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儒家主体的历史观

构建儒家主体的历史观

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我会前准备的发言题目是《不只是改革，是第二次立宪》，但是听完我们第一节的讨论，我还是想接着讲历史叙事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我这几年也比较关心，而且也写过一系列的文章来阐发我的看法。这个问题对于当下的我们也很重要，对于正在复兴过程中的儒家，以及对于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中国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如何理解中国的历史，不仅仅局限于理解我们当下的三十年，可能我们还需要理解六十多年，一百多年，乃至于两千年，四千年，这些可能都需要重新来理解。

我自己的学术是从钱穆先生那里进入的，所以我一直以来就比较关注历史的重新叙事的问题。这个问题到了今天也格外的重要。我们今天会议的第一节就围绕历史的叙事问题展开了非常激烈的辩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我们都意识到了儒家要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要推动中国发生我们所欲求的变化，那我们就必须重新去发现自己的历史。为什么要用“重新发现”这样一个词？我有一本书，就叫《重新发现儒家》。确实，我们要在历史中重新发现儒家。

在一百多年来流行的关于中国历史的主流叙事中，儒家的作用不甚重要，这是一个大的判断。在过去这些年来，最为流行的历史观，我想可能是两种：一种是革命史观，是由一群马克思主义学者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建立起来的历史观；另外一种是自由主义历史观，这个历史观也是在20世纪30年代就慢慢有了，但是，要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逐渐地兴起，并在当下的学术界成为主流历史观，甚至于已经压倒了原来的革命史观。因为革命史观本身也已向自由主义史观移动了很多，尤其是叙述当下的历史的时候，基本上跟自由主义史观合一了。

在这两种历史观中，儒家相对来说都是被忽略的，因为在这两种历史的叙事中，儒家都不是历史的主体，当然更进一步，儒家还是历史前进的障碍，是中国寻求进一步变化的文化障碍。所以，儒家的存在感，就像刚才丁纪兄所讲的，是通过被批判呈现出来。儒家始终是被批判、被否定、应当加以破坏的对象。

如果按照上述两种历史观，在中国，儒家早就应该退场，根本就没有理由出现。那么，儒家在当下中国突然出现，就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也就是说，儒家在当下这十几年来的繁荣，按照上述两种历史观，是不可能获得解释的。儒家在一百年里不断地走下坡路，在三十多年、六十多年中不断地被批判，那为什么突然又复兴了？更进一步，按照这样的历史观我们无法正确地解释儒家的复兴，我们也就没有办法来正确地想象，相对准确地来想象未来中国的前景。这一历史解释问题，不论是对儒家还是对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在中国历史中重新发现儒家。于是我们看到，今天，儒家圈内普遍地产生了一个重建历史叙事的愿望。应该说，这是儒家主体意识觉醒的非常重要的表现。

我想说的第二个议题是，我们儒家面临一个使命，就是要重建一个儒家主体的历史叙事，在革命史观和自由主义历史观之外建立起另外一种历史观。这是我们热爱儒家、热爱中国文化的人士不能不承担的一个极为重大的知识使命。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以中国之道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或者也可以说，这是站在中国写中国历史的历史叙事。

我想略微解释一下我刚才所讲的“儒家主体”的含义。当我说“儒家主体”一词的时候，我所想象的主体可能有多个，不仅仅是在上位的统治者。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主导作用的儒家主体，有多个文化和社会、政治形态，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来承载、承担中国之道。

通常，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儒家学者。所以，我们现在讨论近百年的中国思想史或者哲学史，我们必定谈到康有为，谈到熊十力、梁漱溟这些先生，他们当然承载着儒家。这方面的研究，应当说已经相当丰富了。

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文化、社会角色，充当了中国历史中的儒家主体。比如，曾亦兄讲到的晚年孙中山，在我看来，还有国民革命之后的蒋介石，也都有一种承载道统的自觉，我们也可以把他们列入到儒家的主体中。他们在政治思考中，有明确的儒家意识。

我想，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剧变，我们还要注意到另外一个面向，那就是普通中国人，百姓日用。儒家的价值经过几百年、几千年的濡染，使得每一个中国人身上都承载了儒家的基本价值。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剧烈转型的时代，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理解“礼失求诸野”这句话的含义、要意、大义究竟何在？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百年中国历史之巨大转型，在此巨大转型中，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那就是，精英有非常强烈的背叛意识。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最初可能都有这样一种倾向。恰恰是在这样的时代，当精英都普遍偏离中国之道的时候，普通中国人坚守了中国文化，以一种不自觉的方式。在我关于过去三十多年、六十多年的历史叙事中，我特别强调这一点。我们可以说，在二十世纪，最为普通的人民群众是中国文化的维护者。当然，梁漱溟先生等儒者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中国文明仍然保持自我生命的最为重大的文化力量，也即，中国之道的历史性主体力量，恐怕是在野的民众。

民众的不自觉的坚守对于后世的中国文明的复兴，比如说，对于邓小平时代的变化，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邓小平时代，不是因为我们这些儒家学者发出了多少呼吁，然后才有了保守化，或者说中国文化的回归，而是因为普通老百姓自己回归了。这一趋势其实构成了晚近中国三十多年来保守化的主要驱动力。

所以我想，我们在思考儒家的历史叙事时，可能需要有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如果说儒家是空气，那么，它已经让所有的人呼吸到了这个空气，所有人身上都承载了儒家的价值，就像我这两年老爱说的一句话——“每一个中国人都天生是儒家”。我觉得，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多元主体的基本框架，这样一个儒家主体的历史叙事，尤其是关于20世纪、关于过去六十多年、关于三十多年的历史叙事，是可以建立起来的。

接下来我讲第三个议题：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变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过去三十多年来的所谓“改革开放”，究其实质，就是中国文明的复兴。

按照我刚才对历史主体的描述，我想这一点非常容易理解。尤其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改革开放进展最快的地方，恰恰是中国文化保存最好的地方，像福建、浙江、广东这些地方，他们都是中国文化、儒家价值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地方。相反，在20世纪中期中国文化遭到严重破坏而后没有经历复兴的北方，经济也没有增长。这两者之间是存在逻辑关系的，基本的结论是：文化的复兴带动了经济的增长。对此，我有专文讨论。

如果这个逻辑可以成立，那我们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乃至于在过去的六十多年、三十多年，儒家始终都是在场的，而且，始终都是历史的主体。只不过，其情形比较复杂：这个主体未必是学者，而是普通民众。

当然，即便在学术界，儒家也始终在场。20世纪中期，发生过多次激烈的思想、观念斗争，而每一次，可能都与儒家的顽强表达有关系。最近我在看一些五六十年代的思想学术史文献，通观《哲学研究》五六十年代的目录，非常有趣。1962年，全国各地纷纷组织纪念孔子的活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不少正面肯定孔子思想的文章；然后，就有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两者之间，也是存在因果关系的。也就是说，即便在六十年代那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环境中，孔子也始终在场，儒家始终在中国的思想学术领域中，始终在政治场域中，而且，儒家始终是一个主体，并不是被动的任人宰割的对象。

由此可见，即便在二十世纪中期那种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全面排斥儒家的时代，儒家也始终在场，或者呈现为学术思想在思想控制的缝隙中艰难表达，更多的时候是以不自觉的方式存在，在野的普通民众于人伦日用中始终坚守中国文化。

我的第四个议题是，我们也许正在进入一个自觉的复兴中国文明的时代。

这样的一个自觉不仅仅是指学界，在一定程度上说，执政党也已经有了这样的自觉。所以我想，中国文明的复兴，或者说儒家式社会秩序的可能性，已经展开。这样的社会秩序形成的过程，可能会比较漫长，但我相信，方向已经比较明确了。

当然，这里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儒家登场了？这里有很多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原来的一系列的现代意识形态，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都有一个致命的缺憾，或者说有一个空白点：它们都没有一个整全的秩序重建方案。它们讨论的问题基本上都是所谓硬性的制度问题，而要重建一套秩序，必须要有一套完备的学说，而所有的现代意识形态都不是如此。只有儒家如此。

中国经过这么一个复杂的演变，到了这么一个时间点上，所有的学说经过试验之后都被证明无法有效地支持一个可持续的、稳定的秩序，于是最后，儒家登场。而儒家登场所要建立的制度是什么，这还需要我们继续具体而深入地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