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为什么不是秦朝焚书坑儒的范围

　　孟子故里——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政府于1998年8月出版的《孟子新志》63页载“孟子殁后，其书幸免秦火”。也就是说，《孟子》一书，不是秦朝“焚书坑儒”中“焚书”的范围，那么，作为孔孟之道德二号人物，孟子一书为什么却不是焚书的范围？

　　焚书坑儒，真相如何？

　　笔者发现，焚书事件中，严禁以古非今、偶语诗书，针对的乃是和法家“法后王”主张截然对立的儒家“法先王”，从而为秦朝政治肃清舆论和意识形态环境，以期实现“别黑白而定一尊”。但焚书令下三十日不烧，仅受黥罪，比起以古非今要灭族，实在是轻得多。焚书非后人传说的那么严重，孔壁藏书之类的反抗行为之所以能成功，也有焚书令执行不彻底的原因在。

　　关于“焚书”一事，发生于始皇三十四年，是否象后世所说“三代之书，经秦燔炀而尽”呢?在下以为未免言过其辞!“焚书”这一政令早在商鞅时就已提出“燔《诗》《书》以明法令”，但具体则从李斯开始实行，目的是禁“私学聚语”。所禁止的主要是私人收藏儒家及诸子言论。绝大部分文献资料由官方收藏。并且诸如医药、卜筮、种树等民间需要的科技类书籍，也并未在禁止之列!东汉王充也曾说：“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赵歧“《孟子》其书为诸子，故篇籍未得泯绝”。后世史料记载：“秦氏以战胜之威，并吞九国，尽收其仪礼，归之咸阳”。看来，秦灭诸侯并不是一把火烧了了事，而是在消灭其政权后，将其包括财物及文化典藏一并收缴到咸阳保存。那么，如此浩大的财富放于何处呢?史料记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史记》：“沛公入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可见，在当时文化典籍在民间的确稀有，不然萧何也不会在别人争抢财物时，他却急火火去抢书。即便在当时有部分文化资料亡佚，而项王与诸侯放的那把大火，屠烧咸阳而去，也绝逃不了干系。

　　汉代独尊儒术时，还不是尊孟

　　按照教科书所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杂糅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的一种适合统治者需求的新思想。这种儒家思想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影响深远。但根据一些学者考证，董仲舒并未提出这一思想。这个时候，尊的是“周孔之道”。

　　周孔之道在唐代以前是儒学教育的别称，周公与孔子被合称为周孔。那时的亚圣是颜回。颜回随着孔子地位的提升而不断受到尊崇，在他去世后的1000多年时间里，成为继孔子之后的“颜子”“亚圣”。汉代开始，颜回便被列为孔门七十二贤之首。好些时候，在祭祀孔子时，人们都单独将颜回安排在孔子旁边配享，享受“亚圣”的礼遇。汉末名士祢衡在撰写颜子碑时就有“亚圣德蹈高踪”之赞。据《唐会要》记载，唐玄宗在诏书中格外强调：“颜子既云亚圣，须优其秩。”宋代大儒周敦颐也承认颜回乃儒家的“亚圣”。其在《周敦颐集》中，就有“颜子亚圣”的说法。

　　直到宋代以后，中华大地被佛学冲击，孔颜之道逐渐不能抵御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唐时代，韩愈出于对抗佛教日益兴隆的现实需要，提出了道统之说，把孟子放到了儒家道统的主干位置，孟子地位在文化界开始显赫。韩愈之后，南宋大儒朱熹又对孟子做出了至关重要的历史定论。朱熹在其《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中，对孟子赞叹有加，并且再次认定孟子“真可谓命世亚圣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