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慈善思想的当代启示

　　当前，发展当代有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从中华民族认同的伦理观念入手，挖掘和汲取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精华，启迪人们的慈心善念，培养人们的慈善意识，形成当代有中国特色的慈善理论，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这方面，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慈善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对发展当代慈善事业启发良多。
　　其一，儒家文化慈善思想源远流长。孔子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儒家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思想的精髓。儒家文化慈善思想它萌芽于“三王”、“三代”时期，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确立于汉代，成熟于唐宋，繁盛于明清。孔子的“仁”，孟子的“仁政”，汉代董仲舒的“恻怛爱人”，北宋张载的“民胞吾与”，南宋朱熹的“理一分殊”等儒家文化慈善思想，一直是世代中国人奉行社会公益事业的圭臬。儒家文化慈善思想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呈现出显著的特征。其二，儒家文化慈善思想的内核是“仁”，是人们慈善行为的基础。“仁”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儒家一方面把“爱亲”规定为“仁”的本始,同时又把“仁”规定为“爱人”。由“爱亲”而推至“爱人”、“爱物”、“泛爱众”。这样,“仁”作为普遍的伦理原则,体现为一种含有多层次的“爱”的道德要求。以“仁爱”为中心向外拓展开来，以民为本、仁民爱物、兼善天下，构筑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其三，儒家的“仁爱”和“仁政”思想为人们的慈善行为搭建了两个平台。一个是个人平台。为人者躬践仁爱，忠孝诚信，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随时随地施行慈善。一个是政府平台。为政者力行仁政，救危扶困，解救百姓疾苦，调动更多的资源用于慈善事业。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官都要“仁爱”。其四，儒家的“性善论”为慈善行为提供了理论前提。我国古代社会的慈善事业之所以会产生和发展，与儒家“性善”文化的浸润有极大的关系。其五，儒家的“不忍人之心”为人们的慈善行为注入了心理基石。“不忍人之心”即恻隐之心、同情之心，这是引发人们扶危济困、救助弱者等行善举动的心理动因。
　　总之，儒家文化慈善思想不仅内涵十分丰富，而且体系完整。其仁爱、仁政、民本、性善、恻隐之心等学说，为发展社会慈善事业提供了理论根据。挖掘儒家文化慈善思想价值，寻找建设慈善文化的生存智慧和动力资源，对推动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儒家文化慈善思想有利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的理论体系。如何利用再分配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分配不公、贫富距离拉大的问题，是今日中国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通过慈善事业进行再次分配，是处理社会发展中的效果和公平有效手段。在公平的社会里，慈善事业是协调社会贫富差距和维持和谐发展的内在稳定器。孔子的思想不无具有启示性。孔子主张均财富，反对贫富悬殊，提出了均平思想。他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这里，孔子提出了当政者施行慈善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理论，用“均”的思想和办法解决贫富矛盾，用“和”的办法凝聚人心，用“安”的办法维护社会安定。
　　儒家文化慈善思想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发展模式的建立。孟子所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也就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尽心上》）的“絜矩”之道。儒家文化慈善思想认为：君子对于天地万物，爱惜它们却并不是施以仁德；对于天下百姓，施以仁德，但谈不上亲爱。君子由亲爱亲人开始进而仁爱天下百姓，由仁爱百姓开始进而爱惜天地万物。这一思想不仅是对各级官员的要求，也是对各级政府的要求。目前，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事业虽然有较大发展，但仍然不能满足保障人民高质量生活的需要，仍然需要慈善事业配合和补充。社会保障制度（第二次分配）和慈善事业（第三次分配）作为收入分配的手段，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合理有效的配置，都是维护一种平等有序的社会秩序。不同的是，社会保障事业和慈善事业一个是常态的普遍的制度下的人民生活的保障，一个则是非正常的突发性的特殊情况下的人民生活的保障，一个是国家依法对社会成员给予基本生活保障的制度，一个是志愿性的公益事业，慈善是对社会保障的有益补充，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在保障人民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儒家文化慈善思想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责任意识的养成。《论语》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这里孔子强调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是说：自己想要有所成就，也要帮助他人有所成就，自己想要通晓事理，也要帮助他人通晓事理。一个有仁德的人，应该关注他人的价值，关心他人的生存与发展，与他人一起实现人生价值，共同生存发展。孔子思想所体现的个人道德修为和社会责任意识应该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责任意识。我们一定要把这种儒家文化慈善思想所体现出来的现代价值运用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发展中去，教育、培养和增强全社会的慈善责任意识。
　　儒家文化慈善思想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社会风尚的形成。《论语》载：“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孔子认为，君子的德行就像风，百姓的德行就像草，风吹在草上，草就会跟着风向倒伏。这里君子主要指社会各级管理者，要求君子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够秉承圣贤的教诲，只要按照道义做人行事，其所到之处能润泽、教化一方，使人们崇尚道义，形成社会风气。这种善于教化和感化，正是仁人君子的德风。这“德风”“德草”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上层的道德对百姓和社会风气的重要引领作用。在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上，我们要注重发挥各级政府和官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引导社会风气，引发全民参与的慈善热潮，形成世代风尚。积极宣传为慈善事业作出贡献的个人和民间组织，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普及慈善教育，传播慈善文化，弘扬慈善精神，增强公众慈善意识，扩大慈善事业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具体而言，要在丰富慈善文化宣传载体和创新慈善文化宣传活动上下功夫。在慈善文化传播上，不仅要充分发挥传统主流媒体的作用，更要重视发挥新媒体的互动传播效应。互联网是深化慈善文化传播的新兴方式，它与报纸、广播、电视互动，实现了文字、图片、声音图像的有机结合，备受年轻人的喜爱，不可阻挡地向各年龄群渗透。在推广慈善文化的活动上，要立足现代，将主流文化中的时尚元素融入慈善，让慈善文化进入流行文化，成为人们乐见的现代时尚的生活方式。现代慈善应该以宽广的胸襟接纳、包容和支持青年人和财富名人的慈善晚宴、慈善拍卖、慈善秀等等，让社会的各类人群都能找到自己喜欢和熟悉的慈善活动方式。可以通过评选“慈善之星”、“慈善大使”、“慈善人物”等方式，举办“慈善活动周”、“慈善音乐会”、“慈善书画展拍”等活动，倡导慈心义举，营造慈善氛围。
　　儒家文化慈善思想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公信力的发展。信，是儒家道德伦理准则之一。孔子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信是人立身处世的根本。诚信是公民道德的一个基本规范，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就要把“信”作为立足和前进的根本，以诚信来要求各级慈善机构和慈善组织，提高慈善的诚信度和公信力。慈善组织因为涉及到慈善家的捐款，诚信问题更是重要，没有强大的公信力，慈善事业的发展势必会受到不良影响。近年来，慈善事业的信任度屡遭质疑，尤其是“郭美美事件”后，提高民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感，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比慈善立法更能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因为慈善家的慈善行为追求的是精神满足，这一特点使慈善行为极易受到对慈善组织主观印象的影响，慈善组织内部的廉洁与否，慈善组织成员的社会声誉怎样，会极大地影响慈善家的精神满足程度，从而极大地影响慈善行为。所以，应当努力加强慈善机构的内部约束，接受社会监督，提高善款使用的透明度，树立慈善机构的良好形象。同时应减少慈善家寻找捐献的成本和监督成本。只有立足于公众的财富观和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才能促使慈善事业快速发展。
　　儒家文化慈善思想有利于以人为本救助理念的形成。殷周时期，周公等政治家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到了孔子，更为明显地提出统治者重民、惠民、富民、宽民等理念。如有一次马厩失火，孔子退朝后只问伤人了没有，而没有问马。马在古代社会的作用极为重要，但孔子“只问人不问马”，更深刻的体现出孔子的人本主义理念。孟子提出的“仁政王道”是民本主义的具体体现，在孟子看来，“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在儒家看来，慈善的最高境界是给人尊严。《礼记·檀弓下》曾记载“嗟来之食”的故事，黔敖向行路之人施舍食物，向饥饿的路人说“嗟！来食。”不注意尊重受施舍人的尊严，而导致受施舍者宁愿饿死也不受辱。曾子评说，若黔敖给被施舍者以尊严，被施舍者就可以以感谢的心态接受食物，但，黔敖没有给被施舍者以尊严导致被施舍人饿死。这里显然在告诫人们，施行救助时应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给被救助者以尊严，不要给被救助者造成心理伤害。当前，在社会善举中不乏“高调慈善”、“暴力慈善”，严重伤害了受助者的人格尊严，也给慈善带来很大争议。因此，儒家文化慈善思想对慈善救助的方式方法很有借鉴意义。在慈善救助过程中，我们更应想到公民之间的平等、理解和互相尊重，注意对受赠人隐私的保护。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营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时代已经来临。弘扬儒家文化慈善思想，挖掘其当代价值，必将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作者单位：济宁市民政局、孔子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