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仁与爱是自尊心态的情感基础
《论语》论“仁”凡一百余次，“仁”是孔子学说的本源和精髓，其本义为相亲相爱，起情感之功用，孔子正是在此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他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范畴，要求人们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他人。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给予我们一种心态启示：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都要把所想之事推己及人，放到对方的立场考虑。孔子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表现的是一种人格独立与尊严的强毅。人的价值不仅在于自己应当受到尊重的独立意志，更在于其是一个自我主宰的主体，有着自觉的道德追求和自我完善的能力，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为仁由己”，每一个人都可以阐发内在道德资源，每个人都可以发现其独立人格，同时人一定要有情感。情感一方面表现为对他人的竭诚友爱，即“君子学道则爱人”；另一方面表现为对不道德行为的憎恶，即爱憎分明的情感。“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爱憎分明的情感只有仁者具备。因而构成自尊心态的另一情感基础即“爱”，是孔子的核心精神。“爱”作为自尊心态的情感基础，在人们行为中体现为：“恭”与“宽”。“恭”是孔子要求为人处世应有的一种端庄、严肃、彬彬有礼的仪容态度。
孔子认为，一个人做到了“居处恭”、“貌思恭”、“执事敬”、“行笃敬”、“祭思敬”、“修己以敬”，就会受到别人的尊重。故曰：“恭则不侮。”“宽”要求为人处世要宽容厚道。宽容别人， 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同。宽，意味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为人宽容厚道，就会得众而不孤，故云“宽则得众”。“爱”，是人与人之间善意的情感与心理状态，只有自己首先给予别人“爱”，做到“爱人”,才能收获别人的“爱”，长此以往，才能建立自尊的心态。“仁”与“爱”作为自尊心态的情感基础，在孔子思想中起根本基石之用。
2 智与明是自尊心态的理性方法
《论语》中“知”与“智”同形，其中读“智”者有24处，全为名词，与“愚”字相对，有聪明、智慧、明通等义。“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这里“智”和“仁”、“勇”相并列，成为“君子”的“三达德”之一。孔门的“诲人”宗旨，在于使其成为“君子”，所以孔子以“智”诲弟子，弟子亦以“智”问孔子。《颜渊》篇记樊迟“问智”，孔子答以“知人”即是明证，是指明辨是非善恶、真伪的素养与认识能力。孔子认为：“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孔子重“仁”亦尚“智”，故常将“知”（通智）与“仁”并言。如云：“知者不惑，仁者不忧。”“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在孔子那里，“仁”是一种无私的情感，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德性；“智”是一种判别是非曲直的能力。智者达于事理，周流无滞，像水一样圆通而神，故其“乐水”。仁者安于义理，厚重不迁，像山一样方能稳重，故其“乐山”。智者动而不滞故快乐，仁者静而有常故长寿。仁者以“仁”为内在目的，故安其仁而不迁；智者以行仁为手段，故利其仁而不倦。二者体道虽有深浅之不同，但智者利仁不倦，久之转智成德，自可进达于“安仁”之境。《论语》中没有明确提出“明”字，但通过“自省”得以体现，即“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是自我意识能动性的表现，是形成自尊心态的理性方法之一。以心态视角分析，自省是一种能力，自省能力好的人表现为意志力强、个性独立并有自己内在世界观而且显得有自信。一个人一旦拥有了智慧，并拥有了判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就等于掌握了自尊心态的形成方法。故而“智”与“明”是形成自尊心态的很好的理性方法。
3 义与礼是自尊心态的价值准则
对于“义”，孔子明确提出“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以义作为一种价值标准，进而生成自尊的心态。且这种价值准则，并非外在的戒律或强制，而是人心中固有的观念，孔子肯定物质生活的必要性及合理性，追求合乎道义的物质生活，但更注重追求充实的精神生活。提倡人的道德精神追求应高于人的物质生活追求，这正是自尊心态所需的一种准则。孔子强调的“礼”乃是义的贯彻，他所重视的就是包含于礼之中的道德价值准则。“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可知“义”与“礼”是质与行的关系。“义以为质”，说明“义”是“礼”的实质、本质；“礼以行之”，是说“礼”为“义”的外显，即循礼而行，“礼”是“义”的具体规范与行为模式。“礼”对个体的外部行为方式有着颇为繁复的规定，被孔子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是立人之本，“不学礼，无以立”。“礼”之所以称为立人的根据，就在于它起调节心态之功用，生成自尊心，从而教人们怎样去做一个符合社会所期望的人。“礼”不仅规定了社会结构和秩序中各个角色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还详细规定了它们各自不同的行为规范，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准则。在孔子看来，立于礼，就是使自己内心符合于礼的要求，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求自我把一切言行举止必须全部纳入礼的规定中，意味着礼成了强制性的绝对命令，以此才能自觉努力地承担并履行自己应尽的社会职责和道德义务。所谓“礼之用，和为贵”，礼的社会作用就在于使人们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以一种价值准则生成自尊的心态，进而形成良好的道德关系与和谐的社会秩序。
4 学与行是自尊心态的实践模式
自尊要通过学习并实践的模式得以实现。在学习中获得知识、增长能力、丰富自我、心胸豁达，不仅可以获得他人的尊重，更可以培养自尊心。在“行”即实践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地理解自尊、实践自尊。孔子以“好学”自命，“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好学’在《论语》里是对一个人非常高的评价。”在孔子的弟子之中，只有颜渊被称为“好学”。有人问孔子，你弟子里面有没有好学者？孔子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也强调“博学”和“多学”，“它包括实践和认知两个方面，都是精神的训练。学习不仅要用‘心’，而且要用‘身。有曾子自省为例：“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样的学习，既开启思想，又锻炼身体。正如“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所示，身与心两方面的训练都需要，且学和思互补。仅仅学习不足以达成自尊，且需真正的实践。孔子非常重视“行”，提倡“躬行君子”。主张听言观行：“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这也就是说，评价一个人是否拥有自尊，不能仅凭其言谈，而要看其行为，要看他是否言行一致。在知行关系上，孔子强调“行”即道德实践的优先地位，认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出入孝悌，泛爱亲仁的道德践履活动重于并先于“学文”的认知活动。道德并非空谈虚文，它首先需具备实际的行动。孝敬父母、尊敬兄长、谨慎守信、爱人亲仁，这些都是有实际的表现，行有余力才去学文。“闲闲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自尊心通过人的行为表现出来。人在行为中现实地表达了对客体的价值判断，获得对客体的价值认识。自尊的实质在于行，而不在于知，它是行得，而不是学得。学得再多，不能见之于行，也不能称为有自尊，相反，它只表示了虚伪和无德。孔子主张“言之必可行”，反对言行不一，“言而过其行”。经过学与行的结合，就等于践行了自尊的心态。“在现实生活中，孔子屡屡遭挫，因而不得不多方面调试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这种调试就是达成自尊心态的过程。由此，透过《论语》可知在孔子的思想中，注重自尊心态的培育，以“仁”与“爱”为情感基础；以“智”与“明”为理性方法；以“义”与“礼”为价值准则；以“学”与“行”为实践模式，这些皆为自尊心态的实现作铺垫，进而为当今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提供精神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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