发展是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的，比如“山东的济南、青州、兖州等地，著名的原因在于，这里充斥着巡知府、官僚胥吏、缙绅豪强这么一批人物，这些地方的膨胀与扩大，都是和封建地主及其官僚机构的兴衰密切相关的。”[1]那么，济宁是否也属于此类呢？并不完全如此，有些城镇则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济宁可以说就属此类。 包世臣在《安吴六种》卷六《闸河日记》中说“西客利债滚利遍天下，济宁独不能害贫民之财，不外出宜其殷富也”，“浦上居民皆依河以求衣食，而济宁则否”；此时正处于道光中后期，济宁的经济虽不时受到黄河水患、局部匪患的侵扰，但总体上仍处于鼎盛期；此时的济宁仍与“浦上居民”不同，并不过分依赖运河的因素。其实，济宁州辖地的手工业商品多自产自销，运往外面的并不是太多。 [1] 参见罗仑等著：《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页。 接着，将从晚清济宁州的人口数上对上述问题进一步论述。 户口：前志户口以道光二十年文册为据，近六十年惟嘉祥宣统志载有历年增益之数，金乡、鱼台则仍同前志……，其历代户口数，有为前志所漏列志，悉补著于篇。[1] 人口统计表： 单位：丁口 其他 州县 旧通志﹝光绪年现行赋役全书﹞所载人口数 光绪三十二年所载司册人口数 采访册所载人数 济宁州 原额人丁：92315滋生人丁：49092 完赋人丁：26840滋生人丁：1955 实在人丁：174937 266356 金乡县 完赋人丁：10149滋生人丁：641 实在人丁：71853 334863 嘉祥县 完赋人丁：4094 滋生人丁：705 实在人丁：43322 137826* 鱼台县 完赋人丁：26840滋生人丁：1955 实在人丁：59863 182205 资料来源：《济宁直隶州续志》四之一，食货志 *原文载“嘉祥宣统志载户口，历年增益，至光绪年间，户口增至二万一千七百一十三口，增至十三万七千八百二十六。”与金乡、鱼台两县对照，137826口似更与之相符。 按司册所载，与采访册之数相差太远，但从来调查户口，向不征实，不敢谓司册无讹，亦不得谓采访册无据，盖司册采访皆凭卷宗所记之数以书也，姑录其数，以为参考。 由此可知，光绪三十二年﹝1906﹞，济宁州的人口已经达到十七万有余，人口的增长是以经济的发展为依托的；可以说，京杭运河的停航对本地经济的冲击，并未有如“一落千丈，遍地萧条”等叙述的那样严重。 [1] 潘守廉等修：《济宁直隶州续志》卷四《食货志》，民国十六年铅印本。 同时，济宁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本地为依托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带有着自产自销的色彩。晚清时济宁的商业“多系贩卖土产，手工业多系土产加工和生活资料的制作业。” [1]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在下表发现些许证据。 物产： 谷类 扁豆 豌豆 大豆 小豆 御秫米﹝黏高粱﹞等 蔬类 金簪﹝又叫金针﹞ 腊菜﹝又叫辣菜﹞ 葵 酒豆 大头菜 荠菜 薰菜 灰菜 苔菜等 瓜类 笋瓜等 果类 落花生 菱 茨菇等 木类 青杨 柳榆 甘乐林 楸 梓 棠棣 椒 皂荚 冬青 红叶 枣等 货类 棉# 帕 毯 瓦器 香脂烟 ﹝出济宁制法，甲于他处﹞等 药类 南星 菊花 薄荷 茵陈 莱菔子 全蝎 赤小豆 麦门冬等 源自：山东济宁直隶州续志·民国 另外，铁路交通对济宁的影响的深远。津浦铁路1910年通车建成通车以前，济宁系运河沿线中心地点，东自沂州，西至开封，南达徐州，北抵济南，莫不以此为百货转运起点。商业之盛，甲于全省。在济宁集散的货物中，居首位的正是粮食。济宁县境内，除了县城因集散粮食等货物商业特别发达以外，城西20华里之安居镇亦甚繁荣。鲁西南的金乡、单县、郓城、曹县、巨野、汶上等闲出产的杂粮均在此镇集散，粮行八家。该镇齐昌盛期为光绪宣统年间。 1901年，济宁运河停运之后，商人们大多把货物改由铁路运输，商业贸易中心逐渐从济宁转移到了津浦铁路运输。可以说1901——1910年是短暂的衰落期。但是，这种衰落期由于济宁特殊的地域经济发展模式，而变得不如临清等地那么明显。 参考书目 [1]潘守廉等修：《济宁直隶州续志》卷四《食货志》，民国十六年铅印本。 [2] 杨士骧等修：《山东通志》卷四，《风俗》，民国二十三年影印本。 [3]罗仑等著：《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 [4] 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1] 参见罗仑等著：《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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