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2年9月27日，第五届世界儒学大会在位于孔子故里曲阜的孔子研究院隆重举行。本届大会秉承以往各届大会的一贯宗旨，营造思想独立，对话平等的学术氛围，鼓励跨学科、跨行业的儒学研究，既关注儒家的基础理论研究，又将儒学研究与当今现实社会紧密结合，探讨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会议期间，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奥地利、日本、韩国、新加城、越南及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位专家学者根据“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主题，围绕“儒家伦理与市场理论”、“中华元典与现代文明”、“儒学与国民教育”等重大现实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广泛对话。本报现摘要刊发部分专家学者学术观点，以飨读者。
中国古典思想与现代文明
———全球性的柏拉图到孔夫子的思想转变
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教授 李瑞智(RegLittle)
主流学者及知识分子未能识别出并解释过去50年世界权利转换中的两种主要力量。首先是由具有孔子传统、教育、思想的管理、商业精英所领导的充满活力的东亚及东南亚地区。这股力量在全世界的教育、金融、生产及科技领域不断加强其领导力。另外一面是具有柏拉图的抽象、理性、思想的西方社会。两股力量在持续对撞并在加速终结英美两个世纪以来的全球秩序。
西方推行的“普世价值”，以柏拉图先验论为主导，加之实施“知识隔离”是建立英美全球秩序的根本。随着学问更深，更有策略的孔学精英们不断利用英美简单知识信念的弱点，这种实践变得不具效力。
随着权利迅速转到有着超过20亿人口的孔子世界，中国在这里不断加快变化的速度，全球社会的其他成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假如他们继续局限在过去200年英美信念的框架中，他们会发现自己处在不同形式的衰退中。另一出路则是承认源自孔子传统的新教育及思想标准正在塑造未来。并且无论多么困难，必须依照这种标准尽快建立他们自己国家的教育目标。
这将包括摒弃西方有关抽象和理性的观点及教育理论进而大力接受中国从小机械式学习古典、历史课文的方式。这将提出许多语言、教育、创造性及政治方面的挑战。并且将在中国内外面临严重的合格教育者的短缺。但是先行者必将获益。
《诗》教与道德圆满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彭林
良善的德性为人类所固有，而非外铄于我。但是，由于各人禀赋等原因，德性每每易入偏颇，如果不能加以克服，就无法成就道德的圆满，《诗》教则是先秦儒家提出的解决之道。先哲既已发现德性易入偏颇的问题，是否提出过解决之道?答案是肯定的。途径在诗教。中国自古就是富于诗歌传统的国度，诗之所以能用于教学，有其内在的机理，诗乃是“言志之书”，诗旨深远，“歌咏其诗之义以长其言”，故而上古诗与歌往往浑然一体，不能分离，诗教与乐教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将用作道德教育的主要手段，为全世界所仅有的现象，标志着中国文化的独特性。《礼记·乐记》是迄今所见我国年代最早的音乐理论之作。儒家将乐教视为德行教育的最高境界。《乐记》云：“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先王之乐完美纯属，是为最好的教材，“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故“立之学等”，以化万民。
至此可知，贵胄作为未来的治平之才，最初级的任务是修养自身的心性;终极的目标则是成为一国或者天下的道德表率，引领万民的习俗与风气，而诗是贯通这一切的最直接的枢纽。为此，贵胄必须从接受诗教开始，从自身做起，而着眼于移风易俗。
所有的道德教化题材，都蕴含在诗的词、曲、旋律、调门之中。通过善声影响民心，树立良善的民风，离不开诗教。
关于儒家思想与为人为官之道的思考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王杰
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儒家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为人为官及治国安邦的思想精华，重视为官者的道德修养是儒家思想的重中之重。官员的道德修养不是单一的，它是综合素养的体现。官德修养要通过具体的德目体现出来，具体的德目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容重点，不同人有不同的概括标准，现把前人的概括归类梳理，大约有以下主要德目内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公畏慎勤、清俭和节、仁爱宽恕、平明志友、谦正忍敬、直智实达、淡静藏谨、温恭让学。离开了这些具体的德目修养，所谓官德修养就是一句空话。
孝为诸德目之本，是一切道德心、感恩心、善心、爱心的源头，是一个人塑造其道德人格的起点;慎是一种道德修养方法，更是一种极高的道德境界;廉的基本含义就是廉洁自律，洁身自好，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利;学习是一个人获取知识的最主要途径，要与思考相结合。
以上所列德目，旨在表明官德修养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综合素养的体现。道德修养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不断改造自我、克服私欲的过程。中国古代把对为官者的道德素质要求放在重要的位置，特别强调官德在治国理政中的主导作用，现在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严守官德底线，仍具有现实意义。
几点现代启示：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自觉地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安邦的政治智慧。第二，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第三，官德建设必须制度化、法制化。
国学与国民教育
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 刘梦溪
当下的教育，就它的形态而言，是应试教育;就它的内容来讲，是知识教育，而且是不完全的知识教育。
可如果仔细对当前我国的教育有一些反思，你会发现，我们的学校教育里面，大中小学都包括在内，除了知识教育以外，所谓的价值教育微乎其微，这样一种教育，是不成功的。
由于长期缺乏价值教育，而仅仅依靠目前这种以应试为目的的知识教育，造成了我们今天跟传统精神理脉的断裂。几千年以来，中国的教育，都是以“六经”的义理，培养国人的心性。
知识教育并没有错。如果没有知识教育，就不会有现代科技文明。问题是，当传统教育转到知识教育以后，我们却丢掉了“传道”即价值教育的内容。而在中国，如何将价值教育补充进知识教育，从而构成完整的国民教育，是我们现在不能回避的问题。
中国价值教育的内容应该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立国作人的基本价值依据。这个价值依据，在《论语》《孟子》里，也在“六经”里，就是敬，以及知耻、诚信等等。这些是中国的最基本价值理念，我们不能把它的传承丢掉，否则，我们会缺少了一个深层价值的根，中国人难以称其为中国人。
所以我认为，如果要把国学与国民教育联系起来，首先应该承认目前国民教育中的缺失，然后按照马一浮先生对国学的定义，将“六经”作为国学的主要内容。如果这个意见能达到一致，那么我建议可以从小学开始开设国学课，主要精选《论语》、《孟子》作为教材，等到小学高年级以及初中、高中、大学，再慢慢加上“六经”的精选和必要的文言文写作练习，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价值教育。
当代教育改革要大力吸纳儒学元素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 牟钟鉴(2012年度孔子文化奖获奖者)
中国现代百年教育有巨大进步和成绩，也有不足。主要弊端有三：重知识技能训练，轻人格道德熏陶;重理工知识传授，轻人文素养培育，没有中华经典训练;实行工程监管为特征的量化规范管理，用项目课题带动教学科研，个性不能彰显。其后果是培养出大批发育不良的人，一没有道德魂，二短少中国心，三缺乏创造力。所以教育要反思。学校教育肩负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要恢复中华经典的系统学习，使之正式进入大中小学教学体系，一些经典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周易》、《礼记》(包括《大学》、《中庸》)应成为学生必读课程。孔子提出独立人格三要素：“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因此要学习孔子，重视人格养成，树立人的尊严。儒家拥有的道德资源是世界上各种思想文化体系中最丰富的一家。中国道德建设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三纲不能留”，“五常不能丢”，“八德”都要有。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经过重新解释依然是当代中华民族的恒常道德，新道德要以它为基础加以补充提高。我们的学校教育，德育是软肋。其根本原因在于教育部门不是返本开新，却一味要弃本开新，而离开中华传统美德是无法真正开新的。因此要运用儒家道德资源，弘扬中华美德。学习儒家教育智慧，更新教书育人方式：一是因才施教，破格选优;二是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创造力;三是教学相长，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中国当代教育在中华文明沃土上能够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健康之路，走向新的高地。
儒学的普世价值与国民教育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 李焯然
新加坡社会没有精英儒家的传统，早期南来的移民大部分不是受过高深教育的知识精英。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家陈国贲的研究发现，新加坡早期的华人企业家，其发迹的过程与管理的经验，都与童年的童蒙教育有密切的关系，他们没有读过儒家的四书五经，接受的只是《三字经》之类的通俗儒学教育，但他们认为这些做人处事道理，对他们的成长和成功有深远的影响，并以“儒商”自居。李焯然的调查研究也证明新加坡的社会虽然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华人企业的员工和管理层，因为家庭教育和小传统的文化熏陶，却保留浓厚的传统价值观。这些例子都说明道德教育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不一定需要正规经典的教育才能够达到目的。
新加坡的公民与道德伦理课程是通过学习和生活实践来灌输道德价值观念。课程是以尊重、责任感、正直、关怀、应变能力、和谐六大价值观来实现道德教化和国家“共同价值观”的理想。共同价值观的出发点就是强调社会的和谐发展，如“国家至上，社会优先”，说明正确处理和对待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强调的是社会的秩序;“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强调的是家庭的谐和稳定;“关怀扶持，同舟共济”说明人与人之间的融洽和睦以及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强调在遇到困难时的齐心协力，风雨同舟;“求同存异，协商共识”强调求同、和解、协商、统一;“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强调的各种族的和谐相处，各宗教信仰的相互尊重和包容。可以看出，新加坡的公民与道德教育和共同价值观是相辅相成的，也可以说是通过儒家与兼容的价值观去实现个人道德的提升、国家的繁荣与社会的安定。
有些学者称颂新加坡是近二十年来，世界上最大力推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国家，把传统道德价值作为抵御西方消极影响的支柱。但新加坡是一个务实的国家，新加坡政府也不空谈理想，儒家思想能够在新加坡的公民与道德教育和国家的共同价值观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纯粹因为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实用和普世价值。
儒学复兴与人类文明的新图景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 高瑞泉
传统儒学在晚近一百多年经历了困顿和冲击，又经过了自我更新和推陈出新，已经获得并继续在复兴之中。这一复兴运动是与中国乃至世界的巨大变革相伴随的，并且在社会哲学向度围绕“动力”与“秩序”两个焦点展开了理论论证。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又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从孔子开始，道就是中国哲人的追求，因而成为文明的动力。在“动力”的追求高涨的同时，“秩序”的寻求也已经发生。秩序的追求可以区分为社会生活的秩序和意义世界的秩序。19世纪晚期以来，中国人曾经提出过许多有关未来世界秩序的想象，有一个观念是被广泛共享的，那就是“大同”。平等成为建构理想社会秩序的主要原则。与伦理———政治向度的秩序重建相伴随的，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始终纠缠着中国人的意义世界的失序和重构。考察不同的价值排序的观念前提和方法论，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工作之一。
20世纪晚期中国经历了经济起飞，随之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是“动力的追求”开始让位于“秩序的重建”，或者说，原先困扰中国哲学家的“动力的追求”转变为“动力的反省”———它表现为“启蒙反思”、进步主义批判、儒家哲学的重光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谐”成为朝野一致的追求很好地表达了这一转换。
#p#副标题#e#当然，在秩序重建两个层面———价值秩序和政治秩序———已经出现的新理论中依然蕴涵着冲突：“天下”还是“帝国”?普遍主义还是情景主义?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的政治格局和国际政治秩序，也尚在变革之中。最为紧迫的问题是中国的崛起恰恰与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和资源竞争相遇，所有这些，都对复兴中的新儒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儒学的复兴关乎到人类文明的新图景，而未来世界的秩序也同样关乎到儒学是否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在回应历史变动的过程中得到智慧的新创造，真正从地方性的知识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简言之，儒学在当代中国的真正复兴，也许意味着一种新型文明的诞生。
孔子“正名”思想的现代意义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李贤中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正名思想的人。孔子的正名思想基本上就是希望能达到名实相符，而这种名实相符，并不仅是认识上的结果要符合认识对象的认识之真，更是社会体制符合道德规范的伦理之善。将孔子的正名思想予以分析，可分为“正名物”、“正名分”与“正名本”三个层次，他们的关系是一体的多面向展现，包含着经验器物、规范理分、价值意义与道德实践;在具体情境中“名”所指的物、分、本皆涵融着道德实践;在正名理论的名实关系，不仅是“知”，更是“行出所知”。孔子正名的根据，是以其意义世界或价值体系为基础，这个基础也是人心所同然的道德情感。如“良心”其名之“本”即是人心之所同然的体会，真实的道德自觉。
所谓“意义世界”包含着整体性、创造性与理想性。所谓整体性是指将宇宙、人生做整体的把握，形成一种可以理解、言说、思考与传达之物。既是可传达之物，“名”就不可或缺。其中的创造性是适应变化所提出的新观点，因此“名分”是既有静态的一面，也有动态的一面。而理想性则是相对于现实所追求的目标，所谓“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尽己、尽人、尽物之性以赞天地之化育”(《礼记·中庸》)。“意义世界”虽然与当时的现实世界有关，但是更与建构者的生活经验以及传统的思想、传统的价值观等相联系着。现实的世界虽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但是哲学家们所建构的“意义世界”却更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孔子的正名理论其根本之“实”就是其意义世界，此一价值体系，深深影响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行为表现，未来也值得我们继续努力推展其正面的影响力。
孔子的正名理论有助于儒家现代化的发展，它可以作为儒家思想的理论定位之参照架构，它可以作为解读儒家经典的方法性相应背景视域，透过学者们的努力将其理论精致化，它也可以是准确表达儒家思想、有效发挥引导道德实践，使儒家精神现代化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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