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说的江湖有三个意义。
一、大自然中的江湖；二、文人士大夫的江湖。它与朝市对立，是文人士大夫逃避名利的隐居之所，是文士抚平心灵创痕的地方。它清幽静谧，仿佛熄灭了争斗。三、是游民的江湖，也是我们现在经常活跃在口头的江湖。它充满了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和你死我活的斗争，是游民奋斗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水浒传》第一次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这个江湖的存在。
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宗法网络之中，游民是被抛出宗法网络的人。他们一无所有，为生存奔走奋斗。他们空手练空拳，全凭个人心智、个人力量和勇气、胆量以求生存和发展。因此，这个江湖不仅要“争”，而且在“争”的时候没有了主流社会中的“争”所应该遵守的规则。
游民的江湖也构成一种社会，有人、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就能构成一个社会，但是游民江湖是不被主流社会所承认的一种隐性社会。
一般说来，江湖不是有形的组织，只是一种松散的存在，江湖中确有有形的组织，这种有形组织也是秘密的，譬如秘密会社、帮会，另外，各种各样武装团伙、绿林山头等等也都是有形组织。大多游民奔走觅求生活之路却是一个无形的江湖，他们的谋生手段基本上是合法的，如说评书的，唱戏的，走江湖卖药看病的郎中等。但在统治者眼里，这些游走江湖的人们绝非良民，也是必须提防的异类，有的时期甚至通过监督或制定严厉法律，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江湖人的主体是游民，不过是比较成熟、经过一番闯荡的游民，不是一脱离宗法马上就成为江湖人了。江湖是有规范的，一旦成为了江湖人(如果不是有形的组织，不需要任何人认可)，就要遵守一些江湖规范(当然这是自觉的)，不能像一般游民那样生猛了。
社会边缘人往往是江湖的中坚和领袖。他们本属于主流社会，或是由于生活状态、生活经历(如《水浒传》中的三阮、林冲)，或是由于统治者的政策(如花荣、宋江)，或是个人的选择(如晁盖、鲁智深、柴进)，他们从社会主流走到社会边缘，甚至堕入江湖。《水浒传》写了各种社会边缘人物堕入江湖的过程。边缘人物也是社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特别是被统治者排挤到社会边缘和自我选择走向社会边缘的人们，他们往往是社会上的才智之士，能量极大。哪里有江湖人活动和奋斗，哪里就是江湖。因此，确 切 地 说 江 湖 只 是 一 个“场”，这个“场”是由于有江湖人行动而形成的。这正像因为有电子流动而形成“电场”一样。
“水浒”的故事还把宋代江湖人的生活奋斗和理想展示给读者看，把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展示给读者看，因此研究《水浒传》最应该关注的就是江湖。没有江湖游民的出现，就不会有水浒的故事。
《水浒传》及相关的戏曲说唱等文艺形式，在中国下层社会里普及了江湖的知识，使得一些走投无路的人、羡慕江湖生活的人投入江湖，从而大大丰富了江湖的内涵，也使江湖的队伍更为壮大。《水浒传》不仅反映了江湖人的生活，而且被江湖人奉为圭臬。正面歌颂游民造反的文艺作品是不多见的，《水浒传》是第一部。后世的农民起义和骚乱、武装割据、土匪抢劫等一系列的暴力反叛运动由此找到了根据和心理支撑点。过去被认为是“十恶不赦”的造反仿佛也没有什么了，成为许多不得意的人们不妨一试的事情。从此，“梁山泊”成为造反者膜拜的圣地；“宋大哥”也就成为江湖领袖的一种代称。
《水浒传》的许多话语成为流行语，活跃在后世人们的口头，甚至成为人们认识社会和行为的指导。例如“好汉”这个词唐代就有，那时多指读书人，《水浒传》中则专指绿林英雄。这个词义被人们普遍接受。人们称那些勇武有力、敢于作奸犯科、又稍有点义气的人们为“好汉”。有了智取生辰纲的故事，人们知道“不义之财，取之无碍”这个短语，而在《水浒传》的语境中这是绝对正确的。于是，凡劫人财者，无不以此为说。其他如“聚义”“江湖”“招安”“上梁山”“逼上梁山”“替天行道”“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等等。它们既反映游民的思想意识，也表达了他们的向往。这些话语所负载的思想情绪播及到各个阶层，对无依无靠的游民影响最大，因为《水浒传》告诉他们的道理符合他们的生活体验。
《水浒传》中特别歌颂“聚义”，描写了与主流社会对抗的人们，在与相同命运的人结合起来之时所显示的力量。《水浒传》为游民的组织化构造了一套完整的操作和运行的规则，这与它建造的话语体系是相辅相成的。后来许多游民组织借鉴于《水浒传》，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天地会最为明显。
鲁迅所说的我们的社会有“水浒气”“三国气”，这固然是由多种原因所造成的社会存在，不能否认《水浒传》的广泛传播也是其原因之一。清代学者钱大昕在《正俗》中说，“三教之外，还有一教”，那就是“小说教”。极言小说对于民众思想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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