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581年—907年），儒、佛、道三教并进，是中国意识形态领域蒸蒸日上的阶段。儒有陆德明《经典释文》、孔颖达《五经正义》为代表，佛自隋即有《大藏经》行世，道有唐开元年间的《道藏》。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由“儒、释、道”三教之争而走向三教融合。
第一 南北经学
581年，隋结束两晋末年以来280多年的分裂局面，复归一统。隋前史称南北朝时期，南朝为宋、齐、梁、陈，时间跨度是420年—589年；北朝为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时间跨度是386年—581年，此间的南北经学，各具特色，“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北史•儒林传》），“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世说新语•文学》），南北文化差异在经学研究中均有映衬。
南朝经学简称“南学”，袭魏晋学风，采玄老众学，不拘家法，随意发挥。宋元嘉十五年，立“儒、玄、史、文”四学，儒学以雷次宗（386年—448年，南昌人），“说礼谨严，引证详实，有汉石渠、虎观遗风，此则后世所不逮也”（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分立时代》）。梁武帝时，开设五馆，建立国学，立《五经》博士，怀经负笈者立会京师。南学受佛教影响，把讲经记录编为“讲疏”、“义疏”，成为“汉学重名物训诂”和“宋学重义理发挥”的中介过渡。
北朝经学简称“北学”，袭东汉经学遗风，以章句训诂为主，宣传普及儒家经典，却了无新义，缺乏创新。北学代表人物以徐遵明(475年-529年，华阴人)为主，魏、齐之际名儒如李业兴、李铉、熊安生、马敬德等，皆出自徐遵明之门。
第二 经学统一
在隋唐两代，儒学成为实行政治、社会、文化控制的重要手段，“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旧唐书•儒学上》）。尤其是科举，作为分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始于隋而确立于唐。科举的核心在于自由投考和一切以考试为准的原则。考试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基础，主要包括经义、杂文和策论，要求考生熟读经典，通晓时务。由此便将儒学经典和获得权力的结合直接化、紧密化。
针对经典解释多样化的状况，必须对经义作统一的解释。“太宗又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旧唐书•儒学上》）。
唐初经学统一的历史使命责无旁贷地压在颜、孔二人。
颜师古，其先琅琊（今山东临沂）人，祖之推，父思鲁，后居关中万年（今陕西临潼）。师古等传家学，尤精诂训，“所有奇书难字，众所共惑者，随疑剖析，曲尽其源”（《旧唐书•颜师古传》）。刊正《五经》文字，是经学统一的第一步，是东汉蔡邕等刊刻《熹平石经》后的又一项基本工作，这就为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奠定了文字基础。”
孔颖达，字仲远，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人，是唐王李世民智囊团中的重要人物，18学士之一。总揽撰成《五经正义》，并分别为各《正义》作序。唐太宗诏曰：“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旧唐书•孔颖达传》），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旧唐书》），《五经正义》被确定为官方标准注解。
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纷争之后，经学实现了新的统一。“唐太宗令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颜师古定《五经定本》，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有同样重大的意义。”（范文澜《中国通史•唐五代的文化概况》）
第三 儒学重兴
中唐时期，以韩愈为代表，李翱、柳宗元、刘禹锡、郑覃等人促进了儒学的重新兴起。
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三岁而孤，刻苦学儒，尽通《六经》、百家学。官至吏部侍郎，因祖居河北昌黎，世称“昌黎先生”。韩愈发起古文运动，提倡“文以载道”，“深探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言”，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著作收入《韩昌黎集》，代表作有《原道》、《原性》、《原人》、《原鬼》、《谏迎佛骨表》等。
韩愈作为思想家的贡献一是道统说。韩愈仿照佛教传法世系的祖统说，建立了儒家道统。在《原人》篇中，他把最高范畴“道”分为天道、地道、人道，是为道统论的总纲，又在《原道》、《原性》、《原鬼》、《原毁》等篇中，阐发“人道”。“道”在他的道统论中成为以道德法则为中心的客体精神，其具体内涵为“仁”与“义”。
孟轲之后传何人？“轲之孔，不得其传焉”(《原道》)，“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孔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
二是性情说。他认为，人性先天分为三个品极：上、中、下，其标准在于五种道德“仁、义、礼、智、信”的含量。与此密切相关，“情”也分为三个品级：上、中、下，其标准则是“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合乎“中道”的程度。动而处其中者为上，有所过或有所不及者为中，甚过、直情者为下。
三是圣人史观。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全是圣人安排造就的。“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原道》)，人改造自然，反使自然“悴然”、“残败”，因此他反对任何改革行为。
四是“文以载道”。他力主古文，提倡宗经明道，弘扬儒家思想。被后人苏轼评价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的古文运动，掀起一场文学复兴浪潮，韩愈也因此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成为中唐儒学重兴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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