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全球文化的发展出现了诸如：文化霸权主义、文化认同危机、文化冲突加剧等一系列的问题。以孔孟学说为代表的传统儒学蕴含着为整个人类社会所广泛认同的普世价值。传统儒学普世性元素有：仁者爱人的人道精神、孝悌之道的基础地位、性善论为基础的至善之道、忠恕之道和中庸之道的基本途径、和而不同的基本原则。在这个背景下，儒学普世性决定了它具有适应现代化和全球化，进而成为安定人类社会的基石和世界大同的推动者的责任和使命。
关键词：全球化； 传统儒学；普世价值
Promoting the universal values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 under globalization
Li Jugang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 of globalization, the glob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re gradually show some phenomenons such as: cultural hegemony, cultural identity crisis, intensified cultural conflict and a series of questions. Confucius and Mencius, represented by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doctrine on a universal innate qualities, contains the human society as a whole widely shared universal values. Universality of the traditional elements of Confucianism are: benevolent lover of humanity, filial piety, the perfection with good human nature, loyalty and forgiveness, the basic approach with different basic principles. In this context, Confucianism universal determines that its universal value is to adapt to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nd thus become the cornerstone of a stable human society, undertaking the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as a promoter.
Keywords: globalization;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universal value
近年来，关于儒学与全球化的讨论此起彼伏，弘扬儒学普世价值呼声也日益高涨。那么何为“普世价值”呢？万俊人教授认为：“普世价值是一种以人类公共理性和共享的价值秩序为基础，以人类基本的道德生活，特别是有关人类基本生存和发展的普世道德问题为基本主题的整合性价值理念。”[1]普世价值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普遍性，能够被跨文化，跨地域，跨宗教的人们在特定的生活条件下共同认可和践行。当然，“寻求普世价值不是要排斥和否认不同民族文化的伦理价值，而是在尊重各民族文化传统的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发掘和利用不同民族文化传统思想的内在合理资源。找寻价值观念中能为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所共同接受的伦理概念，一定要克服两种不好的思想倾向，一是文化霸权主义，二是文化的相对主义。”[1]2普世价值应该以承认和接受多元文化为前提，充分理解和尊重各种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反对把己方的价值规范强加于人的文化霸权主义。同时，不同民族文化中对某些道德观念存在一定意义上的相同或相近性，但具体的理念是有差别的，比如儒家的“仁者爱人”和基督教的“博爱”，前者追求“内圣外王”，后者探寻“天堂福乐”，二者在字面上都讲究爱众人，但其精神信仰的内涵有很大差别的，所以说，反对文化上的相对主义就要尽可能避免那些无谓的争端，做到求同存异。
儒家文化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至今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社会价值。为什么？因为儒学先天就具有普世价值的特质，今天它仍可称为人类可共享的道德典范和文明财富。因此，我们应大力弘扬儒学的普世精神，通过对话交流及各种形式的推广和传播，使之超越东方文化的范畴和东方民族地域的限制，发挥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儒学是一个需要限定的文化概念，笔者这里探讨的主要侧重以孔孟学说为代表的传统儒学的普世意义，由孔子开创的儒学是人类最早最成熟的道德理论体系之一，为中华民族赢得了“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文化赞誉。正如陈启智教授所说：“先秦儒家很重视‘家国天下’的观念，这一观念类似于今天‘全球化’的说法。”[2]虽然古代天下的范围并不能囊括今日所说的全球，但由“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子欲居九夷”，可以看出至少孔子把眼光放到了“九夷”与“海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从孔子时代中国人就有了全球化的意识。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危机”
今天，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下世人经验世界之非常重要的元素，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文化正以史无前例的多姿态、富变化的状态呈现在世人面前。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文化之间既有吸纳、融合、同化，也有排斥、磨擦，甚至对抗，呈现出百舸竞渡之态。正如赛曼·杜林就所言:“全球化意味着文化形成越来越失去固定空间的限制，并很难集合为整体和传统。”[3]在这种环境下必然会给世界文化带来各种问题，产生诸如文化霸权主义、文化认同危机、文化冲突加剧等不良现象。
文化霸权主义是当今西方国家借用其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以及文化影响力有意无意间推行的一种全球文化战略，其后果就是使西方强势文化在许多方面取代本土文化，使文化的多样性失去其真实的意义，成为空洞的形式。文化霸权主义严重阻碍了世界文化发展的多样化趋势，其本质就是所谓的文化“一元化”倾向的表现。那么何谓文化认同呢？按照通常说法：就是在一定限度内，能够为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所普遍认同、接受、以至身体力行的文化价值标准；或者说是某种特定文化意义下的精神价值转而成为各不同人群共同的价值取向。不过，今天经历的文化全球化道路与百年前的殖民化过程类似，正在趋于破坏各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抹杀各民族文化自身的本质特征或文化身份。所以，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建构》中也有所描述:“90年代爆发了全球的认同危机，人们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等”。[4]这显然是全球化带给人的认同危机，表明信息时代今天人的孤独感一点也没有减弱，所以全球化不仅让人失去了私人空间、精神家园，而且也使人对私人空间和精神家园的需求更加热烈。在这种全球化的背景下，缺少文化认同感也成了今天的中国人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中国人失去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归属感，没有了自己的价值理念，没有了自己的文化自性和民族个性， 那么中华民族就会沦落成一个单纯的生理意义上的族群。” [5]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东西方文化冲突愈演愈烈，同时西方内部文化间的对抗也是此消彼长；以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激烈冲突为例，造成了世界的动荡不安，以武力解决不了宗教冲突，以霸权解决不了民族矛盾，这就为儒学的重新倡扬和走向国际舞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解决这些争端应该以承认和接受多元文化为前提，充分理解和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反对把己方的价值规范强加于人的文化霸权主义，这就是儒家所倡导的“和而不同”。
作为世界文化的极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发展不仅是中华民族自身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全球文化变迁的重要问题。这不仅会影响中国民众的文化生活，同样会波及到中国社会其它层面的发展路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世界文化的前景。众所周知，“目前中国文化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内部的成份及张力的融合非常复杂。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其中既有数千年古典文明的积淀，也有二十世纪内外斗争及革命建设留下来的成果和教训，更有改革开放之后创造的巨大财富及从国外涌进来的大量成份。”[6]这些成份之间既有互相包容、补充的关系，也有相互对立、冲突的关系。在全球化的时代环境内，这些成份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着各种变化。正如韩星教授所说：“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也正处在一个经纬交错的十字形的交叉点上:它一方面要实现本土文化与域外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整合，一方面则要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的整合。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整合就是要在世界性和民族性等两重性之间找到一条既可以构建起中国文化的新体系，又能够解决人类文化出路问题的基本道路。”[7] 20世纪探寻中国文化出路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已经证明，要使中国文化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就不能割离自身的传统。相反，对于传统不仅要正确面对，而且要发掘传统资源以明确文化主体意识，作为我们前进的原动力。中华民族必然需要在全球化的客观进程中保留自己文化的独特个性，使中华文明能以独特的傲人身姿矗立多元化的世界文明之中。这就需要一种能够为整个中华民族所认同、能够凝聚亿万中华儿女精神情感的“共通意识”，那么这种“共通意识”必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全球化的时代的今天，在“西化”到了一定程度，大家需要回归传统文化保护自己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之丰富、包容之博大，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血脉，应该是这一“共通意识”的主体部分。[7]2儒家文化在海内外华人中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和感召力，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通过儒学这个文化纽带，可以感召、吸引和凝聚海内外华人，从而增强中华各族儿女的文化认同感、精神归属感，共同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二、传统儒学中的普世性元素
武王克商后即逝世，周公鉴于商亡之教训，提出“敬天、明德、保民”之思想，周公“制礼作乐”，实现了人道精神的伟大创制，可作为中国人文精神的得以确立的开端。正如后世儒家经典《礼记》所设计的大同社会，描述了一个人与人之间充满关爱和同情，融洽相处，公正无私，待人如己的相亲相爱的社会图景。在儒家看来，遵循“仁”的道德原则，就要在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做到爱而无私，视人如己，对老弱病残和鳏寡孤独者给予积极热情的关心和帮助，使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人人都能感受和体会到作为人类一员的温暖和幸福。《论语·八佾》中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看出孔子对西周礼乐文化的积极称颂，他认为西周的礼乐文化是人道发展的又一崭新高度，有助于社会文明的进步发展，西周之伦理道德是博施于民的普世性仁德。传统儒学是在继承、发挥殷周礼仪文化的基础上，由孔子创立、孔孟发挥的政治伦理文化，包含丰富的人生哲学与道德哲学，其要旨是对人的关照，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究，是对人生的终极关怀，也可以说儒学是关注人、关注人的现世生命价值的哲学和伦理学。
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传统儒学中的普世性元素。
（一）仁者爱人的人道精神和孝悌之道的基础地位
孔子发展了周公的“礼乐”思想，提出“仁”的学说。儒家“仁”的道德原则所倡导的是一种无私的、广博的“爱”。孔子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就是这种博爱精神的体现。孔子的“仁”是着眼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是惠及于天下万物的。《论语·颜渊》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归结阐述为“仁者爱人。”这里的“人”正是儒家关注的中心。《孝经·圣治章》载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礼记·祭义》）说明儒家把人看成是天地之间万物中最伟大、最尊贵的。《论语·乡党》中的一段话:“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棚着火被烧了，孔子听说后回家只问烧伤人了没有，不问马，充分显示了儒家“以人为本”的“仁爱”思想。孔子所说“爱人”不仅是爱自己的亲人，也不仅仅是爱有德的人，而是爱社会各阶层的民众，直至当时根本不被当做人看的奴隶。《孟子·梁惠王上》载:“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孔子不仅坚决反对贵族用奴隶“人殉”的陪葬制度，而且也坚决反对以人佣陪葬的方法，他认为模拟人形的陶俑陪葬也是不符合“仁”的表现。[8]儒家的“以人为本”不是以某一家族或者某一诸侯国的人为本，而是以天下的人为本。《公孙龙子·迹府》中讲楚王丢失良弓，但并不想找回，因为楚王认为“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孔子听说此事后作了进一步的评价：“楚王仁义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可见，孔子的“仁义”是上升到整个人类社会的高度而言的。[9]在《论语·公冶长》中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在《论语·子罕》中有：“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可知孔子强调行仁于天下，即使“夷狄”也在其中，他的“仁”是可以及于四海九夷的“大同”道德，这种博爱意识和普世的道德情怀，反映和体现了儒家道德理论中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儒家“仁爱”是最基本和普遍的道德原则，但具体施予可以根据亲疏远近而分别对待。《孟子·尽心上》中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在这里是阐述了仁的层次性，即对于“亲”、“民”、“物”三种不同层次的对象，对亲人亲，对民众仁，对万物爱。儒家既强调从血缘关系中引申出来的“亲亲之爱”，但又不限于亲亲之爱，而是要求从亲亲之爱出发，推己及人，将仁爱的思想情怀推及到全体社会成员乃至于世间万物，即“泛爱众”(《论语·学而》)。这显然与墨子提倡的“‘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视人身若其身’‘视人家若其家’‘视人国若其国’。”（《墨子·兼爱上》）是不一样的。儒家的仁考虑到人类自然本性的亲疏远近，比较符合人情；而墨家的兼爱则抹杀了人与人之间的客观存在的情感差别，是不可能实现的。相比之下，还是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己及人的“泛爱众”更切合实际，合乎道德人情。
《论语》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儒家认为“孝悌”是“仁之根本”，也是儒学普世价值的基础。但同时，“儒家伦理思想本来强调以‘仁义’规范忠孝，将天下为公引向‘民胞物与’以落实‘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情理。”[10]孝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训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说明“孝”不仅仅是个人德行的根本，还是使得天下人性顺畅，人民和睦的途径。由孝道推展开来，推己及人，敬祖先，睦亲族，扩大到爱人类爱万物，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11]《论语·学而》中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仁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教育学生在家要做个孝子，出门在外面对社会、对朋友、对其他人都能够友爱，推而广之爱国家、爱天下。《论语·学而》中还有“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要求从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的家庭伦理开始，树立尊敬他人，互相宽容谦让的社会伦理道德。孟子由亲亲敬长引申出仁义道德，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提倡“众乐乐”，反对“独乐乐”，要求人们以爱己之心爱人，并且以“尽心”扩展本心而形成推己及人的道德。可见儒家倡导的“仁爱”不是狭隘的私亲之爱，而是具有普世性的“四海皆兄弟”的大同之爱。
（二）性善论为基础的至善之道
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同样《孟子·让王》中关于“四端”的陈述，认为仁义礼智都潜在于人的心宅，所以人的良心良知都是天赋的，本性的，因而“尽心”、“尽性”便成了人成仁成德的根本所在。《孟子》中多处论及仁与义的关系:“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并要求人们做到“居仁由义。”(《孟子·告子上》)然后，孟子极力从主体的心性内省发挥了孔子的道德修养学说，提出了“存心”、“养气”、“寡欲”的个人自我德性修养论。其修养的前提是人本身具有成德成圣的普遍可能：“人皆可以为尧舜”。“儒家伦理的道德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强调天人合德，它把人类社会的道德看作是本体意义上的客观必然规定，所以天人合德就是确定人的道德本性，人伦秩序的理论基础。”[12]《孟子·尽心上》中有“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说明充分体悟了人的本心，就能够认识自己的本性，认识了自己的本性就能把握天的本质，天道与人道是相通的。《论语·泰伯》中孔子讲：“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说明人道是效法天道而确立的。儒家天人合德的伦理道德，把整个人类及至整个宇宙看作一个有机整体，道德是世界的本质和根本秩序。儒家伦理道德在处理人类的社会关系时，强调以整体为本位。《大学》是儒家伦理道德的纲领性文献，它开宗明义提出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之道就是为了培养能够象《周易·文言传》所说的“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大人，要世人都明白那得之于天而人人皆具有的德性，一旦自身能通彻本性之源，成为圣贤人物。善性是做人之根本，是人性的基础，同时也只有坚持和遵循仁善的伦理原则，才能协调和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上代人和下代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保证人类世代的生生不息和持续发展。
（三）忠恕之道、中庸之道的基本途径
“忠恕”之道是儒学普世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弘扬儒学普世价值的基本途径。《论语·里仁》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是儒家思想核心“仁”的引申和发展。“‘忠’是一种为人处世应有的基本的品格和德行，‘忠’的对象绝非单指侍君和侍上，而是对待身边所有的人都要忠诚。它体现了尽己达人的诚实之道。‘恕’含有‘宽恕’和‘容人’的意思，体现着厚人律己的博爱品德。”[8]2在《论语·卫灵公》中，“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是孔子行“仁”的基本方法，也是“恕”的基本精神。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中庸》中讲:“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乎施于人。”可知“忠恕”是儒家“求道”的重要途径。
孔子对中庸之道的论述在《论语》所载虽然不多，却是中庸之道最基本的内容。如《论语·雍也》章所载：“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句话把中庸之道的重要意义说得非常明白，达到至高无上、无以复加的地步。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欤？”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过犹不及”是中庸之道的基本原则。后来，子思通过《中庸》一书把中庸之道推进到系统化的阶段；中国文化不但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而且基本上能够走中庸之道。今天，我们面对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出现的一系列两极化倾向，我们要在全球性和本土性、世界性与民族性、一体化与多元化、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等等二元对立倾向中走中道。正如有学者所论:“对抗全球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可能性在于一种真正为各国、各族人民所共享的文化的出现。这种文化超越边境，兼济各国；它人道而普遍，但也尊重差异；它立足于统一性，但也保护多样性；在承认个人、社区、国家、文化、阶级、种族和性别等各种同一性时它探寻一致性。”[13]
（四）和而不同的基本原则
“和而不同”是儒家传统人文精神的精髓。《论语·子路》篇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提出了儒家所追求的“和而不同”的思想。除了在处理社会关系上“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外，在其他方面例如在政治上主导思想是“为政以德”，但又主张恩威并施、宽猛相济，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政治上的“和”。“和而不同”来源于春秋时期的和同之辨。《国语·郑语》、《左传》昭公十二年分别载有史伯、晏婴的和、同之论，对和、同的概念内涵作了严格的区分。他们都赞成“和”而反对“同”，指出“和则生物，同则不继”。所谓“同”，是完全相同的事物简单相加，没有不同的因素、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不产生新的状态、新的东西。而“和”是多种因素的并存与互补，是一种有差异的统一，而不是同一。换句话说，和谐的本质在于统一多种因素的差异与协调。“和”的最高境界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在这里孔子是把“不同”而又和谐相处相生，看作事物的本质，看作做人的根本原则提出来的。[14]由此可见，“和而不同”既可以保持和发挥自身文化的特性，又可以在相互交流和对话中得到发展，从而使不同的文化相互认同，促进人类相互理解、宽容、和谐相处，谋求人类共同的进步与幸福。以此为原则来我们探寻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共生理念以及达到“天下大同”的途径，继而用其来观察处理国际事务，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正如费孝通所言：“‘和而不同’就是要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只强调“同”而不能“和”，那只能是毁灭。“和而不同”就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以及当代中国的民族政策，在促进世界各民族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15]同样汤恩佳先生也指出:人类已真正陷入严重危机，联合国的功能已日渐减弱，处理不了世界重大事务，控制不了面临着无边界无了期的战争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正是解决纷争和歧见的正道。“和”是指把“不同”的思想和意念兼收并蓄，和衷共济，达到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化“戾气”为“祥和”之新景象。”[16]
三、弘扬儒学普世价值的意义
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中华民族的团结奋进的精神支柱；儒家文化同时也是世界文明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人类文明史上放射着耀眼的光辉。直到今天，儒家思想对保持世界的永久和平和提高人类的整个人类的人文素质，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使儒学成为世界性的人文资源，应该在五彩缤纷的世界文明中，与各国文明加强交流和对话，任何人和国家都可以充分利用儒家思想中有关人际、国际关系的公理和智慧去解决是非争端，使之发挥其应有的伟大作用。用儒学的普世性真理作为人性至善的根本，用伦理道德为教导，必能引起全球各地响应，共同扛起“仁义礼智信”的大旗，一起缔造和平发展的新世界。国与国之间讲信修睦，世间就少了无意义的争端；人与人之间能亲善往来，人间就少了违背道德良心的行为。“儒学固有的普世性决定了它的责任和使命：适应现代化和全球化，进而成为安定人类社会的基石和世界大同的推动者。”[17]大力弘扬儒学的普世价值，用世界眼光和心胸，寻求国际层面的理解、对话与认同，有利于中国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接轨，有利于中西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有利于使世界各国有更多的渠道了解、认识中国和中国文化，为建构全球共同认可的价值规范做出必要的贡献，从而遵循合理共通的价值规范，和谐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而为解决当今世界的各种矛盾冲突，维持人类和谐安宁做出贡献。
作者简介：李聚刚（1983–），男，河北邯郸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研究。
参考文献
[1]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第29页、第3～4页。
[2]陈启智.儒学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A].儒学与全球化[C].济南:齐鲁书社，2004. 第88页。
[3]赛曼·杜林：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140页。
[4]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建构[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第129页。
[5]王达三.拒绝“香蕉化”，过我清明节! .新华网。
[6]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2～67页。
[7]韩星.全球化背景下的儒学与中国文化整合[J].东方论坛.2006第一期。
[8]戴永明.先秦儒学要略[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第57、63页。
[9]方尔加.儒学思想讲演录[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第56页。
[10]蒋国保.儒学普世化的基本路向[A].儒学与全球化[C].济南:齐鲁书社，2004.第240页。
[11]蔡德贵.再谈儒家伦理普世化问题[A].儒学与全球化[C].济南:齐鲁书社，2004.第195页。
[12]唐凯麟、张怀承.成人与成圣——儒家伦理道德精粹[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2003.第48页。
[13]谢里夫·海塔塔.美文化·解体和上帝[A].弗雷德雷克·杰姆逊、三好将夫编.全球的文化[C].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236页。
[14]韩星.孔学述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第64页。
[15]费孝通.多元一体和而不同[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07-27。
[16]汤恩佳.壬午年六宗教新春团拜献词[C].汤恩佳尊孔之旅环球演讲集:第6卷.香港:孔教学院，2004.第284～285页。
[17]林东生.儒学的现代性与普世化[A].儒学与全球化[C].济南:齐鲁书社，2004.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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