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富民和教民是儒家民生思想的两个基本方面。儒家主张先富后教，先富民后富国，并提出了种种富民教民的具体措施，比如节用薄赋、使民以时、制民之产等。这些主张和措施对我国今天的改善民生进程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儒家民生思想 富民 教民 现代意义
儒家重民，儒学中有丰富的民本思想，这一点已成为学界共识。儒家的民本思想主要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民为本”，即肯定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根本地位和决定性作用，这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民贵君轻”(《孟子·尽心下》)、“民水君舟”(《荀子·哀公》)等说为证;二是“以民为本”，即要求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中重民、爱民、养民、富民①，这个层次的内容用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中的另一个概念来概括就是重视民生。
“民生”一词，最早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这里的“民”指的就是百姓，“民生”指的是百姓的生存、生计，只有勤劳才能物质富足，从而满足百姓的生存需要。此后，北宋程颢在他的《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中说过：“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河南程氏文集》卷五)除此之外，“民”与“生”的连用在儒家经典著作中并不常见，而随处可见的“养民”、“厚生”等说法则反映了儒家一以贯之的重视民生的立场。
儒家关于富民与教民的思想
儒家民生思想的主要内容可以说是由孔子所奠定的。孔子周游列国时，有一次在去卫国的路上，冉有为老师驾车。一路上，孔子看到沿途人烟稠密，说：“人口已经很多了!”冉有便问：“人口既然已经很多了，要进一步治理好国家该干什么呢?”孔子回答说：“富之。”冉有又问：“人民富起来以后，还要再做些什么呢?”孔子答：“教之。”(《论语·子路》)孔子把富民和教民作为国家治理中最基本的事项，追求的是百姓生活需要的满足和社会道德风尚的文明，也就是民生水平的提高。自此，重视富民教民的主张被后世的儒者传承下去，孟子一方面要求统治者“制民之产”，让老百姓能够治办足够的家产，另一方面提倡对子弟“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告诫为政者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荀子·大略》)儒家把“富之”和“教之”作为民生的两项基本内容，并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关于富民，儒家主要有以下主张：
节用薄赋。历代儒者都把节制用度看作是富民的基本措施之一。他们所讲的节用，主要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希望统治者奉行节约，从而减少人民的负担。孔子提出统治者应“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荀子也认为节用是人民富裕、国家富足的必要条件，“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丰，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荀子·富国》)。国家富足的根本在于统治者节制用度，使人民富裕起来，从而国家也会财用充足，如果统治者奢侈挥霍，则百姓贫穷，无法进行生产投入，导致产出减少，这时即使统治者想巧取豪夺也没有收获了。后世的政治家们也充分认识到节用的重要性。明代初年的名臣丘睿说：“所谓节之一言，诚万世人君制用丰财之要道也。节与不节是盖君德修否之验，府库盈虚之由，生民休戚之本，国家治乱之基。”(《大学衍义补·总论理财之道下》)他把是否节用看作关系到民众祸福和国家治乱的关键以及检验君主德行的标准。
使民以时。儒家不仅主张减少对百姓财富的征取，还倡导减少对百姓劳力的使用，因为劳力是从事生产的最基本要素，是民富的基本条件。孔子提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认为要根据时令、季节合理安排，在不误农时、不伤民的情况下派遣劳役。孟子提出要“无违农时”、“不夺其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上》)。只要不夺农时，让老百姓安心生产，就必然会物质富足，人民富裕，生活幸福，社会风气良好。荀子也认为“罕兴力役，无夺农时”是国富的基本条件，“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荀子·富国》)。
制民之产。在孟子看来，要想使社会稳定，人民幸福，必须让老百姓有足够高的物质生活水平，至少要让人民达到温饱水平。他说：“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也轻。”(《孟子·梁惠王上》)这里的“制”与“治”相通，是治办的意思，贤明的君主要让老百姓能够治办足够的家产，全家丰衣足食，这样才能使民心向善。人民如果没有一定的财富，不能达到温饱水平，就容易铤而走险，违法乱纪。他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梁惠王上》)。
儒家民生思想的现代意义
儒家的民生思想，是其民本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建设仍然有积极的意义。
在基本的价值取向上，儒家主张先富后教，先富民后富国，这仍是我国当今在改善民生过程中所遵循的基本原则。自孔子把“富之”放在“教之”之前，孟、荀等都是先言富后言教，他们都看到了应先满足民众的基本生存需求，然后才能讲礼仪道德。人必须先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然后才会去追求精神生活的满足，这一认识后在《管子》中被表达得最为明确：“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耻。”颜回居陋巷而不改其乐，“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只有少数人能做到身处穷困之中仍然保持高尚的道德。对于芸芸众生来说，吃饭穿衣仍是第一需要，因而，民生有不同的层次，民生问题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清醒的认识。从十三大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到十七大的“以改善民生为重点推进社会建设”，都是遵循先富后教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面临的主要民生问题是城乡居民的衣食之忧，因此丰衣足食是当时的主要目标。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居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如今良好的教育、稳定的就业、公正的收入分配、健全的社会保障、优美的生活环境、自由平等的发展空间等，日益成为城乡居民的普遍愿望，也成为改善民生的主要内容。所以，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作为社会建设的主要目标。
儒家求富，不只是追求国库的充实，更重视的是民众财用充足，他们把国富和民富作了区分，并认为，只有先民富而后才能真正实现国富，“百姓足，君孰不足”，“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如是则国富矣”(《荀子·富国》)。对于那种横征暴敛求国富以供自己挥霍享受，不顾百姓贫困饥饿的统治者，孟子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这典型地表现了儒家的民本主义立场，这一点与法家的重富国不同，法家奖励耕战，重罚轻赏，追求的是通过耕战来富国强兵，而不是民众生存需要的满足，“儒家通过富民来富国，法家通过亏民来强国”。②把民富看作国富的前提这一价值取向对于今天来说意味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只根据经济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几个指标来判断是否达到小康，而要看国家的富裕是否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生活实惠。
儒家提出富民的具体措施对今天的社会建设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节用薄赋、制民之产这些主张都是对已有的社会财富进行分配的方案，其主要目的是减少统治集团所拥有、所享受的社会财富份额，让更多的老百姓来分享，这也符合“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现代执政理念。当前，各种社会资源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分配不均的问题在我国比较严重，尤其是一部分弱势群体分享的社会财富太少。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针对这些问题，我国通过建立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和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等措施来协调利益分配关系，保证发展成果的普惠性，确保广大老百姓民生水平的提高。
使民以时的主张虽是封建社会劳役制度的产物，对今天来说已没有直接价值，但其背后反映的是重视劳动力在发展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对于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仍有积极的意义。民生水平的提高，发展生产是基础性的前提，要发展生产，就要维护好、保障好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不仅要保证劳动力的数量，而且要保证劳动力的质量，即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要通过优先发展教育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另一方面要通过建立完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来保障劳动者的健康水平，这些都是现代民生的重要方面。
(作者单位：衡阳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本文系衡阳市2009年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王船山的民生思想研究”，编号：2009C03)
注释
①周桂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6页。
②俞荣根：《儒言治世——儒学治国之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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