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学与传统文化
我们要从一首称之为《村学诗》的诗开始今天的蒙学讲座。大家知道，诵读是传统启蒙教育中最经常的情形。为了更加贴近我们的对象，感受传统启蒙教育的实情，我们就将这首诗朗读一下：
村学诗[清]郭臣尧一阵乌鸦噪晚风，诸生齐逞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鉴略，百家姓毕理神童。就中有个超群者，一日三行读大中。
想想看，这首诗说的是一天中什么时候的情形呢?是的，傍晚时分，村头的老树上，成群的乌鸦在晚风中鼓噪。学堂里，即将结束一天学习的孩子们，怀着就要回家的兴奋心情，扯开喉咙，卖劲地、最后一遍地大声朗读着课文。读的是什么呢?读的是“赵钱孙李周吴郑”，读的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读的是《百家姓》和《千字文》。这是中国古代的两种识字读本，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正是从识字开始的。
“千字文完翻鉴略”，《鉴略》是明朝万历年间李廷机编写的有关中国历史的启蒙课本，因为用五字一句编写而成，所以又名《五字鉴略》，或者叫《五言鉴》。“百家姓毕理神童”，《百家姓》读完了读《神童》。《神童》指的是相传北宋神童汪洙所作的《神童诗》。“就中有个超群者，一日三行读大中。”其中有个特别优秀的学生，他读的与众不同，是“大中”，也就是“四书”中的《大学》和《中庸》。这些儒家经典，本来不是启蒙教育阶段学习的内容，所以即便是聪明的孩童，初学时也不过是一日三行，进度非常缓慢。
这首诗把中国传统启蒙课堂里的情形，表述得非常典型和集中，传达得非常生动和形象。传统启蒙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方式，在这首诗中描述得很清楚。我们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了解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的活标本。
这首诗出自清朝郭臣尧的《捧腹集》，这本书我只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看到了一个手抄本。它包括14首七律，即每首八句，每句七字，共56个字，全书也不过784个字。所谓“捧腹”是用手捧着肚子，形容大笑的情态。实际上，郭臣尧的《捧腹集》描写的都是塾馆中的生活,特别是塾师居处简陋不堪，教学条件艰苦，塾师远离亲人、孤苦寂寞，饮食粗劣，蒙童顽皮，描写的是塾师的艰难困苦,辛酸苦痛，一点也不好笑。
中国传统启蒙教育也被称之为蒙学。“蒙学”这个词，最早出自清朝末年的孙诒让，是一个较晚才出现的词汇。什么是蒙学?我们先看两个权威辞书的定义。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封建社会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辞海》：“蒙学又称蒙馆，是中国封建时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
这两本辞书的定义，都把蒙学的概念狭隘化了。实际上，“蒙学”是一个特定层次的教育，是传统启蒙教育的省称。所以，蒙学不是一栋建筑，不是单纯的教学组织机构，不是一所学校，而是特指我国古代对儿童所进行的启蒙教育，其中包括教育的目的、教学的内容、教学的原则和方法、教学的主体和对象等多方面的内容。所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和《辞海》的定义，都不是全面的，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由此可见，对再权威的专家和辞书，我们都不能盲从，不能轻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保持警醒，独立自主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大学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让我们的学生习惯运用这样的理性，并有能力运用这样的理性。
接受启蒙教育的儿童称作童蒙，这两个字互乙，称蒙童也成立。童说的是儿童，说的是幼稚，蒙则强调的是无知少识。
承担启蒙教育的老师，被称为塾师。在旧时，塾师有众多不同的称谓。一般称塾师、馆师、蒙师、学师、蒙馆先生、训蒙先生、教书先生、书师、教读，这些称谓着重塾师的工作性质而言，属于没有褒贬的中性。家塾中尊称塾师为西席、西宾、馆宾，更正式的则称西席夫子。传统的学塾，往往位于人烟稀少的穷乡僻壤，塾师因此有村学究、三家村夫子的谑称。学塾中的学生，小的四五岁，大的10多岁，正是好动顽皮的年龄，塾师也被戏称为猢猴王、孩子王。在很多人眼里，塾师年老力衰，学问浅薄，眼光狭隘，思想固陋，因而以老学究、冬烘先生相讥讽。
传统启蒙教育中的用书，无论是曾经用于教学的教材,还是一般的读本，在过去统称作蒙书，也称之为蒙养书、小儿书，也有像陆游那样，称作村书的。因为在启蒙教育阶段，识字是基本的、主要的内容，也有的称之为“字书”。
有一种说法，说蒙学又称小学，这种说法不错。但我们也不能把传统的小学和蒙学完全等同，不能在历史文献中，只要遇到小学，就把它理解为蒙学。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小学”这个概念，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所指。按照我的导师张舜徽先生的说法，小学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指8岁离家外出就学，学习儿童要掌握的各种最基本的礼仪;汉代则是指学习《仓颉篇》、《急就篇》这样的识字读物;宋代则特指朱熹和他的学生刘清之(字子澄)合辑的《小学》一书;而清代则是指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也就是弄清楚每个文字的字形、字音和字义。当时的人认为，这是治学特别是研究经学的基础，所以称之为小学。如果说前三种“小学”，与我们所说的启蒙教育，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的话，那么，清代的小学，则与这一概念相去甚远了。
徐梓
《三字经》
《三字经》全书只有一个主旨、一个灵魂，那就是劝学，也就是劝导人们学习的意思。直言之，《三字经》就是一篇劝学文献。
《三字经》开篇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从人性开始强调教育的必要，说明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在中国历史上，所有有关教育的目的、教育的意义等问题的讨论，都是从人性论开始的。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无论是孟子的“求放心”，还是荀子“化性起伪”，都在强调善良本性的保持、光大需要教育，恶的人性的驯化、遏制更是离不开教育。此后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大都依沿孟子和荀子的逻辑，展开教育必要性的论述。
《三字经》很显然承袭的是孟子“性本善”的思想，“苟不教”如果不加教育，“性乃迁”善良的本性就会发生变化，到这都是谈论教育的重要性;“教之道，贵以专”谈的是教育的原则和方法，教育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再就是以孟母教子和五代窦禹钧教成五子的事例，说明父教师严的意义。
《三字经》不仅劝导人向学，而且指出了具体的学习内容;不仅指出了具体的学习内容，而且这部分篇幅特别大。由于这一部分内容过大，甚至与前后严重不平衡，以至于很多人简单地把它的内容逐一论列，使得长期以来，人们对《三字经》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反倒认识不清了。
传统启蒙教育以养成儿童良好的行为习惯为目标，对蒙童进行道德伦理教育，特别是日常生活习惯教育，一直是传统启蒙教育的核心内容。但《三字经》在这方面着墨不多，只是强调了传统道德的核心“孝悌”，而且只是分别举了孝和悌的一个例子，这就是“黄香温席”和“孔融让梨”。这两个事例一方面具有贴近日常生活、亲切可行的特点，另一方面9岁的黄香和4岁的孔融，也适合做刚进学接受启蒙教育学童的榜样。《三字经》极少伦理道德的说教，而主要以知识的传授为主，使得这篇文献具有跨越时代的生命力，以至于时过境迁之后，传统的伦理道德日渐陈腐之时，它也依然能成为人们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的有效入门书。
“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中国古代学人有追求博学的传统，为了方便记忆，往往将各种知识“以数为纲”编排。所谓的“以数为纲”编排，就是用数字式的题目对知识的主题作出提示性概括，然后详细列出具体的知识内容。数字式的题目如“三才”、“三光”、“四时”、“五行”、“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等，简单明了，便于记忆。《三字经》还将相关的知识，巧妙地组织在正文中，如“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这些内容，是中国传统知识浩瀚海洋中的一粟，但也是最常见、最有必要首先掌握的基础知识，具有举要的性质。
有必要指出的是，《三字经》说到了“三纲”、“五常”，如“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但并不像一些人所指斥的那样，《三字经》是在宣扬三纲五常，而重点是告诉人们，什么是“三纲”、“五常”，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以劝学为旨归的《三字经》，在说及学习的内容时，自然不会遗漏我们民族的经典。《三字经》关于经典的学习，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强调经典的学习，要遵守循序渐进的原则，“《小学》终，至《四书》”、“《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后一种经典的学习，要以前一种作条件，为基础。二是《三字经》作者视野开阔，没有把学习的范围局限于几部儒家典籍之上。除了《小学》、《孝经》、《四书》和《五经》等儒家经典之外，也号召阅读荀子、扬雄、文中子以及老子、庄子“五子”的著作。
《三字经》通过叙述历代王朝更替，具体说明了历史学习的内容。《三字经》用较大的篇幅，讲述了王朝兴替、历代变革，一部中国史的基本线索尽在其中。人们称《三字经》是一部“袖里《通鉴》”，说它是一部高度浓缩的、袖珍本的中国通史，就是针对这部分内容而言。由于王朝不断更替，《三字经》有必要在朝代变革之后，继续利用它有效的形式，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内容，以适用变化了的形势。所以，后世人们对《三字经》改编、增补最多的，也集中在这一部分内容。
《三字经》不仅强调学习的必要，而且用了大量的篇幅说明要学什么，由于这个内容的出现，而且分量特别大，使人们忘记了《三字经》的宗旨，忘记了它是干什么的。《三字经》的作者好像考虑到后人会有这样的遗忘，最后列举了各式各样人的勤学故事。在这些事例中，有不耻下问的“圣人”孔子，有持续研读《论语》并用于经国济民实践的贤臣赵普，有家庭极其贫穷、因陋就简学习的路温舒、公孙弘，有“囊萤映雪”的车胤和孙康，有在艰苦条件下勤学不辍的朱买臣和李密，有悬梁刺股、警心自励的孙敬和苏秦，有27岁始发奋读书的苏洵，有82岁才考中状元的梁灏，更有7岁的李泌和刘晏、8岁的祖莹，还有蔡文姬和谢道韫这样女子。这里有圣人，有重臣，有平民，有富豪，有老人，有小孩，有男人，有女人。《三字经》这里之所以殷切致详，来回反复，不过是要以此说明无论男女老幼，也无论你富贵贫贱，都有学习的必要，都不能以任何借口规避学习。这样广为举列事例的做法，既能教授历史知识，也能激劝学童，而且与开篇的主题相呼应，使得全文劝学的主题更加凸显和鲜明。
这还不够，在这些例子讲完了之后，《三字经》又用一段近似格言警句的句子，以做全篇的总结：“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人遗子，金满籯;我教子，惟一经。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除了再一次强调学习的必要性之外，也呼应主题，突出主题。所以，从整体来看，《三字经》是一部劝学文献的性质是非常明显的。
《百家姓》
《百家姓》是一部介绍姓氏的蒙书。我们中国的姓氏，除了极个别的复姓之外，一般都不重复，所以它也很适合用作启蒙识字。可以说，《百家姓》具有介绍姓氏和识字教学的双重功用。
我们说三、百、千，《三字经》通篇用三字一句写成，所以叫《三字经》;《千字文》全篇用了一千个字，所以叫《千字文》。《百家姓》为什么叫《百家姓》呢，是它收录了一百家姓氏吗?
《百家姓》收录的姓氏数量，各种不同的版本不同。最早的、字数最少的《百家姓》，只有472个字，除了篇末的“百家姓终”之外，还剩下468个字。这468个字，包括30个复姓和408个单姓，所以《百家姓》只收录438个姓氏。所以，千万不能望文生义，认为《百家姓》收录有一百个姓氏。
《百家姓》收录了438个姓氏，它不叫438家姓，也不取整数叫四百家姓，为什么叫《百家姓》呢?这里涉及到古人计数的特点。
古人对于人物之多，事务之繁，最常用的办法，就是“约之以百”，比如说百工、百物、百货、乃至百姓。其他如百废俱兴、百发百中、百战百胜等等。如果这样还不足以形容其多，古人就往往用三百或三千来表示。比如《礼记》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史记》说孟尝君自称有食客三千人，平原君“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春申君有门客三千人，吕不韦“至食客三千人”，唐代白居易的《长恨歌》则有“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之说。这里所谓的三千，是用来表示数目之多，并不一定限于三千之数，也不一定足于三千之数。孔子“三千弟子”，也是如此，这时是不能胶柱鼓瑟、拘泥于文字，把虚数当作实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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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的得名，也是如此，是形容姓氏众多，是虚指，而不是实指有一百家。
《弟子规》
用韵语编成的传授伦理道德的蒙学读物，以《弟子规》的影响最大。我们还可以说，在清代后期所有的蒙学读物中，没有一部比它更风行的。许多地方政府都曾饬令所属州县，把它列为私塾和义学的童蒙必读书。清人周保璋在《童蒙记诵编》中说：“近李氏《弟子规》咸行，而此书(指《三字经》)几废。”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经贾有仁修改之后，才改易今名。“弟子”是为人弟者与为人子者，泛指年幼的人，所以多用来指学生、徒弟，“规”是规矩、规则和规范。
《弟子规》的最大特点：第一，不是谈论为什么要孝父悌兄，而是如何孝父悌兄，也就是说，孝悌是人的义务，人的本能，是一个人不得不做、没有疑问、可以悬置的问题。它是在肯定“十月怀胎苦，三年养育勤”、“十月怀胎苦，一生育我辛”、“谁言寸草心，报将三春晖”的前提下开始论述的，所以，它很直接从“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开始。它不做讨论，甚至不是陈述，而是宣判。第二，它是不抽象地讲孝悌，不是讲孝悌的原则，而是具体的方法，用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具有可操作性。而且这些方法，就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在我们的视听言动中，不虚悬，不高妙，尤其切合儿童。我认为，这是《弟子规》具有生命力的主要原因所在。它把儒家伦理道德的要求，落实在了实处，贯彻在了日常生活中。
《千字文》
我们习惯说“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一排序的逻辑，是按照数字大小、从小到大排列的，同时，从学习的先后次第来说，这样的排列也体现了从易到难的原则。但如果按照写作年代、成书先后来说，顺序正好相反。《千字文》其实最早成篇。我们今天就按照成书先后，来讲最早成篇、已经能够流传了1500年的《千字文》。
几篇蒙学经典，它们作者的情形各不相同。《三字经》的作者有争议，《百家姓》的作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相对而言，只有《千字文》的作者最为确定可信。就是南北朝时期梁朝的周兴嗣(469—521)受梁武帝之命，为梁武帝的儿子们编写的一部识字读本。
周兴嗣是一位才学之士，以学问渊博、善于写作文章著称。相传他早年游学时，曾在姑苏(今江苏苏州)一家旅店住宿，夜里听见有人对他说：“你才学盖世，不久就会结识到尊贵的大臣，最后被圣明的君主重用。”可是一直到声音消失，他也不知道说话人在哪儿。后来果然为梁武帝欣赏和重用，朝廷凡有制作，梁武帝往往会想到周兴嗣。而周兴嗣每写成一篇，都会受到梁武帝的称赞和财物赏赐。如果是多个文人同时写作，梁武帝也总是用周兴嗣所写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编写《千字文》或《千字诗》的人很多，钟繇、萧子范等人都做过这样的工作，梁武帝也跟风，亲自动手编写了一部《千字诗》。但显然，他对自己所作并不满意，所以，他又命令周兴嗣来做这件事。一些唐宋笔记，记叙这件事颇为神奇：唐朝人李绰”(chāo同“焯”)的《尚书故实》说：“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赐甚厚。”这段话把《千字文》成篇的前因后果及全部经过，叙述得非常详尽和生动。尽管“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有夸大的成分，但《梁书》中也说：“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文。”可见，周兴嗣写作《千字文》是没有疑问的。
在我们现在看来，《千字文》是一篇构思精巧、知识丰赡、音韵谐美、精彩绝伦的华美文章，但从它的成书经过来看，《千字文》又绝对是一篇识字读物。
这是一篇很独特、很神奇的识字读物。
第一，它全篇用一千个字写成，一个不能多，也一个不能少。它之所以叫《千字文》，就是因为这篇文章是一千个字构成的。
第二，《千字文》形式整齐，通篇以四言写成，凡250句，共计1000字。它是完整保存至今的第二部启蒙读物，第一部是《急就篇》。《急就篇》或者三言，或者四言，或者七言，经常变化句式，而以七言句式为多。《千字文》通篇用四字句写成，句子更加短小，形式也更加整齐，更适合儿童诵读。
第三，押韵便读。与其他传统启蒙教材比较起来，《千字文》受到的限制最多，但它依然在很艰难的情势下，保留了传统启蒙教材押韵便读的特点。这使得它读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铿锵悦耳，无论儿童，还是成人，都喜闻乐道。
第四，《千字文》全篇虽然只有有限的1000个字，而且每个字都不得重复，但这1000个字并不只是简单的堆积，而是组织成了通畅且有文采、并能表达一定意义的250个句子。其中叙述天文岁时、上古历史，渲染了帝都宫殿的雄伟、达官显贵的豪华，讲述了周秦时期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功绩、中华大地上的名胜古迹等，而且前后语义连贯，很有条理。
国学经典的诵读，不仅能让人感受祖国语言的优雅和精致，而且能给人开阔的气势和想象力，哪怕是《千字文》这样的启蒙读物。如开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就给人以壮阔之美。
《幼学琼林》
《幼学琼林》在知名度上，远远不能与《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相比，但我个人认为这是我们现在最该学的一部蒙书，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蒙书。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年少时，在多个私塾，接受过六年的传统启蒙教育。毛氏家族认为《百家姓》、《增广贤文》等是格调不高的俗书，发蒙从《三字经》开始，接着读《幼学琼林》;继而读《论语》、《孟子》和《诗经》等儒家经典。可见，在启蒙阶段，毛泽东主要读的是《三字经》和《幼学琼林》这类知识性强的蒙书。毛泽东对“四书”、“五经”不感兴趣，因为老师不讲解，只是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所以他“背得，可是不懂。”但对《幼学琼林》，却非常喜欢，以至于在后来文章、诗词和讲话中，很多地方都引用了《幼学琼林》。
南怀瑾先生也是一个《幼学琼林》的推崇者。对各界人士推荐国学书籍，《幼学琼林》往往在列。他在给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学生讲话时这样说：“还有一本书《幼学琼林》，你们国学院的同学们要特别注意。你把这一本书会背的话，什么天文、地理、政治、军事、经济，你大概都会知道了。”他强调“这是我们小时候读的书，会背的”。而他在海外，也一直带着这本书。
在我看来，《幼学琼林》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它以传授知识为主，很少进行伦理道德说教;第二，它知识丰博，是一部典型的百科全书;第三，《幼学琼林》采用偶句编写而成，形式自由，并为人们喜闻乐道;第四，《幼学琼林》的正文部分就有解释的文字，而且非常恰切允当，一般人读起来没有滞碍。所以说，《幼学琼林》是一部非常长知识的书。我在很多场合也说过，《幼学琼林》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士大夫要求掌握的知识类型，都能在《幼学琼林》中找到，它是传统知识结构的一个缩影，这就是我对《幼学琼林》的一个总的评价。
关于这部书的书名，“幼学”不用说，我们讲的是启蒙教育，我们的启蒙教育针对的就是幼童。“琼林”从它字面意义上理解，“琼”是大玉、美玉，那么琼林就是美玉林立的意思。“美玉成林，谓之琼林。”当你读《幼学琼林》这部书的时候，你会觉得，其中的每一句话，都犹如一块美玉，全书美玉林立，琳琅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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