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下午3时，深圳图书馆五楼报告厅迎来了本届读书论坛一位重量级嘉宾、来自哈佛大学的教授杜维明。他以《儒学的当代使命》为题，讲述了自己与儒学的渊源、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前景。这个听上去比较专业和学术的讲座在深圳同样吸引了满场的听众，一路追踪听下来的市民普遍反映这是今年读书论坛上学术气氛最浓的一次讲座。
儒学是跨时代、跨文化的
杜维明说，“儒家的当代使命”是他30年一直关切的课题。儒家传统是超时代、跨文化、多学科而且多层次的，可以用几个字代表：第一个是“道”，也就是儒家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理论；第二个是“学”，指学习传统、学术传统。其中错综复杂、不同时代的儒学体现了不同的精神价值。
他认为儒学大体来说可以分成三个重要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曲阜的地方文化逐渐成为中原也就是中国的文化主流。后来由于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影响，儒家逐渐没落，从魏晋到唐末是佛教和道教的时代。14世纪儒学复兴，对佛教提出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创新，这是儒学的第二个时期。儒家传统从中华大地扩散，影响到朝鲜、韩国、日本，也影响了越南，形成儒教文化圈。鸦片战争以来，儒家文化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一直到目前才有进一步发展的机缘，这是儒学发展的第三个时期。
杜维明说：“1985年我到北京大学讲儒家哲学，有人告诉我，在此之前也有学者讲过这个课，就是梁漱溟先生，那是在1923年。这60多年来，儒家哲学的课一直没有开，但儒家的传统一直在延续。1900年始于巴黎的世界哲学大会去年在韩国首尔召开，儒家哲学、道家哲学和佛教哲学都被列入主要的讨论项目，这在哲学发展的道路上是没有出现过的。中文第一次成为官方语言，下一届在希腊要举行世界哲学大会，正式通过中文成为官方语言。所以说儒学不仅是跨时代，同时也是跨文化的。”
儒家应该成为重要的人类精神资源
杜维明认为，儒家的文化渗透到中国的民俗中，因此也是多层次的。一般认为儒家的传统是精英的学习，一般的老百姓不知道儒家讲什么，其实这是非常大的错误。儒学和儒家在中国乃至东亚发展的特色，就是它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儒家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起了积极的作用，关键的作用，甚至是最重要的作用。
杜维明说，东亚的现代性中有很多传统因素，其中较大一部分就是儒家。如果面向21世纪，儒家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源，提供给世界人民做参照。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历史出现了断流，儒学的崩溃和中华民族的现代命运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只要它的政治、经济、社会是好的、健康的，儒家的形象一定是好的。如果它碰到各种不同的困难，儒家的形象也会受到很多的质疑。
儒学在第三个时期，能不能从东亚再进入全球，这是一个大的问题。这当然不是靠少数几个学术界的人做到的，所有关切儒家前途的人都有责任。这不是一两代人可以达到的，但是要看它有没有这个发展的前景，有没有生命力。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看到有希望，现在看来，这个希望比80年代更大，但是力量还是很薄弱。
儒家思想在冲击中成长
杜维明回顾了儒家的历史，汉武帝独尊儒术，他本人信的其实是方士。在宋明时期，佛教大盛，过去一般说中国是三教，现在要讲五教，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加进去。儒家能够发展，是通过对话，有时候是通过辩论甚至是矛盾、冲突。如果没有道家对孔子的冲击，儒家的发展可能也不行，因为有很多其他的思想潮流跟它冲击，它才逐渐壮大。
没有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就不会有儒学文化的发展。如果我们要走出亚洲，就要有对儒学的长期辩论、长期讨论。儒家的当代使命就是怎样把这个传统从中国文化、东亚世界走向全球，但是儒家和佛教、基督教最大的不同是，它越向外发展，就越要扎根，其根源、历史性来自中国，就永远要跟中国有密切的关系。杜维明说：“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如果没有对话，我对儒家的文化的理解就有很大的片面性。”
从事儒学研究，也可以批判儒家。事实上在五四时代，那些知识精英放弃儒家、批判儒家，甚至是强烈地糟蹋儒家，反而对儒学的进步做出极大的贡献。要从事儒学研究，也要对儒家有批判的精神，儒家传统的任何观念、核心价值都可以质疑。
孟子的心学是推己及人
杜维明认为，儒家的现代使命就是能不能发挥孟子的精神。因为孟子的精神是以人为本，关注的不是孤立绝缘的个人，而是所有的人都应该体现的价值，所以他讲“民为贵，君为轻”，这代表的是孟子的信仰。
孟子掌握的资源第一个是主体性，是经过自己努力的为己之学。另外，他是为了老百姓，他有客观性。他还有强烈的历史文化感，有天道，所以他的超越是非常雄壮的。傅斯年做台湾大学校长的时候，把大学一年的课程改成《孟子》，他说：每一个台大人都应该精通孟子。
一个社会如果损人利己的人特别多，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个社会也有很多人是不损人也不利己，有很多是不损人而利己，这种人就叫经济人。所谓经济人就是尽量扩展他的利润，也不犯法、不损人，当然最好是利己利人。孟子的心学就是从每个人自己做起，真正的心学就是必须要推己及人。
现场互动
听众：几个月前去世的国学大师季羡林有一个著名的论断，21世纪应该是中国的世纪。他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应该受到广泛认同。您是否同意他的理念，或者说他的理念跟您的儒学发展第三个阶段是不是不谋而合的？
杜维明：季羡林先生是我非常尊重的长者，但是他的观点我完全不能认同。全球化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经济全球化，还有一个是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就是越全球化越多元，现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还是基督教。我们现在塑造中华文化认同，这个文化认同一定要开放，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还应该有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能力。理解季先生的话应该有更宽的视野，他把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都认为是东方文化。当然这几大文明的兴起对西方特别是北欧的霸权是很大的挑战，西方可能没落了，但是向西方的学习我们还没有完成。对于法制、自由、人权，整个市场经济机制、民主政治机制、现代新大学机制等等，都还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但是这次的学习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应该是平等互惠的对话。我们希望是核心价值的对话，这可以使我们的一些基本价值能够发挥作用。
听众：刚刚您谈到了当代东方儒家传承里韩国比较独到，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因为家人参与了贪腐问题而选择了自杀，有人认为这是儒家文化和他个人身上的矛盾体造成的悲剧。您怎样诠释这样的事件，这是不是内圣外王？
杜维明：我不诠释。他的死有很多方面的因素，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有一些大的案件出现，在日本绝对下台、绝对引咎辞职，没有说是大案件出现了，领导者可以不负责任，韩国也是一样的。不过，韩国的情况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参照，因为大家都很不高兴端午节成为他们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再下来就是中医，他们叫汉医，也要申报联合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世界上70％以上的中药都是由日本、韩国出口的，而百分之七八十的材料来自中国。我们的资源拿出去了，而且内部还有很多声音对我们的健康声音进行抨击，这是很可惜的。
听众：谢谢杜老师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文化教育课。我也给孩子们讲国学，尤其是《论语》，发现一句话有不同的讲法，“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钱穆和《百家讲坛》讲的都不同，我到现在就不敢给孩子们讲《论语》了。
杜维明：我想你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应该还是跟他们讨论。因为讲《论语》，所有人都可以有发言的权利，大家共同讨论。对于经典就是这样，经典有很多的所谓模糊性，但是大家讨论以后，各种不同的观念都可以分享。
人物简介
杜维明
云南昆明出生，台湾长大，23岁获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资助赴哈佛留学研究中国儒学，成为中国新儒家第三代的领军人物。不仅在美国哈佛大学讲授中国历史及哲学，还大力推动儒学在全球的传播和发展，是当代最有活力的著名思想家，也是一个儒学型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和代表。有人把他比作中国传统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而在更多人的心目中，都把他定位为东西方文化最恰当的沟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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