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经济思想，是其思想中的重要部分，两千多年来，已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时至今日，世界进步，科技发展，在新形势下，其经济思想是否还有积极意义？回答是肯定的。试从下列几方面进行分析：
强调经济基础，重视生产发展。经济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是上层建筑赖以生存的基础。经济的首要内容是社会生产。社会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对生产是否重视，是一个人经济思想的基点。孔子从来不是空谈家，他主张积极入世，认真务实，重视生产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春秋时期提高的尤其快，当政者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贪欲，不惜从劳动者身上一再榨取油水，只顾自己得利，不问生产如何，更不顾广大劳动者的死活。孔子却主张节约用度，爱护民力，在农忙时不得随意拉劳动者干活（“使民以时”)。他倡导“仁”的思想，更充分体现出对人的尊重与爱护。他把别人和自己一样看待。弟子樊迟向他问“仁”时，他直接回答“爱人”，就是爱护别人。例如当时社会上流行奴隶殉葬，孔子坚决反对。有人用泥捏成人的样子，烧成陶俑陪葬，孔子也不满意，他气愤地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认为即使捏成泥人殉葬，也是侵犯了人的尊严，也违背了“仁”的精神。
孔子主张减轻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抑制奢侈，减少浪费，也是有利于生产的措施。孔子早年到齐国，回答齐景公治国之术为“政在节财”，控诉“苛政猛于虎”，反对季孙氏聚敛等等，都体现出这一精神。
孔子重视经济基础的又一著名事例，就是他的“庶——富——教”三部曲。当他带着弟子周游列国初到卫国时，与弟子冉求的一番对话，提出人多了应让他们富起来，富起来以后再对他进行教育的主张。他认为人是进行生产的重要因素，不仅意味着消费，更意味着生产。有了人的劳动，就能生产出社会上的一切财富来，对人进行教育，这样上层建筑的内容，正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又一次，弟子子贡向孔子问如何从政时，孔子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段话旨在说明当权者应该取信于民，但他却把“食”放到“兵”之上，即把经济实力放到武装力量之上，又是很高明的见解。其后继者又发展为“粮为国之本，民以食为天”的理论，这些见解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尤为重要。
关心技术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孔子谈到古代文化时，认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他认为商朝继承夏朝而来，但却发展了夏朝。周朝继承商朝而来，但却发展了商朝。日后千百年发展中的事，也是可以知道的。这是一种发展的观点，社会前进的观点。“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更明确地体现出孔子面对着滔滔的流水，发出对它们昼夜不停、不断前进的慨叹。这种肯定社会进步的观点，自然也会承认社会生产不断进步、提高。当孔子谈到一些理想的器物时，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承认各个不同时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他批评一些古人说“羿善射，?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羿、?这样善于射箭和驾船的英雄们，凭着自己高超的本领与人作战，结果未得好死。禹、稷自己带头，勤劳耕作，却能够得到天下。可见孔子对社会生产的重视。
儒家宗师孔子本人重视实践，他说自己“少也贱，而多能鄙事”。他年轻时没有做官(古时做官为贵，不做官为贱)，所以干了一些贵族们不愿干的生产劳动之类的事。“吾不试，故艺”，自己因为没做官，所以学到许多技艺。别人称赞他“博学多能”，是说他会很多技艺。这些技艺包括“六艺”等许多实践的本领。孔子学习“六艺”，就是为了用于社会，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
要使生产不断提高，就应不停地提高技术。孔子主张“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是说干一行，就要干好一行。只有人人做好本职工作，社会才能发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说一个工匠要想干好自己的工作，他先要具备得心应手的工具。“善”和“利”都是相对发展的意思。孔子又说“有国有家者，尚技而贱末”，真正会治理国家的人，应该崇尚技艺，在末业(当时称不事生产的事业)方面不必过分看重，这也是肯定生产与重视生产技术的表现。
坚持义利结合，重大义轻小利。有人说孔子重义轻利，达到不讲利的程度，往往举出“子罕言利”为证。其实不对。孔子少言利，多言义。他重的大义大利，轻的是违反仁义道德标准的小利。在他的治国主张中，要求国君、大臣们讲礼、讲忠、讲大利，一切服从国家利益，而不要拘泥于私利、小利。如有人责备春秋初年的管仲，说他早年兵败后，为什么不随着自己的主人死去，反而事当年的政敌齐桓公，是不仁不义之举。孔子却不这么看。他说：管仲辅佐齐桓公，使齐国变得富强，成就了一代霸业，使中原人免遭苦难，建立起不朽功业，这和那些一辈子默默无闻、死到路边上的普通人来比，不知要好过多少倍。他要求弟子们干出治国安邦、利民富国的大事，不要像小人那样，整日为蝇头小利到处钻营，日夜劳神。他宁愿过那种“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的穷日子，也不要那种依靠不仁不义手段得到的富贵。
孔子是位思想家、政治活动家，他一生主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诚然对经济方面的论述较少，但并不等于他不重视经济。他自称“吾不试，故艺”，正说明早年没做官，把宝贵的时间用来学各种技艺，主要就是当时的“六艺”。其中的“数”，正是自然科学知识。且不谈孔子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数学教师，翻开《论语》看看，里面能发现涉及数字的有220处，约占全书总字数的1．5％，其中有整数、分数、虚数，分别用名词、代名词、副词、动词等体现。卫国人端木赐(子贡)是个商人，在当时统治者看不起商人的情况下，孔子却收他为弟子。《论语·尧曰》记孔子说起几项治国的内容时，第一项就是“谨权量”，即对那作为经济标准的衡器(权，即秤砣，这里指秤)、量(斗、升等量器)，都应规定下具体的标准，严格执行，以防止市场混乱。
最典型的例子要数孔子任中都宰时市场管理 “器不雕伪”的主张。他提倡生产产品时重质量，讲信誉，不能以次充好，不能以伪充真，这就是义中取利，对于那种相反做法的人进行惩处。有一个沈犹氏，为了多得利，夜里将浸满盐水的草喂羊：天明以后羊渴的很，拼命喝水，份量增加，便可多卖钱。孔子得知后，对他予以惩处。贯彻了重正当义、反非法得利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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