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精神的传统中，儒学一直处于核心的位置。千百年来，经过儒家传统思想长期培育而形成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向心力，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起着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不过，也应看到，儒学对于民族精神的影响力也是有局限性的。儒学借助权势大行其道的同时，道家（包括道教）一直伴随着儒学的发展而发展，两家相互诘难而又相互补充，共同培育着中华民族精神。
儒家人生哲学求进取、讲现实的特点体现为儒家刚毅进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色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乾》）“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坤》）理想的人格应该像天一样运行强健、自强不息，像大地一样以深厚的德泽化育万物。《周易》所追求的这种人格，几千年来始终成为中华民族追求的理想境界，并经过历代哲人的发扬光大，已经化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构成民族精神的基石。儒家的进取精神和现实精神是联系在一起的，追求的是现实的道德的永恒价值和现实生活中的理想人格。孔子这样向弟子表述自己的志向：“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孔子鄙视不求进取的人生态度，批评这样的人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论语·阳货》）倘若无所事事，只知道饱食终日，白白浪费大好时光，实在是枉为人生一世。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时光有如流水般一去不复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孔子告诫我们：要珍惜时光，要在有限的生命中积极进取，充分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现实人生“任重而道远”，要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儒家的处世原则是“以和为贵”的“中庸”之道。孔子说:“中庸之谓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宋儒程颐解释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的解释更是简洁:“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儒家重道德、求进取、讲现实的精神，强调在现实世界中养成刚毅进取、自强不息品格，达到理想境界。这一思想特质以其巨大的作用和影响而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导，由此形成中华民族注重人生修养、贫贱不移、刚毅进取、自强不息、谦恭有礼、不为人先、吃苦耐劳、勤俭持家、求真务实、厚德载物、忠恕之道，利群爱国、乐观主义、经世致用等一系列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儒学以积极的处世态度、入世的精神特质以及讲求奉献的价值取向，教育并鼓舞着一代代华夏子孙发奋进取，在现实人生中创立了无数功业。但儒家过于重视道德价值，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的生命价值；过于强调现实的进取精神，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在精神方面的超越需求。因为对于一个完整的人生而言，既有现实的入世事业，又有出世的超越需求；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在现实事业中能够成就功业者毕竟是少数，而大多数人不得不面临一次又一次的失意和困惑；即使是现实人生中的功成名就者，在漫长的一生中，不如意之事常十之八九。出世的超越需求需要满足，失意者也需要精神的关怀和抚慰，不如意之时也需要宣泄和精神的慰籍。生命与死亡也是人类摆脱不了的两大难题，是人类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挥之不去的梦魇，也是人类自古至今一直寻求答案而不可得的困惑。在生死问题上，人们同样需要得到的精神的慰籍和安顿。而儒家学说在面对以上这类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没有提出有说服力的理论。儒学的精神慰藉往往适合于少数成功者，往往是苦尽甘来时才能体会到事后的安慰。儒家思想中的这些不足之处，给其他学说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机会和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家补充和纠正儒家学说的不足之处。
道家人生哲学主要表现为重视精神境界，提倡个体的精神自由。按照庄子的说法，作人应当追求自由、放达理想境界。要达到这样的人生境界，就要尽量做到莫与人争，少私寡欲，洁身自好，返朴归真。用老子的话说，就是慈、俭、不争。“吾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必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老子·六十七章》）作为普通人，要尽量做到处事谦下，善于保护自己；作为位居高位的执政者，则要尽量做到无为而治，不与民争利。“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故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居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皆乐推不厌也。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六十六章》）庄子更是洞达人生哲理，提倡“逍遥游”，也就是人的精神要尽可能的自由自在，不受外界名物引诱，待人处事要保持适度，做到“为善者无近于名，为恶者无近于刑。”（《庄子·养生主》）作人应当顺其自然，报道执度，只有这样这样才“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同上）这就是道家倡导的洁身自好、不为物役、追求精神自由的人生哲学。
道家还提倡尊道贵德、生道合一，主张“天人合一”说。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天地万物和我们同生于“道”，站在“道”的高度，天地万物的和我们都是相通的，人与天地万物是合一的。“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庄子·在宥》）人应该效法天道的自然无为。道家的人生哲学与儒家的人生哲学相比较，在思想表现形式上似乎不如儒家那样现实、积极，但是在精神追求上显得自然、自由、洒脱。道家以“自然”观照人，肯定人的生命价值，反对人为地损害生命，重视人的生命权，反对战争等滥杀无辜的行为，体现了一种与儒家迥异的生命观。道家认为，一个人在精神上超然于外物，心灵超脱形体的局限将获得充分的自由,于静定中体悟自己的自然本性，与“道”契合为一，进入“万物一府，死生同状”（《庄子·天地》）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的人，道家称之为“圣人”、“真人”、“神人”。道家提倡的养生之道，后来被道教吸收，进一步形成了道教长生论和神仙论。道教继承了老庄保命全生养生之道，以“生道合一”作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以养生为修道，特别强调“重生”、“贵生”，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实践方法。道教主张在人的生命体验中实现内在超越，体现了道教功行两全、崇尚实践、注重验证的精神。
尽管儒家提倡自强不息、积极进取、贫贱不移的精神是无可厚非的，但趋利避害、喜生恶死毕竟也是人的自然本性。对于现实社会中的芸芸众生而言，最关注的往往是如何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尽量避免挫折与坎坷，尽量做到身体安康、精神自由。减少疾病，延长生命，颐养天年，乃是人类发自本能的愿望。道家以及后来再次基础上发展成的道教，为上述人生的需求提供了理论指导。道家重视人作为个体的生命存在价值，肯定人在自然界和社会上本身的存在价值，尊重人的自然本性，关注人生的肉体与精神的各种感受，重视现实中人的精神超越，并提供旨在延长生命过程的养生之道，将自然规律和个人命运握于掌中，悟透生死，还虚合道，最大限度的开发人的生命潜能。老子提倡淡然闲适的生活方式，主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八十章》）庄子提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主张“保身”、“全生”、“养亲”、“尽年”，更是对追求出人头地、高居人上的功名利禄之心的否定，体现出对个人精神生活的肯定。道家、道教学说可以成为失意者的避难所。现实有它残酷无情的一面，在追求功名利禄的过程中遭遇挫折、失败的人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往往从道家、道教那里找到他们所渴求的精神安慰。“因有道家学说的存在，使得人们有了退却的理由和余地。就整个社会群体而言，强可为儒，弱可为道；智可为儒，愚可为道（事实上可能往往相反，亦未可知）。而就某一具体个人而论，进可为儒，退可为道；攻可为儒，守可为道；成可为儒，败可为道；表可为儒，里可为道。因道家学说之存在，使人们比起从出生到亡故便一直无从选择地被捆绑于儒学名利的战车而拼杀致死的境遇，其幸运诚不可以道里计。”[3]关于道家、道教学说的思想精要，胡孚琛也做了很好的概括：“道学之道，以无为本，以因为用，以反为奇，以化为术，无成势，无常形，立俗施事，来物成务，拨乱反正，救亡图存，神妙莫测，其精华可以究天人物理，其尘垢秕糠可以陶铸尧舜。老子以道垂统而教天下，人能得其一隅则可以治国，可以用兵；可以成事，可以立功；可以明心见性，可以乐生益寿；可以叱咤风云，可以退藏于密；可以无往而不胜，可以随遇而能安；可以用一字而走遍天下行之万世者，其唯道乎。”[4]道家在本体论上强调一个“生”字，认为宇宙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在世界观上强调一个“化”字，认为任何事物都处在变化之中，强弱、祸福等都是会向自己的对立面相互转化的；在事物的转化过程中贵在一个“因”字，主张因循自然、因势利导。道家以“中”字为纲要，在处世之道上巧用一个“中”字；在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关系上注重在一个“和”字；在个人修养上强调一个“忍”字上，而养生之道的要诀在一个“逆”字。道家以“无为”为体，以“无不为”为用，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退为进，以不争为争，以逆向思维的方式补充和纠正了儒家学说中的不足，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宗旨，以回归自然为目标，以追求人的内在超越为价值取向。道家重自然特色和儒家重现实特色互相补充、互相配合，共同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共同培育了中华民族精神。#p#副标题#e#
（本文第一次发表于《河北学刊》2006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06年第10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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