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對世界文明的影響

張立文院長
各位來賓、各位朋友：
    本人今天有幸應邀出席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韓國高等教育財團主辦的“儒家思想在世界的傳播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有機會在這裡談談孔子思想對世界文明的影響，心中感到萬分高興！
    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文化是人類古文化中唯一從未中斷，延續至今的一種文化。它覆蓋面極廣，形成了幅員遼闊，人口繁密的泱泱大國。至明中葉以前，中國的經濟、科技、文教的發展水平都居世界前列，在不少方面推動了世界文明的發展。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不靠武力，不靠政府政治背景，仍能遠播海外，以偉大的人文精神 ─ 人道、仁道、和諧、中庸之道義圭臬，幅射到周邊國家，形成了廣大的儒教文化圈。這充分說明了孔子思想不僅對中華文明，而且對世界文明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西元一世紀，孔子文化南下越南，東渡日本。早在明朝初年，朝鮮就創設成均館於漢城，祭孔於文廟，促進了文化、科技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儒學對日本社會和文化影響很深，尤其在日本明治維新時代，突出王陽明的儒家精神、孔子思想，並與現代化相結合，造就了今天的日本，國強民富，社會安定，人民康樂長壽，國情國體充滿東方濃厚特色，弘揚傳統宗教與文化，不受外來的極左極右勢力衝擊與分化、分裂，及意識形態的困擾。二次世界大戰後，雖更換了十多位首相，但從未引進外來勢力打自己，所以人民團結愛國。這是最具代表性的利用儒家思想得出來的最佳成果。但最大的污點是日本曾侵略亞洲，造成亞洲大災難，還未能透徹認識孔子的「仁者愛人」的精神。
    儒學不僅在東方，而且在西方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孔子文化於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傳到歐洲，造成很大震動。四書五經被譯成多種文字，中國的文官制度成為部份西方國家的文官制度。由於儒學的傳入，向西方展示了一種與基督教文化完全不同的東方文明，這為十七、十八世紀崇尚理性的歐洲思想界所接受，並在法國產生了較大影響。孔子、儒家的思想啟發了啟蒙思想家，在思想啟蒙運動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法國百科全書派重要代表人物豪巴赫（P.H.D. Holbach）讚美中國是唯一把政治的根本與道德相結合的國家，主張以儒家道德來作為主導思想，認為聖人孔子的道德，其作用如同宗教一般，強調“歐洲政府非學中國不可”（《社會的體系》）。這表現出受中國儒家思想影響非常大。
    百科全書派的主角狄德羅（D. Diderot）盛讚中國文化，認為中華民族，其歷史的悠久，文化、藝術、智慧、政治、哲學的趣味，無不在所有民族之上。他撰寫的“中國”和“中國哲學”兩條收入《百科全書》。指出中國人比西方人更懂得善意和道德的哲學，《五經》是中國最初而最神聖的讀物。《四書》則為《五經》的注釋。認為孔子的學說以行為為主，不要暴力和迷信，強調以道德、理性治天下。讚美中國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和儒家的道德哲學。顯然，重理性的法國啟蒙思想家從中國儒學那裡得到了啟示。
    法國啟蒙運動的領袖和導師伏爾泰（F.M. Voltaire）極力讚揚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學說的真實價值，認為中國文化是《舊約》以前、《舊約》以外的文化，這種文化與基督教完全不同。宗教的迷誤和教會統治是人類理性的主要敵人，一切社會罪惡都源於宗教蒙昧主義。而中國的國君和朝廷的宗教從來未因為欺詐而名譽掃地，從來沒有為神職人員和皇朝之間的爭吵而產生過麻煩。他還說：“中國文人的宗教也是令人欽佩的。他們沒有任何迷信和荒謬的傳說，也沒有侮辱理性和曲解自然。”伏爾泰認為儒學是最好最合人類理性的哲學，並以中國為理想國，提倡以中國文化為標準，嚮往中國的理性道德，接受儒家的性善說，並受到了宋明理學的影響。伏爾泰等啟蒙思想家推崇孔子，讚揚中國文化，表明儒學對十八世紀的法國啟蒙運動產生了深刻影響，這也是儒學為世界文明的發展所作出的貢獻。
    此外，孔子、儒家思想對德國哲學、法國重農學派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德國著名哲學家萊布尼玆（G.W.V. Leibniz）說：“中國是一個大國，它在版圖上不次於文明的歐洲。在中國，在某種意義上，有一個極其令人讚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個哲學學說，或者有一個自然神論，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並認為儒學的“理”就是“上帝”或“天主”，進而主張宋儒之“理”與基督教之“神”完全相同。他積極提倡中國學術，主張中國文化與歐洲文化相互結合、溝通，歐洲應該接受中國的政治、倫理文化，中國則應吸取歐洲的理論科學。此外，用他發明的二進制數學原理來研究儒學《周易》六十四卦圖的數學配列順序，結果發現中國的“先天八卦”與其二元算術原理完全吻合，認為中國古代儒家所推崇的聖人伏羲幾千年前就己經運用二元算術的原理來安排六十四卦的順序了。由此表現出萊氏對中國儒家文化的崇拜。
    繼萊布尼玆之後，德國著名哲學家沃爾夫（C. Wolff）積極提倡和宣揚儒家思想。他用德語在大學講授孔子思想，其影響大於用拉丁文語著書的萊布尼玆。1721年，沃爾夫發表了一篇《中國的實踐哲學》的演說，論述儒教為中國的傳統精神，產生於孔子以前，而由孔子所發揚光大。他認為孔子哲學與基督教並不衝突，主張以儒家倫理來補充基督教所不及。由此積極宣揚儒家的理性主義哲學，認為祇有理性才是真正的道德原理。這是受到了中國儒家哲學的影響。
    黑格爾（Hegel）雖然對中國文化有許多曲解的地方，但也認為“歷史必須從中華帝國說起，因為根據史書記載，中國實在是最古老的國家，它的原則又具有那一種實體性，所以它既是最古的，同時又是最新的帝國。”黑格爾指出，孔子的道德著作就像所羅門的格言那種方式，雖然很好，但不是科學的（可能黑格爾漏讀了“致知在格物”）。也肯定了孔子的道德著作有“很好”的一面，並且黑格爾的哲學辯證法實是周易陰陽相剋，具有中國的因素。比如其《精神現象學》所用的精神辯證法與中國儒家經典《大學》的辯證法相吻合。《精神現象學》的階段行程確與《大學》的三綱領、八條目有暗合之處。
    德國著名哲學家費爾巴哈（L.A. Feuerbach）在《幸福論》裡指出中國的聖人孔子要求人們心地誠實地對待他人，如同對待自己一樣，他不離開人的理性之本性所賦予人的那種義務的道德規律，所以他不把自己不願別人向他做的事施加於別人。也就是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實是最平等、自由、人權、尊嚴之寫照。費爾巴哈認為，孔子的這個樸素的通俗道德原理是最好最真實的，也是最明顯最有說服力的。他吸取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思想，強調對己以合理的自我節制，平等、自由、人權對待人，並試圖把這種道德推廣到家庭、集團、社會、民族和國家中去。這體現了儒家倫理對費爾巴哈思想的深刻影響。     被稱為“歐洲的孔子”（The Confucius of Europe）的重農學派領袖魁奈（F. Quesnay）崇拜中國的重農政策，指出中國以農為本，其倫理學與政治學是同一個學問。並以中國為農業國的規範，認為孔子把農業視為一切財富的源泉，指出中國一般把農民放在工、商階層之上而予以重視，歎息歐洲國家尚不知農業的重要性。
    回顧以上文明發展的歷史和孔子學說對東、西方的影響，可以看出，儒學作為中國文化及東方文化的代表，其理論體系和思想內涵的精粹之處，自有超出地域和時代，為世界文明的發展所客觀需要的價值和成份，而值得今天的人類所吸取和發揚光大。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泰勒博士說：“如果人們思索一下孔子的思想對當今世界的意義，人們很快便會發現，人類社會的基本需要，在過去的二千五百多年裡，其變化之小是令人驚奇的。不管我們取得進步也好，或是缺少進步也好，當今一個昌盛、成功的社會，在很大程度上，仍立足於孔子所確立和闡述過的很多價值觀念。這些價值觀念是超越國界、超越時代的；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屬於過去，也會鑒照今天和未來。”把孔子思想的當代意義和未來價值作了非常中肯而恰當的闡述。
    展望儒學的未來發展，機會與挑戰並存，和平與發展仍是世界的兩大主題。在我們研究西方先進文化的同時，以孔子為代表的中華優秀文化也將進一步走向世界，並為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們所理解和接受。它將把人類帶入一個和平、穩定、進步、繁榮和文明的新時代。1982年，為了慶祝孔子誕辰2533年，美國各界人士於8月27日在舊金山公園舉行祭孔大典，由孔子七十七代孫孔德成主祭。美國總統里根在致祭孔子大典籌委會主任的信中說：“孔子高貴的行誼與偉大的倫理道德思想，不僅影響了他的國人，也影響了全人類。孔子學說世代相傳，提示全世界人類豐富的為人處世原則。”他認為孔子的行誼和倫理思想是高貴而偉大的，它對中國和人類、過去和當代都是具有重要價值的。美國加州州長宣布該州自8月23日至8月28日為“教師節”。美國的孔子信徒在美國建立了很多了孔子像，甚至旅遊聖地美麗的大峽谷亦有孔子山、孟子山。1984年，美國出版的《世界名人大辭典》、英國出版的《人民年鑒手冊》同樣把孔子列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
    1988年1月，在第一屆諾貝爾獎獲得者國際大會上，一批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巴黎開會結束時呼吁：“如果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顧二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由此可見孔子思想的當今價值已得到了西方最高榮譽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的認同。世界上有那麼多的思想家都稱讚孔子的偉大，全世界大部份人民都承認孔教是宗教，全世界人民都如此尊崇孔子，我真不明白，唯獨在孔子的故土，還有那麼多的文人政客辱駡孔子，孔教至今在祖國大陸還沒有恢復原有的宗教地位。這是一種極不正常的現象（按：聯合國共十三個宗教、孔教是其中之一）。
    在中國歷史上，凡是尊孔的時代，都是天下大治；凡是反孔或淡化孔子的時代，都是天下大亂，甚至人亡政息，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孔教受到挫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滿清時代。滿洲貴族入主中原，對孔教的精神原本就理解不多，他們也害怕漢族中的儒學大師帶領人民反清，於是強力推行文化專制，大興文字獄，殘殺儒學大師。在高壓之下，清朝的儒生就把精力集中於辭章與考據方面，淡化了義理。
    義理正是孔教的教義，是孔教的靈魂，儘管在清王朝時期，孔教仍處於國教的地位，但義理的喪失是孔教的內在精神失落了，這是孔教發展史上的一大挫折。
    因此，發展孔教孔學就必須上承程朱理學和王陽明心學，找回孔教的精神，重歸孔教義理。社會上有儒學、儒教、儒官、儒將、儒商、儒醫等各個類別的儒家，他們散佈在社會的各個階層，按照孔子儒家思想，在自己的崗位上敬業樂業，同時，又身體力行，共同把孔子儒家文化發揚光大。弘揚孔儒思想可以通過多種途徑：一是用儒學來推廣。但這種途徑局限在學校和科研機構，局限於少數專家學者及校園範圍內，而約占百分之九十的人民群眾看不懂四書五經，那麼國人就很難全面分享孔子儒家思想的精華。二是用儒教來推廣。這是一條更廣大的渠道，易於普及，易於推廣，使儒教大眾化﹑普及化，讓全民都可以分享孔儒的精華，從而提高人民大眾的人文素質，增強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容易達到國家統一的局面，及能將孔儒思想傳播到世界每一角落。三是由儒商來推廣。儒家文化的推廣需要借助強大的經濟力量﹐而儒商既有儒家道德風範﹐又有經濟實力﹐所以﹐我期望儒商成為弘揚孔儒思想的生力軍。四是由儒官來推廣。儒家文化的推廣需要借助強大的政權力量。儒官“為政以德”﹐具有強大的影響力﹐成為人民的道德榜樣﹐可以從精神文明建設的大局出發﹐調動政府的資源來支援孔儒思想的傳播。還有各行各業的儒家，在自已的崗位上忠實踐行儒教教義，以儒家的道德標準行事做人，造成全國尊孔弘儒的局面。如果形成這樣局面，中國的統一，誠信的提升就會很快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