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见梁惠王
儒家非常不幸。它的激烈反对者或半信半疑的支持者，似乎都把它理解为一种粉饰专制、为不受约束的权力张目的理论。这当然不对。单看一下儒家对暴君的看法就可以知道，儒家决不会不讲原则地支持现实的统治秩序，维护君主威权。
《孟子·梁惠王下》记载了孟子与齐宣王的一段对话：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商汤推翻夏桀、周武王推翻商纣王，这是中国上古历史上两件大事，后世儒家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就揭示了儒家的君主观或者说秩序观。
战国时代已经进入皇权专制时代，已初步具有专制观念的齐宣王故意提起商汤推翻夏桀、周武王推翻商纣的故事，并断言，这是臣子以下犯上，弑杀君上，从道德上是错误的。孟子却义正词严地回答：夏桀、商纣这样的君主践踏仁义，他们首先违反了君主对人民应尽的天职，堕落为“独夫”，自己取消了自己的君主位置。商汤、周武王推翻他们，当然就不是弑君。
这段对话人们都比较熟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汉初有位儒生同样在皇帝面前申明了这个原则。《史记·儒林列传》记载了这场辩论：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於首；履虽新，必关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黄生大约属于法家，法家的基本立场是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所以，他的立场很清晰：商汤、周武王根本就是叛乱分子，他们是以下犯上，弑杀君上。辕固生是专门研究《诗经》的儒生，他却反驳说：并非如此。夏桀、商纣实行暴政，因而完全失去了民心。如果说，天下就是民，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失去天下了。相反，民心已归向商汤、武王，他们不过是顺应人民的意志，起而诛灭暴君。对他们而言，这简直算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情，这是上天施加给他们的一项道德责任。
黄生为了反驳，提出了专制主义的基本原理：帽子虽然破旧，但也得戴在头上，而不能踩在脚下。鞋子再新，也只能当鞋穿，而也不能把它戴到头上。天下事物，都有个上下贵贱的名分，这个是断不可搞乱的。这是万物的法则，所以，夏桀、商纣虽然胡作非为，但他们依然是君上。汤武虽然具有十分高尚的德性和伟大的仁爱情怀，但他们依然是夏桀、商纣的臣子。那么，他们就该遵守君尊臣卑的法则，他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苦苦哀求君上改正错误。君上不听，他们也必须容忍。现在，他们竟然起来推翻了君上，这不是以下弑君是什么？
辕固生这个时候便使出了辩论的杀手锏，他使用归谬法：照您这样说，本朝的高帝皇帝推翻秦朝，自己登上天子之位，是否也属于弑君之罪啊？这一问，黄生当然张口结舌，正在倾听两位学者辩论的汉景帝首先坐不住了，他立刻表达意见说：杀了马，光吃马肉，而不吃有毒的马肝，没有人说你不知马味。研究学术，回避讨论汤武受命的事情，也没有人说你是笨蛋。可以想象，景帝听了辕固生的话后，内心所受的震动是多么巨大。
孟子、辕固生所论述的思想是儒家“革命论”。说起来，自诞生以来，儒家就面临一个严重困境，无法找到一种有效的制度手段，在日常状态下限制君主的权力。儒家做了这方面的努力，此即董仲舒构想的天道宪政主义之下的儒生共和制度。但它并未完全成功，因而，此后中国的政制都是汉宣帝所说的“霸王道杂之”，所谓霸道，就是权力的专制。但是，儒家革命论至少表明了真正的儒家的君主观：君主并不是神圣的，君主之上有天、有道。依天道而行，是自然法施加给君主的责任，如果不履行这种责任，君主就得失去统治权。
所以，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是误解的悲剧。李光耀以“儒家价值观”为威权主义辩护，则是曲解的闹剧。
◎ 秋风 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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