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现代化发展是学界讨论颇久亦多的话题，从上个世纪初陈独秀等五四先贤关于“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的探讨，到当今众学者对儒学现代转化的思考，都是围绕此展开的。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亦就独自体会略述一二，就教于同仁。
一、“现代化”概念的廓清
谈正题之前，有必要廓清一下“现代化”的概念。从语源上来说，“现代化”本是从英语modernization翻译而来的词汇，在英语的表意系统里，“现代(化)”与“近代(化)”共用一词。从历史上而言，现代化(近代化)是从18世纪的工业革命时代就开始了(中国当然迟了一个多世纪)，历经蒸汽时代、电气时代、计算机时代和信息时代，即便当前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后现代也是现代化的产物。就未来世界的形势发展而言，现代化仍是主要的社会思潮之一，关注这种思潮之下儒学的发展，应是个比较有意义的话题。
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本文所认为的现代化概念非传统意义的、与西方化划等号的现代化。尽管西方挟其在经济文化上强大的势力主导着现代化诠释的话语权，但其他发展中国家(或民族)理解、实践的现代化进程越来越成为强大的新兴势力，如中国、印度等谋求独立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他们在经济、政治发展模式、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与传统西方强势文化认同下的现代化分庭抗礼。在这种文化多元背景下，现代化所含的无限丰富性在现在与未来都会充分体现出来，因而对它的独特实践与重新理解是正常合理、且非常必要的。
当然，粗略而论，我们或可认为现代化与全球化是一回事。二者的联系在于：现代化为全球化提供了必要的多方保证，而全球化则为现代化的进程推波助澜。但细究起来，它们还有不少差别。如从意识层面说，现代化的核心理念至少包括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等一些必要的因素在内;而从物质层面而论，我们把各种科技发明，把使人类衣食住行用方便化、优质化的东西都算在现代化的范围内，亦无不可。但全球化(globalization)则是指一种整体发展观，区别于地方区域性(localization)发展观。在全球化思潮的影响下，任何一种势力的传播与发展都比以往快捷，当今尤然。这样不同的物质与生活方式可以在一个世界快速活动开来，同时政治制度、文化思想等意识层面的事物四方云集，其交流中的对抗、融合中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西方盛行的文明冲突论或带有修正色彩的调和论，只攻乎异端，难免斯害也矣。其实在相对传统的现代化和相对地方性的全球化，二者之间有相互契合的一面。即传统的现代化(traditional—modernization)与现代的传统化(modern—traditionalization)有时是并行不悖的，地方的全球化(local-globalization)与全球的地方化(global-localization )，也是如此。西方学人提倡的glocalization观念，就是基于此而论的。我们认为在当前文化多元发展的形势下，也是可能的和可行的。依此而言，modetraditionalization在观念和现实中也是可能和可行的。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未必非要采用断然与传统绝裂的方式，以去传统化(de-traditionalization)的代价去实现。更多的应该是以新传统主义(neo-traditionism)、“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温和态度实现续线式的现代化。在批判中去建设，而不是在打倒中建设。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些偏于激烈的断绝和偏于热情的回护，都不是中和之举，西方文化鼓吹主义者与本土文化保守主义者在传统儒学的现代化过程中都扮演了偏执者的角色。
现代化在中国的实现，是无数先进的中国仁人志士长期探索的义事，至今未艾。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口号响遍祖国大地，鼓舞了一代代国人为之奋斗。今日，我们是否在其之外再加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就此，笔者拟在下文探讨这样一个问题：现代化视野下中国儒家文化的现代化，即儒学如何面向现代化，走向现代化，实现现代化，反哺现代化。
二、儒学现代化的考察
如果简单地对号入座，儒学现代化似乎容易得多。即儒学只要对应地在现代化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等这几个核心理念上找到与其相对应的内容即可。类似的想法和做法在西方汉学家和部分现代新儒家那里，屡见不鲜，且成果丰硕。学界曾有中西文化体用之辨，也是从此而来。但这种套路在道理上行得通，亦有一定效力，却不能涵盖儒学现代化的全部和侧重之处。如果其往而不复，无非成为西方文化的传声筒，失却本土文化的主体性。而且现代化(或说是现代性)本身是一个有待完善的范式，如傅永军先生所言：“现代性问题意识指向的是一种特殊的乌托邦，它以理想化为条件，重新构成这个世界。”果如此，则我们要在注重儒学现代化的同时，还要留意儒学推动下的现代化思潮，因为同为意识范畴的文化思想，相互沾溉不仅可能而且可行。
最紧要的问题在于：儒学的现代化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和展开?儒学与现代化的完美结合何在?理性、自由或民主、人文的思想都是答案所在，那么科学呢?我想它们在二者的结合上都是可以的(如当代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成中英先生就一直致力于儒学与科学结合的研究)，但不是最佳结合点。而儒学最闪光的就是人文思想，即注重伦理道德的培养(如仁、义、礼、慈、忠、孝等)、志于修齐治平的天下归仁、世界大同的政治理念和敬天人本的天人合一思想等，这都是儒学可以弘扬当代现代化思潮的最有潜力的生发点。
基于上述认识，如果本着发展的态度，而不是出于私自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为，以下判断当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公论，即：我们乐意接受一个中和为美、文质彬彬的现代化，一个充满理性与仁性、科学与道德、自由与规范的民主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是全人类共有共享的现代化，而不是一个讲理性和科学、讲法制和民主却对人的伦理道德与天人和谐等这些终极关怀漠然视之的现代化。这在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也是一种稀缺资源，个人私德与社会公德的重建，都需要从儒家文化中汲取养分，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
当下不容乐观的是：儒学前途任重道远，如何实现现代化，使其内在具有的理性、自由、民主的因素能恢宏光大，而不是生硬地将这些东西嫁接到儒学之上。可以说只有实现了儒学的现代化，现代化才有可能儒学化，至少二者是两两相化的。只有这样，未来的儒学才有可能沾溉、反哺现代化。
纵观如今儒家文化研究，世界大致分布着三大阵地：我国大陆、港台地区、海外汉学界。在儒学现代化的工作上，后二者曾经做得较好，但大陆受到其他阵地的刺激(在大陆儒学现代化刚刚起步时，受到的更多的是一种来自港台新儒学的影响与反哺)，奋起直追，后发制人，前景与潜力无可限量。早在八十年代兴起的文化热中，大陆学界对中国文化发展前景和儒家文化的现代化有过热烈的讨论和研究。就前者而论，陈佛松先生在《世界文化史》一书中列出当时对中国文化发展前景的六家观点：彻底重建说、五四运动说、哲学启蒙说、现代儒学说、回归原典说、西体中用说。无一不涉及对现、当代儒家文化发展的深切思考。而以京派学者为首的儒学现代化研究工作也在最近三十年风生水起，开展地如火如荼，至今未艾。只是无草不黄，无日不落，如今的儒学现代化讨论与研究似乎已经没有当年那么时髦，至少人们的兴致也没有当时那么high。偶见有学者反而对儒学的后现代化津津乐道，小有所成。可能也有出于对老话常谈的回避，但事实上，在我国没有完全实现由农业大国转型为工业大国之前，儒学的现代化永远是一个必须关注和讨论的话题。
不管怎么说，我国大陆地区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在加快和深入。受其影响，从文化大家的书斋式讨论中走出的儒学，开始呈现世俗化、宗教化、政治化的趋势，为其走向现代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儒学世俗化。从90年代后在全民范围内渐渐升温的国学热中，我们可以看出大众对本土文化的怀念与依恋，而近来在文化界出现了不少讲《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通俗读物，其出版销售量一路攀升，涌现出某些靠趸卖儒学常识而“蹿红”的学术明星。在“快餐文化”的影响下，也出现了以“短平快”见长的儒家文化一本通、一日懂等“急救章”类普及读物。在最近十年来，儒学经历了更大幅度的世俗化历程，某种程度上拉近了它与民众的距离，使其在民间的影响更普及深入，尽管还未真正完全深入人心。“富润屋，德润身”，儒家文化真正能够担当起教化、敦励世风，使顽夫廉，懦夫有立志，还需更先进和有效的方式去普及儒学，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又超脱于世俗之上。否则，一味从俗，如何显示儒家能够振拔德智，使人诗书执礼，成就不凡人生!
儒学宗教化、政治化。儒学是否为宗教，在学界长期以来是个颇有争议的话题，或言是，或说非，或说有宗教性。到底是否，建议将这个问题的答案付诸历史来回答，似乎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很多时期儒学在事实或本质上都承担了国教或准国教的角色，发挥着教化民众的作用。特别是唐宋时期，不少时候它都是被统治者奉为宗教，与佛道同列一处。有人说这是政教合一，洋洋自得于此为中国古代文明特色而不情愿认为儒学就是宗教;而更有不少国人常为难于中国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宗教(即西方文化认同的宗教)，苦恼不已。但是如果承认政教合一与政教分立的宗教都是宗教的两个不同类型，我们就不会作茧自缚地以西方的话语系统来规范本土文明。我们认为：这两种宗教的区别可能就像是两个品种的土豆，只是一个为X品种土豆(如荷兰的)，另一个为Y品种的土豆(如俄罗斯的)。
然而现在儒学宗教化的倾向也有抬头的表现，不过因为中国向来有政教合一之大一统的传统，所以儒学宗教化的同时也是政治化的过程。如在新旧世纪之交学界有这么两件文化事值得关注：一是“儒教通论”研究课题于2000年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并于2000年完工。二是“儒教神祗系统研究”课题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重点项目(2000-2002)。而不久的将来，我们有机会看到儒藏工程的完成，届时书架上儒家经典同道教、佛教经典一样可能受到宗教典籍的礼遇。儒学的宗教化与政治化都可以看作是儒学现代化过程的必要一步，但从表面上看来，它更多地像是儒学发展史上某些历史镜头的重新回放，包括上面所提到的儒学世俗化。绝非是吾辈国人近百年或十年的独创，此需留意。
三、儒学现代化的前景
那么，在现代思潮和西方文明洗礼下的儒学能否跳出历史陈规之外，创造性地另辟他径，最大程度上实现现代化?突破点又何在?五个字：放眼看世界。至少我们要看看大陆之外的学术团体(特别是港台学者以及国外汉学家们)如何用西方科学理论与思维方式来诠释儒学，并在儒学的现代化上已作出不少的成就和继续的努力。
从上个世纪初至今，新儒家发展至少历四期之多。就近而论，第四期的新儒家虽在阵容上不及前几期，德学双修者似亦寥寥，但皆学贯中西，勤于笔耕，热衷讲学，成果也格外引人注目，值得借鉴。他们对传统民族文化的热忱与执著，值得深深致敬。但在基础上，还要以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儒家元典、经典文本和现代儒家诠释性文本。杜维明先生曾经指出，儒学发展需要有一个批判性的传统作支撑。笔者曾在2008年夏参加的一次学术交流会上(地点在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二楼会议室)，从池田知久先生的介绍中闻知：日本学界提倡对传统学问的发展要保持一种文本批判(textual criticism)和超文本批判(hyper-textualcriticism)的批判。如果这种批判在所有古典文化的现代化诠释、转化、重构中都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当下我们缺的不是诠释、转化、重构，而是缺乏有力度的批判性诠释、转化和构建。与借用异域分析工具来剖析中华传统文明相比较，我国的儒学现代化研究在本土特色的理论资源开发方面，显然要弱得多。
今后儒学现代化之路，在论者看来，首先当由海内外所有关心热爱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人一起合作，方可得更圆满的善果。就大陆学者而言，因其为儒学之本源所在，更当需具备一种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文化自觉与担当精神。正本清源，从本土文化自身出发，阐释而不仅仅满足于诠释儒学。在阐释、批判、解构、重构中使得传统儒学实现更高层意义上的现代化，为早日反哺、指导更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提供理论资源。其次，我们还要会运用西方学界的理论与思路来注释、通达儒学义理中的精华，但这并不意味着是以破坏其整体思想面貌为代价，而是要弘扬光大儒学中拥有的诸如理性(这里主要指的是实用理性)、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文等等因素。再次，我们还要学习其他文明中的文化资源如何应对和实现现代化的(如基督教、犹太教)，特别是非西方的文化体系(如佛教)。现实中其实也有很多例子值得我们反思与观摩，中国的港台地区、韩国、新加坡等地区与国家在现代化与儒家文化的结合上为什么要完美一些，值得学习借鉴，取法于人，探索其如何将法制与道德、儒学与西学，儒家文化与现代化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互惠互利。
#p#副标题#e#在以上工作做到一定程度以后，方有望再在我国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儒学与中华文明的现代化，真正使这个世界儒学发源地再度成为儒学复兴与发达的发祥地，使孔学儒道在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促其健步走向世界，沾溉人类。这应该是每个华夏子孙——同样是一个世界公民(即孟子所言的“天民”、亦即西哲Immanuel Kant先生钟情的“宇宙公民”)——对努力实现儒学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最终期盼和最高旨归，而如此工作将会无比伟大，但亦无比艰苦。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如果我们中情好修，而又以行为媒，相信，最终美丽的不仅仅是个体之小宇宙，还有全世界。
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先生曾坦言：希望自己能有幸成为公元1世纪的中国人。因为那时的中国代表着全球文明轴心之一，是东半球古代版的“America”，更令汤先生感兴趣的是那时正值佛教已经东传至华，中国的本土文化与外来文明不期而遇，两种文化交相辉映，走上了佛教中国化和中国佛教化两两互化的征程，最终将佛教文化与中华文化都发扬光大，彼此受益。如果说千年之前先人所做出的成就，已足以使后人陶醉、称赞和向往，那么现在生活在同一方土地上的后辈，是否也有信心让若干年之后的某国某学某家神往自己能成为公元21世纪的中国人?
不管前面的道路是光明还是棘荆，我们似乎都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和百倍的努力去开创迎接一个伟大的时代。21世纪的华夏学儒之同仁有资格、能力和机缘，以四海之内皆兄弟、海角天涯若比邻的情怀，携手全世界的文明国家与友好邻人，共同开创一个充满梦想与辉煌的时代——以儒学为主的中华文明的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时代。届时迎接我们的不仅是渴望已久的民族伟大复兴，更重要的是为开启整个世界文明精彩纷呈的新时代，吾辈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努力和贡献。
(《孔子文化季刊》总第9期 作者：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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